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由统治者及其恭顺臣民构成的社会，或许是最安静的社会，它最合符统治者的理想。可惜，这样的社会往往缺少活力，因而从长远看来它并不安全。幸而，大多数社会并非具有如上的纯粹构成，而是拥有一些旁观者，他们游离于统治者与恭顺臣民之外，不时盯着统治者，发出某些独立的声音，竭力揭露或者纠正他们认定的社会弊端。在统治者眼中，这些人不免成为异数。他们究竟是扰乱社会的祸害，还是匡正世道人心的卫士？
一些思想家所描绘的社会图景，是高度单纯的，其中除了处于互斗中的几大阶级之外，别无其他。例如，古希腊社会就应由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构成。如果你在作时间旅行时，以这样的观点为指南，去寻访古希腊，就可能很成问题。例如，若你访问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你会不知道他们的阶级归属。这些人可能不缺仆人，如同马克思一样，却并没有一大群为之做工的奴隶。他们似乎没有产业，仅仅以讲学为生。他们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否则其名字也不可能流传至今。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政界人物；有许多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力，苏格拉底大概不至于被处死——处死他的人认为他具有“蛊惑性”。能“蛊惑”他人的人，肯定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他们是所谓哲人，包括哲学家及其他智者。如果认定古希腊社会就是由奴隶主与奴隶组成，那么哲学家就游离于社会之外了。哲学家本身也认定自己超越群伦，有完全与众不同的使命、旨趣与眼光；他们自认是芸芸众生的先知、训导者，是大众的灵魂引路人。哲学家颇以这种身份而自负；柏拉图就声称，理想的国家就应以哲学家为国王！当然，实际上哲学家成不了国王，正如国王成不了哲学家一样。柏拉图似乎还没有看透一点：要眼高一筹就一定得游离于国家组织之外。
哲学家没有成为国王，实在是古希腊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幸运；否则，今天就不可能读到柏拉图等人光芒四射的遗著了。国王无处不有，而哲学家则是文明星空中罕见的明星。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所有其他古文明中都存在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只是，其他古文明很少留下什么典籍，因而几乎所有哲人都消失于历史了。今天的文化史家，仍然在古文化的残砖破瓦中，艰难地寻找着古代哲人的足迹，也并非一无所获。
今天，有很充足的理由认定，中东地区那些古文明：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叙利亚、迦南、希伯来等等，都有其“智者”与“先知”存在，他们就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哲人。没有这些人，古代社会将失去精神向导；而精神无方向可依，就不可能建造文明。
智者与先知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参与或主持了古代宗教的创建。基督教之前的古代宗教，虽然没有留下堪称经典的系统文献，但在古代文明的碎片中，留下了自己的某些痕迹。后世人应当不无依据地知道，古代宗教活动正是掌控于先知、长老等等之手。
智者并非总是国王的帮手，也不一定是国王的敌人。他们身份的最有价值之处，正是其独立性：独立于国家组织之外。正是这种独立性，让他们获得可贵的智慧与充分的影响力。
随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大宗教的成形，随着强势教会统治的确立——伊斯兰教的教会被国家组织代替了——智者的独立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以致近于消失，于是中世纪的黑暗随之而来。在漫长的中世纪，几乎没了智者的声音。
东西方的文明轨道当然差别甚大。但不能认为，两者完全不具有共同的文明要素。现在要强调的是，西方古文明中的哲人、智者、先知等等，在古代中国有其对应，就是仕途之外的独立士人。
古代士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士人的黄金时代，是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严格地说是战国时代。那时士人被普遍称为儒者，大体相当于“学人”，即至少持一家之言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儒家；只是到后来，儒者才仅限于孔子之徒。
现代人已不容易想象，古代儒者过着何等意气风发的多彩生活。人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只是：在一个自由的现代法治社会中，学有专长的学者，穿梭于各学术殿堂之间，摇唇鼓舌，慷慨陈词，对各种公共议题畅抒己见，激烈交锋；思想学说，喷涌而出；学术天空，百花齐放，群芳竞艳。身处其中的人，岂不快意万分！除了古今议题不同之外，战国时代大体上就是上述景象。或许，会有不少人宁可回到那个时代去。套用一句现代话语，那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啊。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士人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不过，及至隋唐之前，士人还没有被科举绑架，还不至于像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一样，承受对“仕途经济”的恐惧，因而多少还有一些独立的活动空间。历代皇帝还可能搜罗人才于草野：汉高祖的“商山四皓”；光武帝的严子陵；魏晋年间的竹林七贤……。这些仍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身居草野、心怀天下的士人，岂不还是训导大众的智者吗？他们甘愿远离庙堂；那时，社会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定于科举一途，即使没有功名，仍然可以获得相当的社会声望，甚至更有声望；否则，就没有那样多的人崇尚那些在野的社会贤达了。这个时期虽然比不上黄金时代，但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冬天”。
一旦科举制完全确立，天下士人中的翘楚，就尽入皇帝的“彀中”了（唐太宗语）。尽管“彀中”装不下多少人，但普天之下，谁又甘居彀外呢？于是，就只剩下一番景象：所有士人都竞奔科举；大家都成了吴敬梓作品中的人物。仍然“甘居草野，心怀天下”的士人，就近乎绝迹了。况且，你如果完全绝缘于举业，即使学富五车，也不可能获得士人身份。蒲松龄一生不得志，好歹还算一个士人。如果他连秀才也没考上呢？他还敢自称士人，与野老村夫为伍去吧。于是，一个最欠缺独立士人的时代来临。
即便如此，还不能说哲人绝迹。明清朝是极度黑暗的皇权专制时代，但那时也有东林书院，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杀士人无数的满清皇帝，也容忍了誓不降清的王夫之隐居山中著书。可见智者犹在。正是这些身居草野、远离庙堂的智者，用他们的慧眼，冷眼旁观着社会，思考着天下大势；正是这些智者，启迪了后来数百年的读书人，直至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那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不就是要消灭任何民间声音，全部智力活动都定于一尊，自己亲自当起教师爷来，过一把尊师的瘾吗？但他终究志大才疏，并没有真正做到天下定于一尊的地步。如果他今天地下有知，应当会万分羡慕他的后世仰慕者，也就是那个发明了“马克思＋秦始皇”这一伟大算术的现代领袖。唯有后者，才彻底扫除了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学人，真正实现了纯粹的“以吏为师”，实际上就是“以君为师”。就是深山老林中的武当道士、少林和尚，也绝不可能自外于红太阳的教化。“君师合一”至于此境，秦始皇大概是没梦想到的。
但这终究是一种反文明的非常态。但凡非常态，都不可能持久。开放之后云雾初开，就让那阴霾消融于阳光之下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学园时代立即到来，大多数学人依然“以吏为师”，甚至“以君为师”。或许更主要的是，还有许多人希望继续“以吏为师”；因为他们似乎不知道，一旦离开“吏”将如何举步。与先前不同的是，终于有了一小批能够自己走路的学人，他们获得了一个洋味十足的名称：公共知识份子，或者简称为“公知”，岂止秦始皇未曾见过，就是前朝领袖也没听说过啊。
许多人还根本没搞清楚，公知是何方妖孽，讨伐公知的战鼓声就响彻云霄了。我就见到一个按其学识最不能评论天下事的人，愤愤不平地声讨公知。我不禁以好奇口吻问道：公知说过些什么啦？他的回应只是一脸茫然。我揣度他根本未曾看过公知写的一个字，也未必能看懂。事情只能是，有高人在组织围剿公知了，而这种事历来都有人跟着吆喝。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涌出这许多公知来，他们是谁封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一得之见贡献给天下人？他们如何获得观察社会的灵感？他们蛰居陋室，还是隐伏终南山中某个洞穴，安静地构思着网上文章？
或许，所有这些都不重要，也不必问个究竟；真正重要的只是：公知无非是古希腊哲人、古巴比伦智者、古希伯来先知、先秦儒者、东林学者等等的现代传人。他们出现的因由、机制、使命与影响，实质上与古代先贤并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的现实就是：一方面是几乎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是高度复杂、形态万端的社会。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却在踉踉跄跄地走向文明，因为这是人类的归宿或者劫数。一个既有眼光又不乏良知的人，能不尽一己之力去推动这股潮流吗？而若有志于此，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以现实、真相、艰难与光明；而这些不正是一个公知想要做且正在做的事情吗？要能做到这些，就必须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充当旁观者，真正地冷眼旁观，获取真实的事实与信息。这些都是一个合格的公知应有的品格；而恰恰也是这些，让公知常常处于险境。他们得时刻准备充当现代的苏格拉底、卢梭、李贽、王夫之、谭嗣同……。
旁观者不免给人以事不关己的印象，因此要强调，本文中旁观者一词，意指“独立观察者”；“旁”仅仅意味着站在权力者之旁，而不在权力者之中或者在其膝下。作了这点交待之后，现在就可以说到现代社会的一般旁观者，并不限于公知。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会有旁观者，他们由一定数量的民间人士组成。旁观者既需要有对公共问题的兴趣，也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还需要一定的信息来源。可见，并非每个草民都能自动充当旁观者。显然，旁观者的数量必然正比于文明的发展水平。
有趣的是，今日旁观者的数量，不再是一个任凭揣测的指标，而是一个几乎可以精确测定的数据：你只要看看网络，统计一下独立评论热点问题的网文数量，大体上就知道旁观者的多寡了。即使不能得出准确的绝对数字，也可以得出相对的增长速率。对于包括权力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来说，旁观者的多寡并不是无所谓的，它是社会活力与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值得当政者密切关注。
旁观者并非无人关注的看客，他们自己也被旁观着，他们的旁观者就是有司或者所谓五毛。旁观者所受到的第一重责难就是：冷眼旁观就有问题，你怎么能置身于“主流”之外呢？第一位的事情岂不是选边站队，你就该站在音量最高的人一边，你地方都站错了，还谈什么事实、真相？旁观者所受到的第二重责难是：你不瞧瞧人家在干什么？都在低头拉车呢。大家都低头拉车的时候，你竟在旁边瞎嚷嚷，这不是干扰大方向吗？再不回头就是寻衅滋事了。将可能的风险坦诚相告，算是很有德性的君子。那些不以为然的旁观者，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虽然说出了最狠的话，但大多数旁观者还是不以为然。何以如此呢？次要的理由是，旁观者觉得自己占理，并不犯法；天下本来是大家的，连嘀咕一下都不行？聪明人知道这种理由并不顶用。真正起作用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旁观者实在太多了，汹涌而来就如钱塘江的潮水，望着这气势就让人懵了，哪里能管得过来？
如果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也算不了一回事。而眼下的趋势却不是这样，旁观者越来越多，且肯定会一直多下去，直至达到那个无以复加的顶点：人皆旁观者！原来以“意见领袖”、“民众代言人”等等自居的公知，都将被淹没于其中——大家都自己表达意见了，哪里还需要什么人来代言！
人皆旁观者，岂不是洪水猛兽？这是谁闖的祸？是盖茨、乔布斯、库克、扎克伯格、任正非、李彦宏、马化腾……以及所有开创、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人，他们开创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信息时代，放出的魔怪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