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一对始终纠缠着人类的古老幽灵，那么理想与现实就是合适的选项。即使是冷若冰霜的人，也难免心怀理想、激动不已的时候；即使是最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也不能不关注承载自己双足的现实土地。理想与现实，看来是永远无法分开了；但在很多时候，你又会看到它们似乎更像一对互相排斥的对头冤家。
理想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主要关注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我们从孩提时候起，所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心怀远大理想。只是，教导我们的师长，几乎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理想塞给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那就该是我们的理想了。而这些被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塑造过的、已经标准化的理想，如共产主义之类，因为过于宏大，很难作为一种可亲近的东西，被接纳到普通人的头脑中。
但是，我们仍然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五花八门，不拘一格，愈在早年，理想愈多。其中许多理想，在今天看来不仅谈不上什么吸引力，甚至荒诞之至。但那是我们曾经的拥有，没有什么羞于提及的。
成为一名无所不能的武士，无论如何最没有现实性，但它恰恰成了我最早的人生理想。因为我在早年廋弱而胆怯，在多半比我年长、身高力大的同学面前自卑至极，希望获得超人本事是很自然的。在那时看来，威风凛凛的武士，无疑就是人生的极致了。
在今天看来，“成为科学家”这样的理想似乎俗不可耐。那是因为，它被鼓动与推荐得太多；如同商品一样，凡被刺耳的广告反复推销的东西，必定会失去任何吸引力。同时也是因为，今天的城市少年，几乎不费力就有机会看到成打的科学家，即使是大名如雷贯耳的人，也不再有特别的光彩。但在我的早年，科学家还是圣人般的人物，抱有成为科学家的理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其他许多同龄人的想法。那时，我学业尚佳，颇被师友看好，当科学家的理想似乎不无现实性。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时走这条路毫无现实性可言。
大概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将受难作为自己的理想，但正是受难具有最大的现实性。那时整个国家都在受难，个人的受难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今天想来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受难之后，居然还有理想！只是此时我不再那么想入非非，只剩下一个平实的愿望：在一个符合自己兴趣的职业上，自由、安全地度此一生。这种理想平常之至，唯其如此，它就有了较大的现实性。
这类纯属个人的人生理想，无论它如何光芒四射，都只涉及个人的命运。群体中的个人，对于整个群体的命运通常也不乏想象与愿望，这就进入了社会理想的领域。期待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曾经且依然是几代人的社会理想。
现在不妨概括一下，理想于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
理想无非是一种范型化的愿望，它来自对于更新现实的想象。
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首先体现于对“更新”现实的期待。已呈现于眼前的现实不值得理想，凡进入理想的东西必定是未实现的，而且恰恰是你深感欠缺的。因此不妨说：
理想来自于现实的欠缺。
因为我无力无助，所以理想成为武士；因为我浅陋卑微，所以理想成为科学家；因为我失意受难，所以理想自由安全；因为深感今日社会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巨大差距，所以理想文明的进步，不满足于衣食之谋；如此等等。如果在所有方面，我都踌躇满志、心想事成，我还去理想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总是挣脱了现实的。
挣脱现实，想入非非，天马行空，这不就进入了幻想之境吗？或者说，理想不就是幻想吗？我不想刻意给理想套上光环，说什么“理想绝对不是幻想”！毋宁说，理想与幻想并没有什么严格区别。如果一定要强调二者的区别，那么可以说，至少在我看来，我的理想有其现实性；至于对明知没有现实性的东西，我也愿意沉浸在幻想中，让其快意于心，但并不将其当作理想。例如，我理想成为设计师，乃是我心中认为这有现实性，尽管实际上也许没有现实性。我明知人不可能飞起来，但还是不去阻止自己浸入幻想，享受那番天马行空的乐趣，尽管我并不真正以飞起来作为理想。
孙中山在规划中国未来的铁路线时，在设计草图上毫不犹豫地将铁路线画到了西藏高原。诸如此类的大胆想象，使他被一些人称为幻想家，被另一些好心人称之为理想主义者，或许都有道理。但孙中山以在西藏修建铁路为理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并非基于今天西藏通了铁路这一事实，而是基于孙中山确信这将成为事实的信念。
同样的理由，以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因为持此理想者，确信实现共产主义有其现实性，无论这种现实性是否经过论证或者具有实证。但断然宣布一部分人的理想就是所有人的理想，并惩处那些不以此为理想的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就不能不强调，决定以什么作为理想——包括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纯属个人的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理想应当私有而不是国有！
摒弃理想的现实
或许人类是世间唯一有理想的动物。强调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突出理想的精神性。理想无疑具有精神力量，有时甚至表现出惊天动地的力量。对此，只要看看一些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例如基督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影响及于全人类的作为就清楚了。
但据此就认为，理想有改变现实的不可阻挡的力量，那就言过其实了。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在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之间，最强有力的终究是现实。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个人人生理想的无力，个人理想之难于实现，大概是多数人的真实体验，不必多说。此处主要关注社会理想，尤其是大量人共同拥有的那种社会理想，它能改变现实吗？
回答是：能，但要全局地、永久地改变现实，却未必能！
人类有一种特别沮丧的感情，叫做幻灭。从字面上看，幻灭者，幻想破灭之感也。但实际上，幻灭恰恰是指理想破灭而言。幻想本来就不必具有现实性，当然不致存在因“幻想破灭”而沮丧的问题。理想破灭后的那种沮丧 那才是真的要命啊。
使人幻灭的并非是理想未能实现，倘如此尚可继续奋斗；而多半是理想实现——准确地说是理想看起来实现——之后，现实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更糟，那就真的无望了。正是那些幻灭的人能够告诉你，即使是最伟大的理想，也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
古今中外都不乏因幻灭而萎谢的人。曾以激情满怀的《海鸥》激励革命者的高尔基，在1917年之后，发现新制度完全不是他所预期的。尽管被供在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祭坛上，除了说些官方恰好需要的套话之外，再没有机会与激情参与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撕心裂肺的幻灭，没有躲过来访的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眼睛。
那个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屈服于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伤残痛苦，却无法承受幻灭的打击：他临终前不幸发现，一代人出生入死创建的新社会，竟然完全不是当初所期望的。
写了名著《毁灭》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作协书记位子上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点。但斯大林死后逐渐曝光的30年代的政治黑暗，终于击碎了他的旧梦：理想中的新制度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无法承受这种幻灭，选择自杀已无需更多的理由。
几乎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文革前后的中国，正是幻灭击倒了一大批良知尚存的老革命者，如范长江、谢韬、李昌、李普、何方等等。他们不免仰天长啸：当年舍生忘死奔赴延安，奋力争取的那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呢？
多少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早期共产主义者绝不排斥自由、平等、民主这样一些人类的共同理想，实际上这些正是他们首先追求的目标。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者，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中看到了什么呢？
当他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严禁“妄议”、评论担任公职者会受到严厉惩处时，他们能够相信，那个已被他们翻转的不自由社会，真的已经消失了吗？
当他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仍然是“谁谁在谁谁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时，他们能够相信，那个他们一生奋斗誓将其扫荡的专制制度，真的已经远去了吗？
当他们看到争得来的新社会依然是等级森严、“爸爸是李刚”就高人一等、一个京城户口胜过高考的高分时，他们能够相信，那个他们痛恨的不平等制度，真的已经进入历史？
当他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还是贪腐横行、污秽遍地时，他们能够相信，那些他们发誓要彻底扫除的腐败现象，真的已经成为过去吗？
在上述每种情况下，那些不幸的理想主义者，经历了毕生的奋斗之后，那些他们曾经不堪忍受的丑恶现实，似乎已经完全翻转了、更新了、旧貌换新颜了。但他们最终发现的，却是一个外表光鲜。内容依旧的货色，是谁欺骗了他们吗？或者事物本身的逻辑就是如此吗？是现实并没有真正改变，还是丑陋的现实摈弃了美好的理想，或是强大的现实战胜了虚弱的理想，或是虚饰的理想掩盖了其陈旧本质？这会引发人们的长久思考。
在理想与现实的二元格斗中，两者已经互有胜负了。但我们还是要说，理想终究不敌现实。因此结论只能是：
唯有现实才是老大，是它在支配并且规划当今世界！
且不说在现实面前理想的力量如何，从根本上说，理想本身就是现实的产物！如同盛开的百花不过是土壤的杰作，理想之花也不过是现实土壤中迸发出的生命力。
不妨检视一下古今中外的种种理想，其中哪一个的元素不已经蕴含于现实之中？古代人的大同理想从来没有被详细描绘过，以致给康有为留下了充分想象的余地。但无论是古代儒家学者还是康有为，都没有激活无源之水的本事，他们构思理想时，只能从现实中选用素材。最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为什么实质上恰恰是一个地道的农业社会？
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无疑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了，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也不是西方观念的拷贝，该是真正的独创吗？只要看看其中考试院的设计，你就能看出中国官场考绩传统的痕迹了。
包含于人民公社远景蓝图中的理想，是更高级的设计吗？毛自己就透露了其中的玄机：原来是从三国时代张鲁的“五斗米道”得到的启发！凭空想象不可能啊。
如果社会只是一栋房子，自然不难完全凭工程蓝图建造。问题是社会要比房子复杂千百倍，而空想家们总是希望，像建房子一样按图施工来建设一个新社会。然而，终究克服不了历史的顽强惰性，致使如此建成的社会之新颖徒有其表，骨子里头依然是旧时代的余绪，设计者岂能不屈服于现实？
如果仅仅以为，使理想难以实现的，不过是留恋旧时代的保守的大多数，那就仍然低估了现实的力量。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倡导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向旧的现实发动进攻之前，就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多半未曾意识到罢了。例如，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描述其共和理想时，不经意地宣称：共和的实现全赖一位“大救星”！他们竟然没想到：
需要大救星的时代不过是旧时代的翻版，那不会是真正的共和时代！
凡此种种，都使理想不可能昂然挺进；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俯首于现实，迁就于现实，等待着力量的积蓄。这些事实，应当使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