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不免存在阴暗面；即使在阴暗之处腐败滋生、社会溃烂，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如果谁将阴暗面与煌煌伟业联系起来，人们还是不免深感诧异：辉煌的功业岂能生长在阴暗的土壤中？那么就细看一些特异的阴暗故事吧，它们正是与最惊天动地的宏图伟业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某块粪土上污秽遍地，蝇蚊乱舞，固然令人捂鼻，却不使人奇怪。但若好端端的一朵鲜花插在粪土上，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件判若云泥的事物，人之常情不能想象它们竟会共生并处。问题是，这样的景象不仅可能出现，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还并不十分罕见，这就颇令人惊奇了。
历史上最辉煌的人造物，最能传之久远的人类创造品，不是埃及金字塔、罗马竞技场，也不是万里长城、大运河，而是国家，尤其是那些光照千古的伟大国家！同样，人类所能有的最伟大的梦想、所能有的建功立业的伟大雄心，莫过于澄清宇内、重整江山，一统天下；莫过于打天下、建立国家！国家主义的情怀自古就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仅仅是“建国伟业”这四个字，就足以令人心荡神摇！在建国伟业面前，人类智慧的最伟大作品：哲学明珠、文学巨构、艺术高峰等等，都会黯然失色！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一系列伟大国家：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宋帝国、大明帝国、大清帝国，它们足以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伟大国家比美，甚至更胜一筹！这些伟大国家的建国史，虽然没有被作为“建国伟业”而重现于银幕，但无不浓墨重彩地出现于《二十四史》中。你能不相信，这类建国史尽是辉煌的故事吗？如果有人告诉你：最伟大的建国事业，其实也充满污秽，甚至不乏王朝末世的种种秽德败行，早已具备千年大厦终不免溃于一旦的种种凶兆……，你会惊咤莫名吗？
为子孙们奠立了四百年天下的刘邦，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神圣形象形成得最慢：直到传了四代之后的汉武帝时代，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仍然不失一个草野农夫的粗犷形象！或许正因为如此，刘邦才成了最幸运的古代帝王，没有被史家的秃笔抹去其真实面貌。刘邦无赖、粗野、能够当众往儒冠里撒尿、在项羽威胁烹其老父时竟请分一杯汤……。他的那些贴身近臣也好不到哪里去：或为无业游民，或为狗屠，或为贪滑小吏，天下未定就广置田产。只有张良这个贵族倒是古风犹存，心中明白与刘邦这帮人最终难以共处，早早挂冠而去。刘邦老婆吕雉更是了得，在丈夫死后让娘家人占尽朝廷要职。要不是还剩下一个能干的旧臣周勃，或许朝廷此后就姓吕了。
就功业的宏大而言，大唐帝国无疑是史上第一；史家格外倾注心血，亦在情理之中。高祖、太宗两代总该经得住品评；但其实并不尽然。在天下初乱之时，李渊能够决然举事，确实眼力非凡。但他也不过是先朝的一个平庸官僚，在太原留守任上，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并无什么成大事的气象。至于宫内乱伦，污秽不堪，即使归因于鲜卑遗俗，在一个儒教社会中也难粉饰过去。李渊的幸运之处，是他有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或许，这多少得益于鲜卑基因！李家人哪里是什么忠孝传家；倘若那样，他们也得不到天下了！无论于自家还是他人，李家何曾有什么儒家恕道？玄武门的是非，千载之下，谁肯再说！只是血肉相残的事实，已无疑义。但不管怎么样，一统天下、成就贞观盛世的，毕竟是唐太宗；他人早成泥土，谁说公道去！至于盛世面上的血污，有谁记得、有谁在意？况且任何疵瑕，都无伤帝王的神武，只是有损其圣人形象。问题是，凡雄才伟略之君，尤其是开国之君，无不以圣人自期，你叫史家那支笔如何敷衍得过去？
大宋帝国在历史上并无盛誉，单单是其弱国衰兵，就给后世留下了千年之痛！但这究竟是赵家人的帝德有亏，还是国运不顺的情势使然，千载之下，已难定论。不过，现在我要指出的是，赵家人本来就非良善之辈！大宋的开国之君赵匡胤曾经的顶头上司，可是史上少见的杰出人物，他就是文武全才的周世宗。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周世宗，就没有后来的大宋江山。周世宗是真正的雄才伟略，已经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可惜他就是没有这份福气，还在壮年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去让赵匡胤演逼宫之戏！赵匡胤早年流落江湖，广有交结；亦颇爱读书，深谙历代权谋。他上演的那幕逼宫戏，至今都可以作为夺人天下者之标本，设计得可谓天衣无缝！
赵家人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夺得了天下，还是要算天下之福；相比之下，赵匡胤对于周世宗的那种以怨报德、寡廉鲜耻、奸诈狠毒，似乎都不算一回事了。至于赵匡胤本人下场离奇，在病中突然死于与亲弟弟的单独面谈中，以致留下了斧声烛影这一千古奇案，那不过是一个无人可断的孤立事件，未必应以什么“恶有恶报”来解释。
如果你认可上述史实，还能认为，千年帝国都是在五彩莲花的烘托之下灿然出世吗？
自从现代乌托邦幻想流行世界以来，对于天国的千年追求，就转向地上的尘世天堂了。在人们的幻觉中，地上天国中尽是谦谦君子、仁爱善人，那岂不是一个至福之地！
在这件事上，世人的最大教训就是：凡你未亲历之境，任何人的预告都是靠不住的！20世纪的最大悲剧，恰恰在于，那些急切地盼望地上天国的人，太轻信先知们的预告了！预言与现实，仅有一点之差吗？不！简直是南辕北辙。
从上世纪初开始，全世界就有亿万人期盼着那个将要降世的人间天堂。它的蓝图，已经被无数新世界的宣告者描绘、演示、解释过多遍了，人们在期待着那个新纪元的到来。它究竟是某个新王朝的开端，还是新的救世主带领下的苦难行军的第一站呢？
就在人们苦心积虑、还来不及思前想后之际，期盼中的天国竟倏然而至，它们就是成为历史新纪元的那一簇崭新的国家，它们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我至今都记得，那时尚年幼的我，简直兴奋莫名！那种兴奋，来自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归属感，来自身居强大无比的大家庭中的安全感，更来自憧憬无限光明未来的幸福感，还来自怜悯着未获解放的半个世界的那种自豪感。至今我都记忆犹新：我与周边伙伴们愉快地展望着未来，想象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想象着红旗覆盖全世界……。
然而，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天堂大戏的一幕幕实在翻动得太快，天堂中的奇异景象到得太急，无论感官还是大脑，都来不及有什么清晰反应了。我只记得两句话：一句是“特大跃进”，这意味着旧物的丧失与新潮的来临，都会快如闪电，让你来不及欣赏与思考；还一句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对于过正常日子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凡人间让人恐怖的一切：打骂、饿饭、关押、流放、株连等等，都一件不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天堂的入门劵竟如此昂贵！
到了这种时候，对尘世天堂所寄以的希望就破灭了。
自古迄今，凡谋国事者，以某种辉煌的国家目标激励人心、获取民意支持，是常见的事情。但将国家的物质建设与道德追求绑在一起，宣称其追求的目标不仅是遍地珍宝，而且也是人皆圣贤，却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乌托邦梦幻者的特殊幻觉。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儒家传统下的圣贤情结，加上现代乌托邦理想的激发，就更加深了国家目标的伦理色彩，这在东方阵营中达到了极致。
这种极端的追求，最集中地体现在如下豪言壮语中：六亿神州尽舜尧！（如果移用于今天，自然要改为十四亿神州，那当然不成问题）我不知道，上面七个字所表达的，究竟是今天的现实，还是未来的目标。因为中文没有专门的时态，这就颇费猜测。而发明了这类豪言壮语的大人物，恰恰具有这种美妙的思维习惯：不在乎时态，不区分理想与现实，不介意今天与明天！真可怜那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就在时序颠倒、阴阳错乱的折腾中，熬过了那些岁月，有谁曾与什么舜尧沾过边！
舜尧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过；即使确有其人，是否堪称圣贤；古代圣贤是否确为道德典范——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很简单，恐怕从未有人思考透彻。而且，过去或者今天，社会中是否人人成了舜尧，或者是否需要人人成为舜尧，都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那类问题就该留给梦游症患者！
我现在仅仅关注一个浅白得多的问题：一个以实现乌托邦为目标的社会，其道德状况如何？这还是太大了，不如代以一个小得多的问题：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那些大人物，其道德面貌如何？而且，也不必问今天的大人物；凡熟悉了周永康辈的人，倘称不知道大人物的一般道德面貌，其智力就不堪问了！因此，我只想知道，那些曾经筹划伟业的人，其道德面貌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去八宝山肯定是没用的，那里的人已经都是舜尧了。唯有去看看那些不会糊弄你的历史记录，在那种地方，就再无舜尧的踪影了！
没人有耐心与忍性去一件件清理垃圾，只需挑几件看看就够了。
我在少时颇为景仰的湘中女杰向警予，与蔡和森可谓天作地合的一对。但在上海机关没待几天，向就跟了彭述之。陈独秀责令向警予在蔡彭二人之间选一个，后来向警予一个也没要，又去找了第三者。李立三颇同情戴绿帽子的蔡和森，去好言相慰，却没料蔡和森趁机拉走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罗亦农委托彭述之照顾妻子陈碧兰，结果是陈与彭到了一起。罗亦农自己也没闲着，他伺机夺了贺昌的老婆诸有伦。贺昌不胜愤怒，多时之后才在党内斗争中报了一箭之仇。性关系之混乱一至如此，不知今天包二奶、三奶的人作何感想！
与江西时期的大开杀戒比起来，上面这点桃色小事就不算什么。发生在江西的“反AB团”与“富田事件”，至今都扑朔迷离，胜似武侠传奇，但唯有杀人之多则无人怀疑。当时红军不过4万人，反AB团被害者就达4400人！这种绩效，蒋介石能不羡慕？毛借富田事变之机，扩大反AB团运动，大开杀戒。其间揭露出一封毛給古柏的密函，其中授意古柏趁机处理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此事后来成为一起悬案。无论这些是否受到梁山好汉的启发；反AB团的英雄，岂看得起林冲杀王伦这种区区小事？
有了江西的经验之后，延安时期的斗争艺术就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延安的最大成就是整风。自从有了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后，延安的运动就既成了史诗，也成了传奇。整风的重头戏是“抢救运动”，这个名字有点怪异，更直白的说法就是抓特务。在高潮期关押的特务多达数千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大名人李锐。只是，后来缴获的国民党文件披露：国民党情报系统竟然未能在延安安插进一个特务！尽管如此，延安方面还是照样大抓特务，照样大事庆祝破获大量特务案的伟大胜利，大赏有功之臣，尤其对头号功臣康生加官进爵。从此，康生就成了第一号宠臣。
在那个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平静安全；它远离抗日前线，没有日机轰炸，也没有日军突入。刚刚升起的红太阳，在这里有着十分惬意的生活记录：有坏脾气且醋意太盛的贺氏被送去了国外，腾出来的窑洞也并不空着：吴莉莉刚走，上海影星就到了。主人兴致极佳，想象力更是信马由缰。
据丁玲晚年回忆，主人在与她的约会中，兴致盎然地聊起陕北根据地的女性，将美人们排着队，从其中选出36妃、72嫔……。如此闲情逸致，那个被不断的告急文书弄得焦头烂额的委员长，岂不羡慕万分！只有那个不识趣的王实味，竟敢抱怨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直接触及了圣地的不平等与内部腐败。仅仅这一点，这个世界就不再容得了他；他也就在1946年被以最原始的方法消灭掉了。
从这些事实中，你看到了伟业开创者中的舜尧吗？如果本应德行登顶的人成不了舜尧，怎么能指望“神州尽舜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