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成大事者，无论是成大好事还是成大坏事，人们通常将其想象成具有种种异于常人的特质，多半推崇为英雄。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种误判。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很多情况下，成大事者恰恰是很无知的人！无知则无畏，无畏则无所顾忌、不知退縮、一往无前，成就常人所难成的事业。
在看待历史这一点上，现代领袖是极为洒脱之人，他那汪洋恣肆、不拘成见的风格，常常令其手下人倾倒。文革时，我曾看到他的一个内部讲话，为了论证干大事者不需要什么文化，他一口气列举了好几十个历史人物，毫无例外地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草莽好汉。可惜，这篇精彩讲话似乎没有收入什么文集中。中外人士真应读读它，它似乎是能够打开现代中国历史秘密的一把钥匙。
不必列举所有这类人物，仅举其中一部分也足以说明问题。
谁应居第一位？似乎没有人可与刘邦竞争。刘邦是一个地道的乡下流氓，作为儿子、丈夫、邻里都缺陷多多：不务正业、好酒贪杯、粗俗无礼、肆无忌惮。但两个大优点盖过了所有缺点：其一是豪爽任侠、敢于任事，这使得那些满腹诗书的人在他面前相形见绌。其二是性格极富吸引力，得以广结豪杰。
凭借这些优点，他从一个一事无成的农夫，首先混到了一个亭长，交结了两位后来至关重要的县级干部：萧何、曹参；继而乘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机，断然举事，迅速开辟局面，终于成就了其一生事业。若论教养、学识、文才，萧何、曹参及后来的文武全才张良这些人，不知超过刘邦多少，但就是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了这个草野莽夫！这种吊诡的历史剧，还不令天下豪杰频发千古之叹！
300年之后，刘氏王朝中出了一位英雄班超，有赖于此人，汉家保住了对西域千里之地的统治。班超那双本来要握笔的手，后来握起了刀，只是因他不甘心在“纸砚间”打发一生。流连于纸砚间时多少学得的一点诗书，也就用不上了。他在西域对付的那些番邦君长，哪跟你论华文汉赋？唯认刀兵而已。尽管如此，也不能将班超视为有勇无谋之辈；他在西域驰骋30余年，先后降服50余国，肯定是高智谋的活动。不过，仅就勇猛无畏而言，班超肯定远远在其兄之上，其兄就是写了《汉书》的那位大学者班固。
又过了一千年，更著名的一位英雄岳飞出世。岳飞生于农家，寡母在其背上刺“精忠报国”，只能当传说看。就是传诵千年的那首《满江红》，也多半是他人代笔或者伪托，岳飞的幕中绝对不少干这种细活的人。岳飞即使不为老粗，至少也是一个读书不多的人。由于赵匡胤的特别提倡，宋代文风极盛，武人附庸风雅，也是很可能的。但恰恰是那首《满江红》的任侠使气，透露了岳飞那种不同于儒将的武夫身份；一个喝够墨水的儒者，怎么能赤裸裸地说“饮胡虏血”呢？这样一来文人的细密功夫就全没了，还能不惹杀身之祸？如果如岳飞所直言的，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帝，将置高宗于何地？
岳飞之后两百余年，朱元璋真能饮胡虏血了。若论腹中诗书，朱元璋或许更少，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做皇帝；或许，他因此而更应当做皇帝。他在剿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反元兄弟时，所用的那些计谋，有几件来自正儿八经的儒家经典？那些不过是他在穷愁潦倒、浪荡江湖时积累的内斗心术罢了。在农民兄弟火拼时，再没比这更管用的了！
历史上当然不乏事业有成的读书人，但他们与刘邦这种建大功者比起来，就明显逊色了。妨碍读书人成大事者，正是他腹中的诗书，诗书培育了那种不合世务的学究气，而学究气绝不是成事的优势，恰恰是败事的因由。
在先秦法家的圈子内，韩非无疑是第一号大学者。正是此人，为后来数千年文化传统中隐含的法家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他却是一个大失败者。他与其同道李斯都选择服务于秦始皇。李斯成了秦皇的主要大臣，位至丞相；而韩非则被人诬陷遭诛杀，一生抱负，化作青烟。除了时间上得了先机之外，李斯更有世事洞明、处事圆通的优势，而韩非则一学究而已，不能洞悉时势，相机行事，以致中人奸计。
晁错是汉景帝的第一号宠臣，其高才与干练，世所公认，似乎不应是学究一类的人物。但在处置“削藩”这件事上，他就表现出十足的学究气。当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刘氏亲王羽翼已成，危机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岂是一道削藩令足以平息？靠政令削藩风险之大，包括晁错之父在内的满朝文武都看得清楚，唯独大谋臣晁错却迎险而行，至蒙杀身之祸。晁错的削藩理念当然没有问题，气节也堪为后世楷模，但在方略上宁折不弯，就很学究气了。
自汉之后的两千年历史中，王莽的形象都是篡权的奸邪。但纵观其一生的人品、学养、理念、事业，似乎都应得到更多的肯定。在西汉末，他是少有的精通儒学的大臣，在朝廷与民间都获广泛好评；否则，他也不可能畅通无阻地取汉而代之。或许是他的儒学太深厚、太纯粹，竟然以恢复三代传统为指归，发起史无前例的复古改革，致使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种不可救药的学究气，还不毁了一生事业，也毁了他前半生积累起来的清誉。
现代高层中的大学究首推张闻天，中共的第6任领袖。这个曾经留美、留苏、当过大学教授的大知识分子，非其所愿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他倒有自知之明，明白在当时激烈的上层斗争中，难敌各路好汉，自始就没有问鼎的自信与勇气，以致在遵义之后，多时不肯就任。勉强高就的4年中，也从不张扬，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掌柜的究竟是谁，无怪乎被毛称之为明君！
张闻天自己及许多人都忽略了，恰恰是这个明君角色害了他：你要么下来，要么理直气壮地抓住权力，那种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算什么？在现代权力场上，根本就没有汉献帝这种角色的位置；况且汉献帝还不够惨？张闻天腹中的古书倒不见得太多，但洋书肯定多了，这就更加学究气，还能不倒霉？
学究难成事啊，诸如此类的事例多多，岂止上述数人而已。
历代失败者的情况各有不同，不能归咎于同样的败因。但不能不说，在险阻面前心怀畏怯踌躇不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共同因素。
畏怯有种种负面后果。如果一开始就畏怯于难担大任，在举事之初就縮回去，哪还有举步的机会？事到中途，畏怯于重重压力，知难而退，或许不失为自保，但更可能自毁前程、前功尽弃。在遭遇挫折之后，畏怯于败局难收，从此消沉，或许恰恰断送了复兴的机会。在历史机遇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畏首畏尾，坐失良机，则唯有让成功擦肩而过……。
畏怯心理来自何处？主要基于三种因素：
禀赋 一些人生性怯懦，不能面对险境，无法承受重压，容易受控于恐惧心理，在危急局面下很快陷于崩溃，失去任何处事与决断的勇气。这种畏怯很难依靠内心的挣扎来克服。这种禀赋的人就不要抱负太大，去做那些冒险犯难的事。
顾忌 一些人可能不乏勇于作为的经历，但不想再担风险了，可能的理由是：年老力衰，不堪重负；功成名就，不愿轻抛功名；投鼠忌器，不愿牵动亲朋、故旧、师友等等。
不自信 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高估不利因素；后者恰恰是因为，对可能遭致失败的方方面面知道得太多、琢磨得太多、恐惧得太多。对于消蚀自信来说，这是最致命的！
前两种情况不必考虑，因为那样的人，还没有到真正该畏怯的时候就退场了。不妨说，畏怯主要来自不自信；而不自信又主要来自怀抱太多的负面信息；负面信息多又源于多知、多虑、多思，后者恰恰是读书人的通病。现在你知道读书人为何干不成事了。
如果将以上结论作反面应用，就不妨断定：缺少知识的人少知、少虑、少思，心中的负面信息就少，自信心更足，因而面对风险时就不那么畏怯，更多几分勇气。结论只能是：无知无畏！
无知无畏并非只是上述分析的逻辑后果，实际上是得到大量历史事实支撑的一个普遍结论。此处仅看两个事例。
明代大宦官魏忠贤爬到了九千岁的高位，实际上已是“副皇帝”了。他所得到的尊荣甚至超过了皇帝：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为他建“生祠”，历代皇帝多半未曾有过这样的尊荣。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魏氏危矣！古代人的一个普遍智慧就是：非分之得乃招祸之源！明白人一定会极力避免这种非分之得，远远避祸。但没什么文化、在入宫之前仅有乡下经历的魏忠贤，哪里知道这些？他以真正的“大无畏”精神，欣然接受从天而降的所有福分，很快到来的报应就不可避免了。继任皇帝宰了这个无知无畏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功德，魏忠贤甚至算不上什么人物，他不过是闲极无聊的天启皇帝为图自己玩乐，推出来作为替身的一个木偶而已。
文革激进派中谁最具勇气？肯定非江青莫属。她衔头不算太高，但谁都知道她是实际上的二号人物。913之后，她对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是不让半分的。她更不在乎得罪高官们，以致树敌无数。那时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江青背后的支撑崩塌，其下场将毫无悬念。但就是她一个人不知道，以至于到了最后时刻还有恃无恐。她这种极度的无知毫不奇怪。在上海风月场上的那些历练，至多只能对付争风吃醋，哪能应对政治角斗场上的生死搏杀？唯其无知，所以无畏，就只能作茧自缚了。
不管“无畏”源于什么，总归还是一种勇气；无知无畏者，也是一种类型的勇者。依其地位高低，无知无畏的勇者可区分为匹夫之勇与枭雄之勇。那些铤而走险的江洋大盗，就是匹夫之勇的例子；而张作霖则属于枭雄之勇了。张作霖有勇大概没有人否认。但他无知吗？就其开创局面之时，那种纵横捭阖、诡计多端，似乎不算无知。但作为一个现代政界人物，终归是一个无知之徒，根本不懂得世界潮流与现代理念；否则，就不致那样胡作非为，既毁了前程，也毁了奋斗大半辈子积聚下来的本钱。
就对国家的危害而言，枭雄之勇远远大于匹夫之勇。无知无畏的勇猛枭雄太多，正是现代中国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这类人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
显性灾难——也就是一望而知的、直接的灾难，例如包括军阀混战、丧权辱国、腐败黑暗、渎职虐民等等。这种灾难的后果令人望而生畏。但因其浮在面上，容易催生对良好治理的期待与推动变革。
隐性灾难——包括显式灾难之外的所有其他灾难。此处要强调的是：隐式灾难之最重者，莫过于一个反智时代的来临。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无知无畏的枭雄，从自己的成功中吸取的主要经验就是：读书人无用，知识无用，科学无用，智力无用！而其反面则自然是：老大粗管用，意志管用，经验管用，蛮力管用！如果这种观念催生出一种支配大众的哲学，那么就不再有人看重智力、运用智力、投资智力了，全社会将被笼罩在一片反智气氛中，于是一个反智时代来临。
就芸芸众生而言，在反智时代照样可以过日子，或许广场舞跳得更欢，样板戏唱得更响。但就不要再谈什么社会进步、国家前途了。尤其可怕的是，反智时代有巨大的自我复制能力：反智的一代会自动地复制出新的反智一代。反智时代不仅将不受阻碍地延续下去，而且全社会的智力水平将愈来愈低，就像人们在大跃进年代与文革年代所看到的那样。
反智时代有巨大的有害产出，其中之显著者就是种种荒唐事，就像大跃进年代的那些荒唐事一样。反智产生荒唐，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反智时代的主要产出，更影响深远的产出是无知无畏者，这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性循环：
无知无畏者催生出反智时代，反智时代培育出更多、更愚昧的无知无畏者！
如果一个社会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那么它向野蛮的急剧退化，就难以挽回了。如果仅仅是默默地、平静地退化，或许还不是最坏的。实际上，面临的危险要大得多：反智时代不只是复制出一般的无知无畏者，它将以很大的概率产生胆大妄为的莽夫，产生另一个真正的枭雄，这就使社会走上更坏的恶性循环：
无知无畏的枭雄刻意造成反智时代，反智时代催生出更坏的、无知无畏的枭雄！
如此循环不已，社会的退化就走上了快车道，灾难的结局将更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