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做一件事大获成功，踌躇满志，那么就有多事者提醒你：务必再接再厉，更进一程，可别功亏一篑；但更有智者劝告你：须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否则过犹不及，前功尽弃！
无论功亏一篑还是过犹不及，都是人生的巨大遗憾。但过犹不及或许更被人忽视，因而更值得加以强调。
中国人坚守中庸之道，在凡事不过分这一点上，堪称世之楷模。不过，真正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你可能会说，大事不过头也就够了；至于生活琐事就不必太难为自己。恰恰相反，就该从生活琐事做起。如果招考员工时有意排除行事极端之人，则不妨考考应聘者的衣食住行，看他是否有奉行中庸之道的习惯。一个人在衣食上都没有稍加节制的自制力，却自称在大事上能够自制，你能相信他吗？那个喝起酒来没个完的李逵，你敢托以大事吗？
过靓 你喜欢衣着过于靓丽的人吗？倒不是说这样的人有什么道德缺陷；如果你足够宽裕，粉身珠光宝气亦无妨，且对于商家来说更是功德无量。但若希望借一套靓丽服装而获得高等身份，那肯定是走错了门道。人的气质纵然无形，但常常能够一目了然。那些气质非凡，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通常衣着普通，绝不可能过分装扮，招人耳目。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现，莫言穿起了靓丽华服，大概该打听一下，他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而那些刚刚有份工作、一切都才起步的小青年，倒不妨大红大紫靓丽一番，以作为生活欠缺的一种心理补偿。
过饱 无论健康顾问们提出多少忠告，警告大吃大喝贻害无穷，酒楼饭庄里哪天不是宾客如云、酒醉饭饱？如果是公款消费，那种疯劲就更添十分。无论腰围增长有多快，那只勤于端酒杯挑美食的手，都永远縮不回来。中国人在餐桌上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不知已有多少了，再增加一些又何妨？只是欺负了肠胃，但肠胃无言啊。
对于口腹之欲不知节制，是区区小事吗？那么不妨记住一句话：那是在慢性自杀！如果连自杀之害都不在乎，那就真正不可救药了。人们将这归于“意志力薄弱”，其实也不尽然，至少有一部分人是真的不懂。我就亲身听到一位衣冠楚楚的有教养人士说过：人到老年还是多吃点好。你怎么去劝这些人节食呢？
过奢 中产之家住好一点应当没有任何害处。查尔斯王子可以单独享受一座宫殿；但过于空旷的宫殿可能容易使人患抑郁症。在欧洲文学作品中，生活在硕大城堡中苦度时光的孤女寡妇还少了？可见房子也不是越大越好。
对那些为一块栖身之地而苦苦奋斗的人来说，说什么房子不要太大，未免有点残忍。但今天已经身居豪宅、却得陇望蜀的人也不少。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今日中国的畸形房产生态。那些一生都在追求美宅的人，往往一生都在劳累不堪，就不能在一个稍小一点、简朴一点的居室中，过一种更悠闲舒适的日子吗？
过显 说到座驾，那就是年轻人的至爱了。我的一个学生，一辆别克已用了五六年，依然視若家珍。我对他说：依你的实力，也太委屈了，为什么不换个宝马？他却不以为然：这不挺好吗？要是一个宝马，整天担心着它被擦了碰了脏了，还不如现在这样自在。
这确实是一种选车的哲学，这种哲学高明之至、理性之至啊。可惜，接受这种哲学的人并不多。名车豪车当然好；如果有人代劳为你伺候车，那就更好。如果你也不过是普通打工者一个，却得将很大一份时间、精力、金钱用在车上，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就是图了那点显摆，那就本末倒置了。
在衣食住行上能适可而止，对你毫无损害，或许能免去一些莫名之忧。
将日常生活的磨练中悟出的那种中庸哲学，用到政治生活中去，或许不是每个人都通晓的艺术，但事关人们的利害得失，谁也不至于兴趣全无。
可能会说，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抱负，过普通生活不就得了，谈什么政治生活！远离政治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这个道理，陶渊明老先生在1600年前就悟透了，现代人还能不懂？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度里，不会让你学陶渊明的，政治能不上门来找你？
如果你被卷入政治，甚至在一定的高位上主掌政治，你的首要禁忌是什么呢？一条忠告就是：不要将政治玩到极端！极端政治或者绝情政治害己害人，祸莫大焉。
过狠 政治上的狠人多矣。自从秦始皇、朱元璋、张国焘、江西打AB团者等等作出榜样之后，后来的那些狠事，简直就不算一回事了。但也不乏持中道之人，陈云就是一个。审判四人帮时，想杀江青者多矣；此人够恶，没多少人同情她，自在情理中。但陈云却力主刀下留人。陈岂能不恨江青？但他明白，如果对政敌再开杀戒，那将后患无穷。1989年，中顾委李锐、杜润生、于光远、李昌等因政见被整肃，有人力主开除，陈云坚决反对：与其以后来平反，不如现在就放过省事。在政治上过狠之害，作为党内元老，陈云岂不深知？难得的是他总能适时把关，算是积了一份德行。
过激 20世纪就是一个激进主义的世纪，要不过激实在也难。刘少奇就是政治激进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的悲剧更在于：他自己就不遗余力地推行激进主义，而且每当领袖发起一个激进运动时，他总是以更进一步的激进相呼应。例如，刘本不热衷于大跃进，但在领袖推动大跃进之后，他就以更大的热情鼓吹大跃进；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本来不想再折腾，有心给老百姓留点活路，但领袖发动四清运动之后，刘就以更激进的一套方法去应对；刘本来对文革并不主动，未必不心怀恐惧，但领袖发动文革之后，刘派工作队以极左的方式去领导文革……。刘的这些过激行为，不知出于习惯，还是出于深心谋划，反正害人无数，最终也害了自己。
过左 在政治运动的特殊氛围下，过狠、过激都是过左。不过还有一种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过左，那就是将意识形态教条推向极端，以致成为完全的乌托邦幻想。例如，1950年代初，不少人还在天真地做着“新民主主义”梦，但领袖早就超越自己定下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远远跑到前面去了，让追随者望尘莫及。分了田地的农民还没过两天安静日子，合作化运动就来了；合作化还没两年，公社化又来了……。每走一步，左调就高一度，直到简直无法再左下去，山穷水尽之后，就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值得如此畏惧过狠、过激、过左吗？你会说，这都是庸人之见。即使像波兰、捷克这些国家一样，持温和路线，避免过狠、过激、过左，只要那个斯大林模式在，最终就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对于被诬为AB团而喋血的人，对于大跃进中成为饿殍的人，对于文革中倒于棍棒之下的人，“过”与“不过”就绝不是一回事了。文革固然总是不好，即使是不那么惨酷的文革也不好，但少死点人，多留下一点生灵，不总好一些吗？能说这些都无所谓吗？能说“过”与“不过”仅仅是100步与50步的区别吗？有时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啊！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运动中，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过”。“过”的祸害大小不一，不可一概而论。但对于“过”持负面评价，大概是没有争议的。说“过犹不及”，当然是认定“过”与“不及”并不相同，只是危害相当。其实，若换一个角度看，“不及”实际上也是一种“过”：“不及”就是不够，或者缺少得过了头，这不是“过”又是什么呢？
既然明知“过”有害，为什么还是有那样多的人“唯恐不过”呢？大体上，主要的原因有如下这些：
不期而过 应当说，在许多情况下“过”是无意造成的，就好像开车拐弯时方向盘打过了一点，以致险些出事。人非机器，处事哪能永远恰到好处？
惟恐不及 这是人们通常难免的一种心理倾向，即总是担心某件事做得不够。例如，出门时担心衣服穿得不够多；用手拍蚊子时担心用力不够重；轰击某个目标时担心火力不够狠；对于某项工程担心投入不够多……。有了这许多担心，通常就会宁可出手重点，这样还不弄出许多“过”来？
以上两种情况，都只能算是过失，并没有什么邪恶用心。
唯恐失利 利益上的考虑并非处处起作用，但肯定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例如，激进政治中的那些“过”，就多半与利益纠缠在一起。为什么在政治斗争中往往过狠？除了公报私仇这种特别恶劣的情况之外，更主要的是，唯有狠才能在上司眼中表现出忠诚、坚定，才可能获得提拔机会。为什么历来都是过左为害呢？主要就是因为，“左比右好”已经成了人们刻骨铭心的处世经验，选择左就意味着趋利避害啊。
中庸之道
既然“过”与“不及”都不行，那么就只能选择居中，既不温又不火，这就是中庸之道。
被历代先贤倡导了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已经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尽管领袖不喜欢它，被冷藏了几十年，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又走俏了，被朝野及官学两界奉为圭臬，近年来更成了国学中的精髓。
那么，这个被如此推崇备至的中庸之道，仅仅是一条格言，还是一个原则，或是一个思想体系？其价值究竟何在呢？
就不去细说中庸之道的内涵了，因为那既可说多也可说少。就中国文人的本事，向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更何况一个国粹的要言妙道，就是洋洋万言，也不为多啊。但那样反而不着边际，倒不如安于简陋，将中庸之道归结为：不走极端而已。
如此平凡的处世之道，为何要如此推崇，以致将其推向圣人之言的顶端呢？这就得追本溯源，归因于儒家精神的精髓了。儒学的精微或许不那么容易洞悉，但其主旨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以恪守种种既定的义务为要则。而这种生存状态，并不特别需要太多的激情，也不需要匹夫之勇的怒发冲冠。只要中规中矩、心气平和，就是得道君子，达人生的极致了。而这岂不正是中庸之道？
这样的中庸之道崇高吗？神圣吗？当然都谈不上！崇高与神圣都是圣人才有的特质，岂是任何人都可追求的？况且，如果这个世界崇高、神圣的人太多，坐在圣坛上的人哪里还有安全可言？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该如何去守中庸之道了。总之，中庸之道的指归不过是“安全”而已，但不是小人物的安全，而是大人物的安全。当然，一旦大人物的安全已有着落，小人物的生存环境也就不致鸡犬不宁了。
有了这种利益上的关联，你还能不乐守中庸之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