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大概不会认为，相信命运是一种好素养。另一方面，读过几本哲学书的人，很可能以大谈必然性为深刻。但命运与必然性，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吗？你能断然反对，必然正是注定的命运？那么，对于哲学家教导我们的必然性，应当相信还是不相信？
说什么“我真是命中注定”，再没有比这更气短的了。而“我就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那才是有志者应有的气概。
究竟是“命中注定”，还是“主宰命运”？如果是前者，那么我的意志完全不起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么是我的意志在决定命运。意志与命运，可是一场终生较量啊！
我早年对科学有巨大兴趣，未经请示命运，意志就自作主张，决定投身科学。一开始我对于专业并无定见，随兴之所至，游荡于百科园地，纵情地欣赏各种科技异闻。我的小本本上，漫无次序地记录着种种科学见闻。那个小本子几乎跟随了我半辈子。如果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前，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博物学家。但我偏偏是活在20世纪，而且出生在一个并不看重科学、甚至不鼓励读书的年代，我的意志还扭得过“天下大势”吗？这样，我与科学的缘分就薄如蝉翼，还没有真正结缘就分手了，此后不再相逢。此乃时乎？命乎？
稍长之后，我又一次自作主张，对社会问题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兴趣。那时天下大乱，六合纷扰；天纵之才与不逞之徒，同流合伍，鱼龙混杂。那时我游走于大街小巷、市井闾里，收集、阅读各种民间出版物，了解各种民间思潮，试图综合各家之言，一判天下大势。
天下走向，从来都是最隐秘的天机，岂一介凡人所易窥探？我那时的爱好，实在是一开始就不合时宜，完全是误置心性。岂止是我个人误置，实在是整整一代人的误置啊。那一代人就几乎白白地抛掷了十年光阴，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而且受尽种种磨难。最终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教训：什么都不妨一试，但唯独不能碰你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如此折腾过之后，就到了孔夫子规定的而立之年，应当有所立了。我依然置命运于不顾，独自决定矢志文史，这正是历代读书人的心愿与归宿，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的安身之地？尽管该领域非我所长，还是意气风发，欣然上路，一切艰难困苦，在所不避。
从此，我就收起了那些陪伴多年的科技书籍，搬出《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文史通义》……。今天，这些古董，恐怕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而我却偏偏异众人之趣，陷入故纸堆中，日诵夜读，乐此不疲。这可是一种好消遣？那是真正的人间修炼啊，实实在在地让你身心俱瘁。试图与古人为伍，但又全无古人的才力、际遇与情怀，岂不误置年华？我最终还是与古人无缘，依然将那颗凡心留在当代的滚滚红尘中。
众人都说痴，我却独云乐。
与命运搏斗了大半辈子，虽然最终一无所成，却似乎至今无悔。至少，这段经历让我对命运之神有更真切的体认。
命运似乎是这样一种东西：你如果不在意它的专横与无情，愿意与它和谐相处，那么它也许给你露出温和的一面，让你纵意人生，随遇而安，其中或许不失平淡中的快意。如果你决意与命运搏斗，那么你就真正成了命运的俘虏。命运不仅主宰了你的人生片段，也主宰了你的整个一生。实际上，你向命运挑战的指向、角度与方式，就已经由命运预定了！除了命运从头至尾的安排之外，真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属于你个人、属于你的独立选择。你的意志坚韧如钢吗？或许是，但它也是命运塑造的。
实在是命中注定啊！
历史如同个人一样也有其命运吗？历史当然有自己的命运，而且它强大无比！
个人以其意志与命运较量；那么历史以什么来与其命运较量呢？历史的参与者有其集体意志吗？如何界定与观察集体意志呢？这或许是一个有点虚幻的问题，且搁置一旁。似乎多少可捉摸的问题是：伟大人物的意志如何与历史命运较量？他能支配历史的命运吗？
伟大领袖的意志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人类历史上，大概难找到另一个人与之比肩了。他亲自主导了数十个——有人精确统计出是55个——运动，亲手点燃了燎原大火，直燃遍神州大地。无论三皇五帝，还是秦皇汉武，可曾有过这种气概？领袖的目标只有一个：改造天下。更具体点，就是改造人性！这个目标不算小，那可是人心再造啊！无论是文王周公、孔孟荀卿、张周程朱、曾李康梁，可曾有过这种抱负？最先要改造的，是张东荪、梁漱溟、潘光旦等名满天下的学人的心性。接着要改造的，是500万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要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最后要改造的，是除领袖本人之外的全体炎黄子孙，让每个人“斗私批修”，然后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种抱负，就让西方的上帝与耶稣都甘拜下风了。西方圣人只承认人有“原罪”，仅要求“忏悔”而已，并不要求在现世改心换肺。领袖是真正前无古人，与历史的命运搏斗了整整一生，直至让山河哭泣、神州陆沉。其结果如何，今天已众所周知了。他恰恰收获了相反的东西：七斗八斗之后，人心不是离善更近，而是离恶更近了。
离我们更近的总设计师，其抱负就比领袖差远了：他不仅不指望改造人心，而且干脆承认，每人都可保留其利己之心；他恰恰要利用这种利己心来振兴国家。对于建国目标，他也非常实际：建国50年之际实现翻两番；10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邓的目标完全可以达到，或者还可能超前。就此而言，邓似乎真的创造了历史；至少，历史命运并未完全违背他的意志。
但是，人们可能忽略了邓的意志的另一方面：他希望仅仅通过经济现代化，来跟上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目标是否或能否实现，今天应当可以看清楚了。此处只点出一个事实，它会让邓公在九泉之下灵魂难安：今天，几乎所有人的物质生活，都达到了40年前根本不曾梦想到的水平，而较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则完全可以说升入天堂了。但如果邓公重返人间，他收获不了太多鲜花与掌声，更可能听到不少抱怨甚至咒骂。邓多半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正如他根本没有预见到今天的世道人心一样。
这就是历史的命运，强大如邓小平，也无法凭一己之意志，左右或改变历史之命运。至于小人物，或者意志不够坚韧的其他大人物，就更不必说了。
历史命运，就如同那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它裹挟着所能卷走的一切，滔滔而下，直奔大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或者如同那热带飓风，所经之地，席卷一切，让无数花草虫鱼随风飘荡。在历史命运面前，个人意志的活动空间很小，除非它完全顺应历史的命运。而命运是一种完全未知又不可预测的东西，你如何去顺从它呢？
对于被称为历史命运的东西，当它坚如磐石、不可抗拒的时候，我们视其为必然性；当其诡秘莫测、变幻无常时，我们可能更相信它受制于偶然性。
中美之间70年的对峙是必然的吗？1949年时，美国政府已在一公开文件中抛弃了蒋介石，撤走了台湾海峡的军舰，其外交代表随时可能来到北京，而蒋介石则已在为最后的时刻作准备。但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的南侵改变了这一切，而金的计划本来是完全可能被斯大林或毛泽东阻住的。斯大林颇看重战后与美国和平相处，并无开战的热情；即使被金日成硬磨软泡多时，也久久犹豫不决。如果斯大林有一根神经始终不通，就没有朝鲜战争，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中美交恶。倘如此，中美互相视为头号敌人，就没什么理由了。
1960年，让数千万农民沦为饿殍的大饥荒是必然的吗？如果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1959年夏天因军务在身而没上庐山；或者彭在庐山上忙于应酬而无暇写那一封改变了历史的信；或者毛当时心情特佳，并不以那封信为忤，大度地放过彭德怀……，就不会有庐山上整整一个月的反右倾——毛本来是打算借这次会议降温的。而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后来整整一年的遍及全国的极左恶浪，将本来已十分荒唐的大跃进推向极端，而在彭德怀之后更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要不饿死人就不可能了。
1978年底走上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必然的吗？如果在1977年叶剑英不愿或不能说服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接受邓小平复出；或者华国锋没有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中宣部、中组部的关键职务，这样就不会有震动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会有一大批老干部复出；如果没有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扭转方向的讲话，就没有真正开始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是这样，虽然不能说就不再有后来的改革，但改革的时机、力度、掌舵者就可能大不相同；或许今天的中国将是另一番景象。
美国大选刚一落幕，聪明的理论家立刻就出来发表评论，似乎特朗普的当选乃美国社会种种变化之必然结果。实际上，特朗普与希拉里胜选的可能性几乎平分秋色，只是一些极偶然的因素使天平倾斜了一丁点。例如，如果不是投票前几天，FBI突然宣称要重查希拉里的邮件门，很可能今天坐在白宫的就是希拉里了。
被后人视为必然的那些事，所经历的道路是由多少十分偶然的小事件铺成的啊。倘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件，能肯定那“必然之事”还是必然的吗？
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说到它的命运，非仅人与历史而已。例如花草虫鱼、江河湖海、日月星辰等等。而且，所有这些事物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命运，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你能说，一部“长江史”不十分丰富多彩吗？
任何事物的“一生”，即它自始至终的全过程，在它可能占据的诸多轨道中，恰好占据了一条轨道。如果这条轨道是唯一可能的，就认为那是它的必由之路，或者命中注定；如果这条轨道不过是多种可能轨道中的一条，而又没有充分理由说明它一定要走这一条，那么这条轨道就是偶然的。可见，必然与偶然的划分，取决于可能轨道的多寡。例如，20世纪初的中国，帝制、君主立宪与共和，都是可能的轨道；如果有充分理由说明，维持帝制与君主立宪都不可能，那么共和就是必然的结局；否则，共和制不过是一种偶然而已。
如果某个事物是一个绝对的孤立事件，人们就无从判定，它是否有多种可能的发展轨道，因而在谈及它的发展道路时，无论作必然判断还是偶然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且未曾存在过君主制国家，那么，在晚清谈论中国过渡到君主立宪或共和制的可能性，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涉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总是对可重复事物，而不是对孤立事物而言的。
只有对可能重复出现的事物，才谈得上必然性与偶然性。多种可能之中的每一种都是偶然的；唯一的可能才是必然的。
那么，命运是什么呢？命运无非就是事物的待定轨道。如果事物是绝对孤立的，关于它的未来轨道并无悬念可言，谈及其命运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事物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的轨道，那么关于未来轨道的悬念就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可能性的范围愈广，对未来轨道的悬念的不确定性就愈大，该事物的命运就愈难预测。这就得出结论：
只有可能重复出现的事物，其命运才值得关注；该事物可能的轨道愈多，其命运就愈具有不确定性，愈难预测。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任何人都可看作个体的重复出现，任何人的经历都可看作每个人的可能轨道。因此，每个人都有数量巨大的可能轨道，这就使个人的命运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对于个人命运才勾起那样丰富的想象与无尽的慨叹。如果社会足够简单，例如，某个封闭的山村社会，其中的居民可能的轨道甚少，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太多悬念，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就不那么想入非非。山民大多纯朴天真，是很自然的。
类似地，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可看作其他类似国家的可能轨道。于是，每个国家的命运都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或者也可以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是相当不确定的，因而使忧国忧民之士，不免生出无限的忧伤与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