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周永康辈的丑行如何不堪，似乎都不足以动摇一个长久维持的信念：共和国的星空中普照世人的那些巨星，在道德上都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他们的光辉事迹，通过千百万文字与图像信号，已深深地刻入人们心中；他们已成了新时代的圣徒。不幸的是，正是圣徒们自己，亲手摧毁了他们苦心营造的丰碑。
如果某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他要一睹地球人的风采，尤其希望了解地球人的德行已进化到了什么高度，那么，他要去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八宝山了。那里所展示的先贤们的崇高风范，能不让所有人肃然起敬！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就是：英雄模范都活在悼词中。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改写成：圣贤都活在碑文里！安息在高大肃穆殿堂中的先贤，是新时代的圣徒，他们的高大形象让我们不敢仰视。
只有很少的人才会较真：他们到底有过哪些善行呢？这就需要稍稍展开历史的画卷。
中国现代史的早期精英，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两位非凡人物：李大钊与瞿秋白。在现代中国的忠烈祠中，他们无论如何应位居前列。他们作为元勋的事迹就不说了；仅就人格、操守、口碑而言，二人就不能不居同侪之上。
李瞿二氏的主要活动期192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那一时期的风云人物，无不兼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现代文明的启蒙意识。较年长的李大钊（1889—1927），或许更偏重于古典学术修养；而多喝一点洋水的瞿秋白（1899—1935），则更多一些欧美元素。
两人都在刑场就义，这就不能不多了一层壮烈风采。而他们的早逝——谢世时都不到40岁——对于盖棺定论无疑是一种优势。试想，如果林彪在1966年死去，他在后世人眼中的形象，将是一番什么光景？反过来说，如果李大钊能活到1950年代，谁又能保证他不会成为整肃对象呢？或者，他能免去大人物通常都有的那些秽德吗？
早逝的先贤多半会如同今天的人们一样，提出一个让人躲闪不及的问题：他们的后继者表现如何呢？能以什么善行无愧于圣徒的美名吗？
###祭坛上的牺牲
没有人知道，李大钊在临刑（1927年）之际，最以为遗憾的是什么。是未能看到革命之花在中国大地盛开吗？他就义不久，革命之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半个中国染上了红色，这应当是主要播火者之一的李大钊的愿望。然而，李大钊大概没想到的是，那红色主要是由自己人的鲜血染成的。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遗憾还是幸运呢？
20世纪的风云变幻莫测，人类舞台上好戏连台。其中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一幕是：红色革命的掌控者，竟将自己队伍中的人无端地杀掉至少四分之一！
1930年，毛在赣南苏区肃所谓AB团，残杀了5000多无辜的红军官兵。与此同时，毛的坚定支持者与肃反搭档邓发，在闽西苏区屠杀了6000多红军人员。当时中央苏区红军总数不到4万人，这一下就被杀掉了1/4，这对蒋介石该是多大的贡献啊！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肃反主谋竟有本事与胆略，硬将杀AB团的责任栽到了王明身上！且不说王明其人是好是坏，肃反期间王明远在莫斯科，想到江西杀人也刀长莫及啊。
在中央苏区的示范下，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紧随其后，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屠杀。鄂豫皖苏区红军被杀掉1/3，团以上的红军军官被杀一空，其中包括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张国焘甚至没有放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用石头将其活活砸死。湘鄂西苏区的3万红军经肃反后仅剩4000人。
据肖克将军的回忆录，苏区肃反的受害者在10万以上。我不知道，这10万牺牲者是否应算圣徒。至于将这10万牺牲者推上祭坛的毛、邓发、张国焘、夏曦等，则无疑在圣徒之列；因为从根本上说，圣徒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的一种划分，正如圣地不过是意识形态光辉的照耀之所一样。只是这样一来，圣徒的德行如何，就只能由那10万受难者来诉说了。
洋人给中国人送来了不少陷阱：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洋人们或许疏忽了点，竟忘记了一个最恐怖的陷阱：凯旋门陷阱，即立国元勋们刚刚进入凯旋门之际，正是他们的最危险之时；在该处，他们很可能倒于自己人的利剑之下。法国人在1793年、俄罗斯人在1937年、朝鲜人在1950年代初、中国人在前三十年都经历了这样的陷阱。
在凯旋门陷阱中倒下的那些牺牲者，其故事固然凄婉动人；而那些行刑者的故事也不失多姿多彩，不过是另一番滋味。凯旋门陷阱中的罹难者实在太多，如要举例真不知该从谁说起。以两个最著名的军人朱德、彭德怀为例，或许最能说明问题。
彭德怀在庐山蒙难这件事及其结局，早已进入历史，不必尽述其详。但其中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却未必有太多的人注意。除了柯庆施、康生等少数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的人之外，上庐山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完全脱离常识，对大跃进的看法未必离彭德怀很远。但在震怒的毛面前，竟没有人敢吭气。在政治局讨论对彭德怀的处理时，周恩来提出彭的功罪三七开，刘、朱随即附和。但经毛威胁“要上井冈山”——这是他惯用的杀手锏——之后，就再无人敢吭声了。
这就开创了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的一个空前记录：对于一件几乎明如白昼的事，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庐山表现最好者，不过是不踊跃发言批彭而已。就是这样的人都不多，但已算难能可贵了，在后来竟备受赞扬。有回忆文章赞扬李富春：“不为会上不正常的气氛所动摇，对彭总什么批评的话也没讲。”胡耀邦赞扬老资格领导人王稼祥：“对人的错误处理，他都很不赞成，并且甘愿冒当时一些人对他的非议而不随声附和。”彭真对大跃进其实很有看法，在1959年10月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我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顺耳，但未作声。”陈毅未上庐山，据说私下表示不赞成批彭，彭回北京后，陈毅第一个去看他，但也只是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
至于那些连沉默都不敢的人，就更等而下之了。罗瑞卿本来与彭德怀有过节，又是一直紧跟领袖的人，在庐山当然冲锋在前。连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人，虽已不再热心政治，但也不忘吟诗凑热闹，说什么“经过辩论求团结，领导英明正确声”。
朱德是彭德怀的老搭档，两人私交极深，历来是毛重点排挤的对象。但就凭他那无人可比的老资格，还不至于被彻底排除。但到1966年，毛就决心不给他留什么面子了。5月23日，毛授意刘少奇主持了批判朱德的会议。在党内早无锋芒的朱德，此时年届八旬，无论怎么处置他，于他于国，都不是什么大事。真正重要的是批朱会上党内大佬的表现。
以下这些话尽管荒诞无稽、骇人听闻，却典型地反映了，在内斗中党内高层人士能拿出些什么手段来。林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他想当领袖。高岗的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如此等等。
为了对上述发言有更恰当的体会，必要交代一下发言者与朱德的关系。自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时期，林彪一直是朱德的下级；在井冈山时期之初，陈毅是与朱德志同道合的搭档，就是在以陈毅取代毛的那次选举中，陈毅正是与朱德站在一起的；周恩来与朱德关系更深，他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也是江西苏区时期的老搭档……。直到批朱会的前夕，没听说有任何人与朱的关系出现什么变化。可见，所有这些人都完全不在乎翻脸不认人。
至此可看出，那些将别人推入凯旋门陷阱的人，在对他人下手时，手段之残忍、卑劣、无所顾忌能到什么地步。然而就是这些人，今天大多仍然稳稳地坐在圣徒殿中，其中就有前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陈毅、乌兰夫、薄一波等等。圣徒们展示了什么德行，就不必说了。就是人们寄以无限同情、乃至无限敬仰的受难者彭德怀，就无愧于圣徒的称号吗？今天宁可不提、却完全真实的是：彭以及他的难友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最终都承认自己罪有应得！而这就意味着背叛了自己眼睁睁地看到的事实，也背叛了正走向饥饿的亿万人的利益。他们如此自欺欺人，究竟要图什么呢？无非是图被党保留，不致“无党可归”！既然如此，还能算圣徒吗？
我得承认，讲述这些既荒谬绝伦、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能不感到极度沮丧。受难者的呼天长啸固然凄婉动人，但或许更令人寝食难安的是：包括受难者在内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为什么给世人留下了如此不堪的为人记录呢？他们就不担心，如此将既不能面对祖宗、又不能面对子孙吗？我们的数千年文明史，尽管被鲁迅以“吃人”二字作了概括，但毕竟还不至于黑暗到底，毕竟还有于谦、海瑞、谭嗣同……，还有那样多铁骨铮铮的硬汉，为什么时至20世纪、时至一个备称辉煌的时代，反而所有人都将头縮进了龟壳呢？
今天，不少学者在寻求答案：为什么那样多曾经被认为是响当当的人物，宁可背叛明如白昼的事实、宁可背叛自己熟知的常识、宁可违背自己的良知，却不可移易地去迎合领袖呢？难道就不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吗？
有人认为，是人们害怕身败名裂啊。坐国民党的牢，甚至被国民党杀头，可能名垂千古；而仅仅被共产党戴个帽子，更别说坐牢或者杀头，就不免遗臭万年！一个“名垂千古”，一个“遗臭万年”，其霄壤之别，谁不明白？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哪个更厉害，大概也无人不知，高层更加心知肚明。既然如此，在涉及路线、立场、主义、领袖的问题上，该如何站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怎么能指望，人们在庐山不站在领袖一边批判彭德怀呢？
以上理由似乎难以置辩，但这样还是说不通：你坚持事实、坚持真理、坚持维护民众利益，即使一时委屈，岂不还是会得到理解、同情或者昭雪，最终不也是名垂千古吗？这种理由，恐怕不足以给负屈者什么安慰：谁能肯定有那种光明前景呢？即使有也等不到啊。中共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还在1927年之前，对于斯大林极力主张的聯蒋就持异议，且个人率先退出了国民党。但1927年之后，却不得不为永远正确的斯大林背黑锅，被批为投降派。他到哪里去申冤？即使今天很有限的平反，他也没等到啊。况且，世间毕竟少有陈独秀。
或许，究竟哪种说法更有道理，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今天在事实上没有人选择莽撞地去与权力对抗。只要能避免祸从天降，其他一切都不妨权衡从事。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有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一切：言不由衷、诿过于人、落井下石、栽赃诬陷、六亲不认、以怨报德、逢君之恶、残害忠良……。如此，德行就只有远遁他方了；此时还谈什么道德，不仅会使那些世事洞明的聪明人窃窃发笑，而且也会使人疑心你心怀异端。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就是如此——这就是一个寡德的时代！说“权力使人寡德”，或许能使寡德者心安些，但总不能改变寡德的事实。如果仅仅是市井小民寡德，或许还不至于“礼崩乐坏”。但恰恰是那些被称为国家脊梁的人，即今日之圣徒，竟也寡德，而且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