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无从知道，千年之后将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上的1958年。我猜想，他们多半会将那一年从历史中完全抹去。因为，即使经过一千年的进化，人类的智慧仍然不足以看懂疯狂的1958年。千年之后的人只能假定，这一年内全体中国人都被某个来自外星球的邪魔劫持了，完全丧失了健全思维，所思所想所行无不荒唐，以致留下地球文明史上最荒唐的记录。
吹牛似乎不是人类最大的毛病，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免间或有之。但如果吹牛到了这种程度：吹牛者不觉得自己在吹牛，以为只是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听吹牛者也不觉得那是吹牛，而是一种很平常的自鸣得意，那么，其可怕程度就远非想象，对随之而来的灾难就可能有灭顶之忧了。1958年的吹牛就正是如此。
那还是我戴红领巾的年代，肯定不会认为老师、报纸、政府、国家会吹牛；在所有与我一般大的孩子心中，老师、领导等等都是神圣的，他们绝不会有心骗人；如果他们说了些不合常理的话，就想象那一定有不得不这样说的理由，只是老百姓不宜多想罢了。
那时，面对汹涌而来的关于高产的吹牛，我就是这样想的。至于当时老师及其他成年人如何想，我至今都不得而知，多半会成为永远的秘闻！
我至今都记得：那一年夏天的某一天，报纸上的套红标题是，湖北麻城建国公社早稻亩产17000余斤，按当时的说法，这是农业上的第一号卫星。
对一个小孩来说，“麻城”这一完全陌生的地名，肯定不会有什么吸引力，而我却终身记住了它；17000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理由非记住不可的数字，竟然一直不肯从脑海中逃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件事太令人震骇了，就好像亲眼看到一个仙人从天而降，尽管不合常理，但久久不忘一样。自那以后，新的“卫星”接踵而至，慢慢就不在意了。只记得，最后一颗水稻高产卫星出自广西环江县，13万斤！这种放卫星的竞赛似乎难以为继，竟然戛然而止。
岂止是水稻高产，那时的卫星还多得不可胜数：某地红薯亩产几十万斤；一个几乎没产过钢铁的省，突然日产生铁2000吨，省报立即以套红大标题报出；某个小县城转瞬间办成大学几十所，实现人人上大学；一个中学数月之内取得科研成果几十项，都是世界先进水平；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做了一个“大气环流演示仪”，声称是世界级科研成果，我还不具有鉴别力，当然不会怀疑。但“学生编写出了自己用的教材”报道出来之后，无论我如何好心想象，都不能相信了：我不可能相信自己能编教材，也不相信别的孩子比我强出许多！
今天，这些早已成为笑谈，甚至作为笑谈的价值都没有了；不再有人去关注种种吹牛的细节。我倒想：仅仅以荒唐二字付之一笑，实在是一个重大损失，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尤其如此。人类将再也找不到这样现成的样本，用来研究：在特殊环境下人们能够做出、接受、相信什么荒唐事，此中究竟有什么机理在。
那时的吹牛，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此中当然有深刻的历史与制度原因，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此处只关注一下心理原因。我常常想，那些髙踞万民之上的人，饱经人生阅历，面对几乎可以立即判断真伪的吹牛，究竟是深信不疑，还是“假亦真来便作真”？
就在那时，毛在武汉见了其老战友李达。当年在中共一大上，就是这个主管会议事宜的李达，将列席代表毛改成了正式代表。李愤怒地质问毛：你是种过田的，你能相信那些高产卫星吗？毛只是以“不能让群众泄气”之类的理由搪塞，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于是仍然留下一个未定的问题：毛到底信还是不信那些吹牛？如果信，实在无法解释何以如此背离常识；倘若不信，只是不愿意戳穿其假，宁愿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灾难，后世人能够理解或者宽恕吗？
对于“三大战役”这样的大手笔，今天无论持何种信仰的人，都不能不当作决定历史的重大事件。看法不一的只是：毛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从已揭秘的材料看来，属于毛本人的大手笔主要是两点：电令刘邓进入大别山；电令粟裕领三野下江南。这种大动作之气吞山河，当然没有疑问。只是，粟裕竟不肯从命，下江南之举就此作罢。刘邓应命进了大别山；但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因为此举，致使本来猛将如云的二野在淮海战役中不能建首功。不过，此处不是评价这类功过的地方。我关心的只是：在1958年还能重温大战役旧梦吗？
如果遵循常识，那么无论什么功盖世界的经济举措，只关乎经济现实、关乎技术的逻辑，而无关乎什么大战役。毛恰恰不这样想！他是这样一位领袖，对于自己一生中的成功经历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总想一有机会就旧梦重温。而大战役肯定是他最不能忘怀的成功；他就指望，一生的事业都应由连续不断的成功大战役组成！
于是，就有了集全国之力的钢铁大会战、煤炭大会战、石油大会战……。在毛的想象中，钢铁会战与淮海战役似乎并无不同。
毛是能够用几个汉字概括一个庞大社会系统的大师。对于现代化经济，他认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好了。他肯定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兴趣读经济学者的书，例如俄国经济学家李昂杰夫关于投入产出平衡的著作，因而不会想到，各项经济指标之间不可随意搭配。依据毛的意旨，全国上下的主要兴趣就在粮食、钢铁上了。在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的情况下，粮食已经无需操心，只是嘱咐下面研究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而此时离大饥荒只有几个月了。
至于钢铁，则是毛最在意且直接部署的事情。他预定1958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增至1070万吨。如果是李昂杰夫，一定会想到因此需要多少焦炭、铁矿石、废钢、电力、耐火材料、运输工具、技术专家……，这些全都不在毛的考虑之列！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会战，不是投入数百万兵力，而是几亿人齐上阵！其中就包括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她在自家院子里建了炼铁炉！正是这种群众运动，是毛用来解决任何难题的第一法宝。淮海战役中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尤其让他不能忘怀，他一再教导人们，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几百万山东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现在的钢铁大会战，则需要几亿老百姓上阵推手推车！原料不够吗？动员老百姓将自家的锅盆当废铁丢到炼铁炉里去！须知这是会战啊，谁敢不服从？
不同于放高产卫星，钢铁业好歹也算一个现代产业，需要多少技术，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时硬当作一件最原始的活计对待。一夜之间在全国建成的几十万炼铁炉，未经任何科学设计；它们不可能将矿石炼成铁，只能将铁炼成矿石！甚至有更大胆的官员，嫌建炼铁炉太费事，竟然异想天开，选择了一个山谷，将燃料、矿石投入其中，封闭山谷两端，中间点火，以为那样就有铁水从中流出来！待到燃料烧光之后，当然只能看到，里面的矿石还是矿石！
年底清理战果时，周恩来还算谨慎，只承认炼了800万吨钢，另外还有300万吨含过多杂质的次品钢，实际上就是废渣，只是不好明说罢了。就算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计划，第二年还能继续大会战吗？如果大会战能够连续不断，当年淮海战役之后，岂不应当立即进行下一个大战役？如果大战役只能间歇性地进行，现代工业岂不成了手工作坊？当时不可能再考虑这些，因为全国性的大饥荒接踵而至了。
其后几年，媒体上不再有人提钢铁的事。20年之后，即改革开放前夕，钢产量也不过几千万吨，大约相当于1959年的计划数。钢铁大会战的结果，使20年之后仍然停在原地！
后人如何去总结大会战的智慧呢？
钢铁大会战固然失败了，但其后果还不是很致命；因为所产的铁疙瘩，无论是量不够还是质太次，都不是当饭吃的东西，还不至于让人们饿饭。真正要命的，还是“人民公社”这一伟大发明；它并未如同当时所许诺的，成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而是成了通往大饥荒地狱的险径。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发明究竟依据什么灵感；只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在看《三国》时受了汉中张鲁的启发。
尽人皆知，领袖特别擅长从线装书中吸取治国智慧；而他读的线装书之多，在高层人士中肯定无人能及。战争期间许多行兵布阵的主意，就是来源于《三国》、《水浒》，这一点领袖并不讳言，多次公开说过。至于涉及张鲁的事情，也曾在高干会上披露。这表明领袖并不知道，这有多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
1958年，毛在列车上反复读了《三国志·张鲁传》，不禁“思如泉涌”，立即写了一个千余字的按语加于《张鲁传》之前，作为红头文件印发给高干阅读。在其中毛指出：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些评语，后来都成了对人民公社的标准表达。由领袖提示，地方大员积极配合，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不出几个月工夫，数亿农民就已经走在“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樑上了。
农民当然不在乎什么理论，但“吃饭不要钱”这几个字的意思还是懂得的，其向往之心可想而知。恰好那时毛已指示要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你想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中会怎么个吃法！那是真正如俗话所说的“撑破肚皮”啊。哪里有什么“吃不完”的粮食？没几个月，就将粮食吃得差不多了，这时才有人注意到大事不好，但此时告急为时已晚，大饥荒在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倏然而至。
这能怪张鲁吗？我不知道，两千年前的张鲁是否实行过什么“吃饭不要钱”；即使他实行过，也未必适合于两千年后的现代，更不要说今天得管一个大国！不管其理想如何，现代人的狂热追随应当使张鲁满意，他的理想在20世纪的中国完全实现了！可惜，这一理想的结果过于惨烈，代价是3600万人的生命！
还是让我们回到本题，看看荒唐意味着什么。
所谓荒唐，无非是违背常识的、弱智的有害行为。
例如，夏天去海南避暑，虽然违背常识，但未必弱智，因为你可能确实不了解海南；你想泡在凉水中取暖，看来是弱智，但也没什么大害，感觉到太凉就会从凉水中出来。如果铁定要泡在凉水中，就属荒唐了。放高产卫星，当然违背常识；深信不疑者未免弱智，而被迫而为者则不属弱智；明知是假还要大肆宣扬，扩大影响，那就是害国害民了。就其负面性而言，违背常识、弱智、有害三者递次加强。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未免荒唐，倘进而弱智且有害，就更加荒唐了。
大跃进中之所为，普遍违背常识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吹嘘高产奇迹、鼓动学生编写教材、扬言一夜之间办起一所大学、由半文盲去讲哲学、鼓励半吊子学者批判相对论、在山沟里土法炼钢、在没有设计图纸的情况下修建水电站……，其违背常识是显而易见的。这类事情都是弱智之举，干这类事者也确有弱智之人。例如，那个告诉大桥设计者“不必设计了，将另一座大桥的图纸拿来即可”的官员，就弱智得不行：每座桥都有其特有的地基，怎么能用同一设计呢？
但可以肯定，更多的人并不弱智，只是明知不行而服从权力，以保自己的官位利禄，毫不顾及国家与民众受害。正是这种人太多，而像彭德怀这种秉公直言的人太少，大跃进中荒唐事的涓涓细流，才汇聚成滔滔洪流，直至夺堤毁坝，祸害全国，陷亿万人于灭顶之灾！
上述分析用于最高权力者就说不通了，他无需服从权力去做荒唐之事。于是“富于想象力”的人就替政要找到了一条辩护理由：那是想象力的错！某某就是“诗人气质”，在大发诗兴时难免天马行空，以致远离常识。诗人当然有任其想象信马由缰的权利，但当国者却不应有这种权利，除非制度的约束力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