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坛上，如果某个新秀出类拔萃、艺压群芳，必定会好评如潮，被冠以“政坛新星”、“人中翘楚”一类美名。然而，传统政治所遵循的逻辑则恰恰相反：如此显山露水之人，岂不危哉！传承千年的中国官场，锤炼出的最有价值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谨遵守拙之道！被先人们如此看重的守拙之道，真的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吗？
文人喜欢称自己的作品为“拙作”，自然认定这样足够谦虚。这一类的用法多了，使得“拙”这个字似乎也变得狡诈起来，故意以其愚笨面貌掩盖其“老成”本意。不过，“拙”之本意并非老成。但历史上的守拙之人，在无形中似乎总有那么一点装拙的意味，并非只是守住天然的拙。试想，真正生性笨拙之人，岂能成就大业，名留青史？后人又何从举出守拙之例呢？先作这点交待，以免看官对于“拙”字太死心眼。而且，我也不便将“守拙”一词改成“装拙”或者“示拙”。至于对下述的史上诸公究竟如何看，尽可以见仁见智。
萧何——习惯于阅读武侠小说的人，想必十分不解：萧何怎么就成了刘邦的第一功臣？他岂有半点斩将夺关之功！这正是刘邦的过人之处：他本人虽然是粗鄙乡夫，却懂得管理国家需要文治。他可以少一员武将；倘少了萧何，局面将会如何，则难言矣！萧何原本一介县吏，见过多大世面？一朝身为丞相掌管天下，心中就装世事无数！他能笨吗？只是，那份运筹天下之心，就难兼用于算计刘邦的位子了——这正是刘邦放心不下的。中国数千年政治史的悲剧恰在此：君王一旦得了天下，心中的第一号预防之敌，正是身旁的第二号人物！如果萧何真拙，就不会想到这一点，需要别人提醒他。不管是自觉还是经人提醒，他在刘邦面前从此显得胸无大志，广置田产，贪图享乐，不像一个要谋天下的奸雄。这种守拙之法，也算用心良苦了。
曾国藩——做了“中兴第一名臣”之后的曾国藩，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大英雄。但他自己倒是有难得的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并非“天纵英才”，坦言他全靠刻苦与拼命，才做到如此规模。他在家书中屡屡告诫子弟后人，该如何读书、守业、做人。对于他早年十载寒窗苦读诗书，经常掀出老底子来，并不以为耻。在岳麓书院一群风流倜傥的年少同学面前，他这个老学生没有任何优势，唯有靠加倍的勤奋，才不后于人。他以一介书生搞团练起家，拉起湘军这支队伍，终于扫荡半个中国，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易对人言哉”！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说他是军事家，他却实实在在地赢得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
黎元洪——不要总以“从床底下拖出来的起义领袖”这种传言，来描黑黎元洪；黎元洪不热心造反是实，但还不至于如此不堪。不管怎样，毕竟是干了几年大总统的人，不能一无尊严至此。当然，与袁世凯这样八面威风的大总统比起来，黎元洪确实差远了，甚至有人背后就叫他“黎菩萨”，大概憨得够呛。当湖北督军时有点窝气且不说；做了大总统之后依然不受敬畏，就是他腰杆不硬了。段祺瑞这样的军事强人当国务总理时，就没少为难他；他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居然不肯在段的公文上盖总统大印，算是争了口硬气。在其他时候，他的唯一抵抗办法就是不理不睬，真的当起“黎菩萨”来。
陈云——自从苏联归国之日起，陈云就是政坛不倒翁。他那种坚守、执着，都体现在那有点神秘的沉默中，沉默是金啊。在1950年代，陈作为副主席已有画像挂墙，但在普通人中，有几人知道陈云究竟是多大的人物？很少人知道，他说过什么、争过什么、挺过什么，已经“拙”得够可以了！唯有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他一度显得不再那么“拙”，居然提出“经济调整要退够”。这当然是领袖不能接受的。面对即将到来的雷霆万钧的反击，陈云的应对还是老办法：告病回家修养去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终于安全地度过了险风恶浪的文革十年。
上述四人，当然远非一路之人，他们能有共性吗？似乎至少有一样东西是近乎共有的，即不张扬。那么，这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守拙”吗？似乎又不完全像，或许更恰当的表达是“韬晦”——这正是某些大人物特意提倡的功夫啊。但我还是决定不用“韬晦”一词，并非全在于免俗，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下，“韬晦”一词更多地显示出精于算计，而这种阴柔功夫就远离守拙了。
与“守拙”相对立的“张扬”，意蕴倒是很显露，没有任何误解的可能。而且，它是无可争议的贬义词，贬意已经露在字面上了。那么，张扬之人肯定就是丑类？其实也未必。下面所举的两人，无论如何都不应归于反面人物之列。
韩信——他与萧何一文一武，正是刘邦的左膀右臂。韩信功业足追萧何，而其风格则迥然不同，下场也判然有别。但要说韩信张扬，似乎又不至于，至少其早年绝不张扬：愿意从他人胯下爬过的人，岂止是不张扬，简直隐忍得过头了。
但韩信毕竟是一个武人，这就注定了他不逮心深似海的宰相，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表现出其本色；而这种表现也必定与其实力相当。在临阵厮杀的时候，武人岂能总是藏头縮脑？那么在官场上，武人的韬晦功夫也必定相形见绌。
韩信在登坛拜将时不算张扬；他在军阵中锋芒毕露，独奏首功，也不算张扬；他独力经营齐鲁、开辟青徐，为刘邦打下最大的一块地盘，更不算张扬——这都是欲建功立业者不可不做的事情。但刚一夺下齐国，就提出要称王，示刘邦以真实欲望，就不能不算张扬了；恰恰是这一步，为其结局埋下了祸根。刘邦的老谋深算与韬晦功夫，就表现在这件事上。如果刘邦不是引隐而不发，满足韩信称王的要求，而是给予严词拒斥，致使韩信恼羞成怒，分庭抗礼，那么刘邦的帝业前景如何，恐怕就难以断言了。
尽管如此，韩信还是不失为刘邦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不可缺少的股肱之臣。已经坐了天下的刘邦，终于废了韩信的王号，夺了他的封地，这都不说了，这种事要帝王不做也很难。但也不至于一定要砍下功臣的脑袋。可见，无论是刘邦还是朱元璋，这类人就不值得英雄们为其打天下——天下人能悟出这一道理吗？倘如此，历史上怎么会代代有韩信呢？
与其说，韩信的不幸是张扬惹的祸，还不如说是专制作的恶！
罗瑞卿——他不是现代的韩信，并没有为主公开辟半壁江山。但他在其极盛时期的权势，却不下于当年的韩信。战争时期罗是兵团级人物，1955年得授大将；任公安部部长，任上最主要的角色无非是毛的头号保镖，其忠诚与尽职可以说无懈可击。1959年彭德怀的蒙难是罗发迹的开始，他成了总参谋长，成为实际负责的最高军头。此后直至1965年底下台，职务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风格越来越张扬，一发而不可收拾。
罗的头衔包括：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副国防部长、公安部长、国防科工委主任……，他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揽下这许多职务。在毛林都不管事的情况下，罗实际上已是三军统帅，其灸手可热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而且，罗也不是那种简单地照章办事的人，他那政工干部的习惯，特别热衷于造势；无论他如何意在事功，在他人看来，就不能不有个人张扬的意味。当时，军内将帅如云，资格、军阶、声望在罗之上者不知凡几。即使罗低调办事，都未必能众星捧月；而罗偏偏要高调使权，招致多少愤懑就可想而知。
当然，这些都不构成罗失势的主因。领袖喜欢的人，无论谤议有多大，都不算一回事。但一旦失宠，就必倒无疑了。1966年初，毛只动了一个小指头，就撂倒了他的这个最贴心的爱将。门面上的罪名是“反对林彪同志”，真正的原因或许永远都无从知晓了。无论如何搜索，我都发现不了罗对领袖的一丝一毫不敬。给毛干事风险有多大，罗的下场最能说明问题。谁能解开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个谜案呢？
罗瑞卿或许真因张扬惹祸，但也不免疑云重重。
一个身处官场之人，在观察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之后，对于守拙与张扬，该如何作出抉择呢？已经提到的“生于守拙，死于张扬”，能算历史定论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首先要区分两种情况：个人命运与社会利益，二者显然是不同的。
最初的观察关注的是个人命运。一个身处权力场中的人，守拙与张扬是两种很不同的取向。二者与个人命运有很强的关联度吗？在专制社会中，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守拙之人未必官运亨通，但肯定具有较大的安全概率，而“成就伟业”的概率就小了。反之，张扬之人未必一定惹祸，但肯定具有较大的风险，安全概率偏低，但更可能有出色的表现。所有这些因果性都应在或然性的意义上理解，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结论。
在高层人士中，张闻天也够守拙了，但就是未免一生的坎坷，直至最后有病得不到医治而死。郭沫若一生也够张扬了——他天生就具备这种气质；但似乎鸿运齐天，带着许多显赫的头衔离世。想1927年，他著文痛骂蒋介石何等痛快淋漓；但抗战一开始他就到了重庆，不时要见见蒋介石，似乎也没遇到太大风险。由此看来，守拙、张扬之于个人命运，其关系也是很不确定的。
如何关联社会利益呢？此中的因果性就更不明显了。一个初步的观察是：如果社会给予守拙之人过多的褒奖、美誉，那么谨小慎微的君子固然多了，但冒险犯难的好汉必定就少了；在大厦将倾之际，还有谁肯出来扛鼎呢？如果人们过分同情落难的罗瑞卿，岂不足以鼓励一些权欲熏心的人，拼命抢权揽权，在得意忘形之际，我行我素，肆行不义？似乎恰当的结论应当是：官场中的守拙与张扬，一旦成了某种气候，都可能成为祸害。
因此，说“利在守拙”，至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验。
上面的分析，虽然没有明确强调，实际上仅对专制社会有效。如果身处现代文明社会，那么人们对自己行为模式的选择、对社会流行的行为模式的评价，就将面对完全不同的情况。由社会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别，不仅富有启发性，也十分有趣。
首先考虑个人行为模式的选择。不妨回想一下：五四时期一个颇具号召力的口号是：个性解放！那时的年青人，真的以无比的热情拥抱新时代。在他们眼中，取代帝制时代的新时代的主要好处，不是新物品、新服饰、新礼仪、新学术……，而是自由，自由首先意味着个性解放。如果我能够依据自己的性格、爱好、追求选择处世之道，那么我岂不成了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无论我选择拘谨、沉思、寡言、放纵、诙谐、戏虐、滑稽、自负、坦率……，都是我的个性自由，岂容他人置喙！特别，我既可以选择守拙，也可以选择张扬，无论利弊得失如何，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都甘愿承担其后果。
可惜，五四追求的个性解放并没有真正实现，后来甚至干脆封掉了个性解放这个词。但是，心怀理想的人们心中，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向往。这就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个人无论选择守拙还是张扬，都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问题，它根本就进不了道德评判的范畴。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每个人都面临多得不可胜数的可能性，对个人选择根本无法预测。至于社会，则在统计的意义上还是有某种规律可循。例如，很可能没有多少人选择守拙，因为那种选择出于对自己作较多的约束，而这不太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时尚。至于出于个人安全的那些考虑，更失去了意义。
或许，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东方人显得生性拘谨、谨小慎微，而西方人则更加坦率、开放；东方人的格言是：逢人只说三分话！西方人喜爱的格言是：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这是人性的不同吗？当然不是。东方人何尝不想活在一种更自由自在的气氛中，何尝不希望给自己写上一条新的座右铭：不必守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