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无从知道,千年之后将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上的1958年。我猜想,他们多半会将那一年从历史中完全抹去。因为,即使经过一千年的进化,人类的智慧仍然不足以看懂疯狂的1958年。千年之后的人只能假定,这一年内全体中国人都被某个来自外星球的邪魔劫持了,完全丧失了健全思维,所思所想所行无不荒唐,以致留下地球文明史上最荒唐的记录。
吹牛似乎不是人类最大的毛病,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免间或有之。但如果吹牛到了这种程度:吹牛者不觉得自己在吹牛,以为只是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听吹牛者也不觉得那是吹牛,而是一种很平常的自鸣得意,那么,其可怕程度就远非想象,对随之而来的灾难就可能有灭顶之忧了。1958年的吹牛就正是如此。
那还是我戴红领巾的年代,肯定不会认为老师、报纸、政府、国家会吹牛;在所有与我一般大的孩子心中,老师、领导等等都是神圣的,他们绝不会有心骗人;如果他们说了些不合常理的话,就想象那一定有不得不这样说的理由,只是老百姓不宜多想罢了。
那时,面对汹涌而来的关于高产的吹牛,我就是这样想的。至于当时老师及其他成年人如何想,我至今都不得而知,多半会成为永远的秘闻!
我至今都记得:那一年夏天的某一天,报纸上的套红标题是,湖北麻城建国公社早稻亩产17000余斤,按当时的说法,这是农业上的第一号卫星。
对一个小孩来说,“麻城”这一完全陌生的地名,肯定不会有什么吸引力,而我却终身记住了它;17000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理由非记住不可的数字,竟然一直不肯从脑海中逃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件事太令人震骇了,就好像亲眼看到一个仙人从天而降,尽管不合常理,但久久不忘一样。自那以后,新的“卫星”接踵而至,慢慢就不在意了。只记得,最后一颗水稻高产卫星出自广西环江县,13万斤!这种放卫星的竞赛似乎难以为继,竟然戛然而止。
岂止是水稻高产,那时的卫星还多得不可胜数:某地红薯亩产几十万斤;一个几乎没产过钢铁的省,突然日产生铁2000吨,省报立即以套红大标题报出;某个小县城转瞬间办成大学几十所,实现人人上大学;一个中学数月之内取得科研成果几十项,都是世界先进水平;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做了一个“大气环流演示仪”,声称是世界级科研成果,我还不具有鉴别力,当然不会怀疑。但“学生编写出了自己用的教材”报道出来之后,无论我如何好心想象,都不能相信了:我不可能相信自己能编教材,也不相信别的孩子比我强出许多!
今天,这些早已成为笑谈,甚至作为笑谈的价值都没有了;不再有人去关注种种吹牛的细节。我倒想:仅仅以荒唐二字付之一笑,实在是一个重大损失,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尤其如此。人类将再也找不到这样现成的样本,用来研究:在特殊环境下人们能够做出、接受、相信什么荒唐事,此中究竟有什么机理在。
那时的吹牛,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此中当然有深刻的历史与制度原因,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此处只关注一下心理原因。我常常想,那些髙踞万民之上的人,饱经人生阅历,面对几乎可以立即判断真伪的吹牛,究竟是深信不疑,还是“假亦真来便作真”?
就在那时,毛在武汉见了其老战友李达。当年在中共一大上,就是这个主管会议事宜的李达,将列席代表毛改成了正式代表。李愤怒地质问毛:你是种过田的,你能相信那些高产卫星吗?毛只是以“不能让群众泄气”之类的理由搪塞,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于是仍然留下一个未定的问题:毛到底信还是不信那些吹牛?如果信,实在无法解释何以如此背离常识;倘若不信,只是不愿意戳穿其假,宁愿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灾难,后世人能够理解或者宽恕吗?
对于“三大战役”这样的大手笔,今天无论持何种信仰的人,都不能不当作决定历史的重大事件。看法不一的只是:毛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从已揭秘的材料看来,属于毛本人的大手笔主要是两点:电令刘邓进入大别山;电令粟裕领三野下江南。这种大动作之气吞山河,当然没有疑问。只是,粟裕竟不肯从命,下江南之举就此作罢。刘邓应命进了大别山;但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因为此举,致使本来猛将如云的二野在淮海战役中不能建首功。不过,此处不是评价这类功过的地方。我关心的只是:在1958年还能重温大战役旧梦吗?
如果遵循常识,那么无论什么功盖世界的经济举措,只关乎经济现实、关乎技术的逻辑,而无关乎什么大战役。毛恰恰不这样想!他是这样一位领袖,对于自己一生中的成功经历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总想一有机会就旧梦重温。而大战役肯定是他最不能忘怀的成功;他就指望,一生的事业都应由连续不断的成功大战役组成!
于是,就有了集全国之力的钢铁大会战、煤炭大会战、石油大会战……。在毛的想象中,钢铁会战与淮海战役似乎并无不同。
毛是能够用几个汉字概括一个庞大社会系统的大师。对于现代化经济,他认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好了。他肯定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兴趣读经济学者的书,例如俄国经济学家李昂杰夫关于投入产出平衡的著作,因而不会想到,各项经济指标之间不可随意搭配。依据毛的意旨,全国上下的主要兴趣就在粮食、钢铁上了。在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的情况下,粮食已经无需操心,只是嘱咐下面研究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而此时离大饥荒只有几个月了。
至于钢铁,则是毛最在意且直接部署的事情。他预定1958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增至1070万吨。如果是李昂杰夫,一定会想到因此需要多少焦炭、铁矿石、废钢、电力、耐火材料、运输工具、技术专家……,这些全都不在毛的考虑之列!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会战,不是投入数百万兵力,而是几亿人齐上阵!其中就包括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她在自家院子里建了炼铁炉!正是这种群众运动,是毛用来解决任何难题的第一法宝。淮海战役中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尤其让他不能忘怀,他一再教导人们,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几百万山东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现在的钢铁大会战,则需要几亿老百姓上阵推手推车!原料不够吗?动员老百姓将自家的锅盆当废铁丢到炼铁炉里去!须知这是会战啊,谁敢不服从?
不同于放高产卫星,钢铁业好歹也算一个现代产业,需要多少技术,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时硬当作一件最原始的活计对待。一夜之间在全国建成的几十万炼铁炉,未经任何科学设计;它们不可能将矿石炼成铁,只能将铁炼成矿石!甚至有更大胆的官员,嫌建炼铁炉太费事,竟然异想天开,选择了一个山谷,将燃料、矿石投入其中,封闭山谷两端,中间点火,以为那样就有铁水从中流出来!待到燃料烧光之后,当然只能看到,里面的矿石还是矿石!
年底清理战果时,周恩来还算谨慎,只承认炼了800万吨钢,另外还有300万吨含过多杂质的次品钢,实际上就是废渣,只是不好明说罢了。就算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计划,第二年还能继续大会战吗?如果大会战能够连续不断,当年淮海战役之后,岂不应当立即进行下一个大战役?如果大战役只能间歇性地进行,现代工业岂不成了手工作坊?当时不可能再考虑这些,因为全国性的大饥荒接踵而至了。
其后几年,媒体上不再有人提钢铁的事。20年之后,即改革开放前夕,钢产量也不过几千万吨,大约相当于1959年的计划数。钢铁大会战的结果,使20年之后仍然停在原地!
后人如何去总结大会战的智慧呢?
钢铁大会战固然失败了,但其后果还不是很致命;因为所产的铁疙瘩,无论是量不够还是质太次,都不是当饭吃的东西,还不至于让人们饿饭。真正要命的,还是“人民公社”这一伟大发明;它并未如同当时所许诺的,成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而是成了通往大饥荒地狱的险径。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发明究竟依据什么灵感;只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看《三国》时受了汉中张鲁的启发。
尽人皆知,领袖特别擅长从线装书中吸取治国智慧;而他读的线装书之多,在高层人士中肯定无人能及。战争期间许多行兵布阵的主意,就是来源于《三国》、《水浒》,这一点领袖并不讳言,多次公开说过。至于涉及张鲁的事情,也曾在高干会上披露。这表明领袖并不知道,这有多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
1958年,毛在列车上反复读了《三国志·张鲁传》,不禁“思如泉涌”,立即写了一个千余字的按语加于《张鲁传》之前,作为红头文件印发给高干阅读。在其中毛指出: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些评语,后来都成了对人民公社的标准表达。由领袖提示,地方大员积极配合,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不出几个月工夫,数亿农民就已经走在“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樑上了。
农民当然不在乎什么理论,但“吃饭不要钱”这几个字的意思还是懂得的,其向往之心可想而知。恰好那时毛已指示要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你想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中会怎么个吃法!那是真正如俗话所说的“撑破肚皮”啊。哪里有什么“吃不完”的粮食?没几个月,就将粮食吃得差不多了,这时才有人注意到大事不好,但此时告急为时已晚,大饥荒在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倏然而至。
这能怪张鲁吗?我不知道,两千年前的张鲁是否实行过什么“吃饭不要钱”;即使他实行过,也未必适合于两千年后的现代,更不要说今天得管一个大国!不管其理想如何,现代人的狂热追随应当使张鲁满意,他的理想在20世纪的中国完全实现了!可惜,这一理想的结果过于惨烈,代价是3600万人的生命!
还是让我们回到本题,看看荒唐意味着什么。
所谓荒唐,无非是违背常识的、弱智的有害行为。
例如,夏天去海南避暑,虽然违背常识,但未必弱智,因为你可能确实不了解海南;你想泡在凉水中取暖,看来是弱智,但也没什么大害,感觉到太凉就会从凉水中出来。如果铁定要泡在凉水中,就属荒唐了。放高产卫星,当然违背常识;深信不疑者未免弱智,而被迫而为者则不属弱智;明知是假还要大肆宣扬,扩大影响,那就是害国害民了。就其负面性而言,违背常识、弱智、有害三者递次加强。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未免荒唐,倘进而弱智且有害,就更加荒唐了。
大跃进中之所为,普遍违背常识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吹嘘高产奇迹、鼓动学生编写教材、扬言一夜之间办起一所大学、由半文盲去讲哲学、鼓励半吊子学者批判相对论、在山沟里土法炼钢、在没有设计图纸的情况下修建水电站……,其违背常识是显而易见的。这类事情都是弱智之举,干这类事者也确有弱智之人。例如,那个告诉大桥设计者“不必设计了,将另一座大桥的图纸拿来即可”的官员,就弱智得不行:每座桥都有其特有的地基,怎么能用同一设计呢?
但可以肯定,更多的人并不弱智,只是明知不行而服从权力,以保自己的官位利禄,毫不顾及国家与民众受害。正是这种人太多,而像彭德怀这种秉公直言的人太少,大跃进中荒唐事的涓涓细流,才汇聚成滔滔洪流,直至夺堤毁坝,祸害全国,陷亿万人于灭顶之灾!
上述分析用于最高权力者就说不通了,他无需服从权力去做荒唐之事。于是“富于想象力”的人就替政要找到了一条辩护理由:那是想象力的错!某某就是“诗人气质”,在大发诗兴时难免天马行空,以致远离常识。诗人当然有任其想象信马由缰的权利,但当国者却不应有这种权利,除非制度的约束力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