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良心给狗吃了”，可算最严厉的谴责。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就实实在在地将自己的良心抛给狗了！无论这是多大的羞辱与罪过，一个连良心都已抛出去了的人，还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让人将那个价值堪比生命的良心抛却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且如此强暴呢？
如果有人竟指责你：“不懂得什么是良心！”你必定怒不可遏，奋起反驳：“我怎么不懂得良心啦？还有谁比我更有良心！”你想必以为，连良心都不懂的人，还能有良心吗？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啊。
但这一“简单的逻辑”恰恰错了！倘若不信，就请看看该逻辑的如下推论：
● 草根小民，读书不多，哪知道什么是良心？这些人最没良心就肯定无疑了。尤其是鲁迅作品中的那个祥林嫂，既不识字，就没良心，真是恶有恶报了。
● 大知识分子博古通今，最懂得什么是良心，自然最有良心。谁能说徐志摩、陈公博、张春桥之辈没有良心？
● 要树讲良心的道德模范吗？就别说什么雷锋了，任何伦理学教授岂不更强，还有谁比他们更懂什么是良心呢？
对上述推论，你想必会连连摇头：这哪成啊。既然不赞成这些推论，怎么能同意前述的那条“简单的逻辑”呢？这就不能不承认：
人之有良心，未必需要知道什么是良心。
这就是本文的根本观点。初听起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你想驳倒它吗？不妨试试！
良心很简单吗？绝对不简单！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它下一个定义，既简明清晰，又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说“什么是良心”不易，说“什么不是良心”或许容易些。不妨看看：
● 需经刻苦学习而悟到的东西不是良心；否则，因困于生计而无暇学习的人，就全无良心了！
● 要经反复思索才能发现的东西不是良心；否则，在情急之下不假思索的行为，就都属不讲良心了。
● 需要反复权衡、以免负面或者不正确后果的东西不是良心；否则，没有多少人有讲良心的智慧与自信了。
● 需要大智慧才能获得的东西不是良心；否则，就只有一小撮精英人物有良心了。
只有在琢磨了上述种种之后，我才敢试着写出一个定义：
良心是一种个人心态，它敦促个人去做自己认定为善的事情。
这个定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善呢？此处就不穷追下去了，只是指出：每个人都具有社会赋予他的意识，用以不假思索地判定一件事情是否为善。不同的人所认定的善未必一样，因此，两个都有良心的人可能行事不同。就是那些被公众判为坏蛋的人，也未必没有良心。如果一个有良心者干下坏事，可能是他在环境压力下不能坚守良心，也可能他的是非标准就与别人不同。良心绝对属于个人，不能用社会的是非观来评判。
上面定义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能用来更客观、更公平地评价人和事，更容易消除一些常见的混乱与困惑，更容易被各种人生际遇的人所接受。认可上述定义，就不能不承认：
人性中本来就蕴含了良心，这无论贵贱良否！
既然如此，岂无良心？问题只在于：能否守住良心。
守住良心的反面就是抛出良心。首先指出：抛出良心者未必没有良心，毋宁说肯定有良心，否则就无良心可抛了；只是他基于利益等种种考虑，不能坚守良心而将其抛了出来。因此，抛出良心者之过，不是“没良心”，而是“没坚守良心”。是否有良心，基于人性；而能否坚守良心，则既决定于社会环境，也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炼。
中国人的良心状态如何，实际上就是国人的人性如何，这件事肯定不简单，此处不论。至于国人坚守良心的状况如何，则可验之于历史，那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总可以得出一些多少客观的结论来。
我们的不幸是：竟然经历了这样的年代，无数人，尤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纷纷抛出良心！如果通常被誉为社会栋梁的人都不得不如此，局面之惨烈就可想而知了。
韦君宜——首先提到她，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思痛录》中，最详尽地记录了抛却良心之后的痛苦。一个在国难当头时，毅然抛弃优裕之家誓赴国难的人，一个心怀理想主义、近乎纯真的人，却无力抵挡时代的浊流，在思想改造年代痛骂那些被批判者，在自己权力所及的人民出版社圈定右派，在大跃进年代讴歌荒谬……。如果不抛却良心，她能干这些事情吗？她的悲剧在于，对于那个时代的是非善恶，她比一般人有更清醒的判断；她不可能不清晰地知道，其身份要求她所做的一切，是如此抵触自己的良心，除了抛却良心之外，她不可能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无法逃避这种角色的她，能不痛苦万分吗？
史良——没有人不记得这个1930年代的女杰；在民国“七君子事件”中，史良的不俗表现，岂止在中国，甚至被全世界记住了。在那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史良如何能抛却良心。但到1950年代就不然了。作为一个顶级法律人，史良不可能不知道：胡风、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是否触犯了法律；也不可能不知道，与其有长期密切私交的张乃器、罗隆基等人，是否有心危害国家，其中张乃器还是曾与史良共患难的“七君子”之一。没有人知道，当史良在准备最强的炮火射向昔日战友时，心里想过什么，是昂首挺胸还是悲戚无奈？人们只知道，她毫不犹豫地倾泻了所有的炮弹；她不会不知道，这些炮弹将在政治上置章伯钧等人于死地。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几乎就在发炮的前夜，她还在章伯钧家中与之相谈甚欢！
冯亦代——他不是史良级的人物，但似乎不失为一代良才。正因为如此，今人不能不为其惋惜。有些人抛却良心就在那么一瞬间，而冯亦代则是一点一滴地抛着，旷日持久，在漫长的苦痛中熬着，不知其痛何如哉！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密探。他在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家中厮磨终日，并非图口腹之欲，而是记下这些人的点滴言论，然后汇总整理交给有司。何等奇异的使命啊，不知他体验到了崇高还是耻辱？一般人在特殊年代的批判会上唇枪舌剑，事过之后，并不难握手言欢，一笑弥恩仇。但是冯亦代呢？他在面对章诒和等人时能付之一笑吗？抛却良心的损失之大，大概莫过于此了。
陈毅——在元帅中，除彭德怀之外，陈毅该算是最具有侠骨清风之人。人们至今都记得，1962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界人士“脱帽加冕”；主张在录取大学生时公平对待旧时代人士的后代；在“二月逆流”中拍案而起怒斥文革激进派……，那坚守良心的勇气实在难以超越。即便是如此有义胆侠骨的人，最后还是守不住良心，让其逃逸至九天之外了。1966年5月23日这一天，对朱德、陈毅的后人来说，都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在这一天，元勋们一齐出动，奉命批判朱德，朱德曾经最亲近的战友陈毅发出了这样的炮弹：“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野心非常大。”今天无法知道，当时陈毅与朱德究竟谁更痛苦。如果不是完全忘记良心这回事，一个曾经受人敬重的人，如何能如此信口开河呢？
一个屑小之徒、利禄之辈，仅仅为了一丁点儿利益，就可以将良心抛给狗；这些年，这类事情已经见多了。极端的例子是：为了抢劫百十元钱，就有人不惜痛下杀手，夺人性命，面对受害者的惨叫，毫不动心。这样的人，还能守得住良心？可见，利益的诱惑，可能使人抛却良心。但这种解释，不适用于层次稍高的人。
更强大的理由是恐惧。可以说，没守住良心的大多数知识界人士，就是在恐惧面前退縮了。不要凭空说大话，什么“只要真正有坚定信仰就能无所畏惧”，你自己去试试吧。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年的恐怖达到什么程度，大概下地狱也不过如此吧。一个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的凡人，能够不恐惧吗？即使你自己不恐惧，如何能保证你的老婆孩子不恐惧呢？如何能保证与你同命运的人不恐惧呢？在批准处理刘少奇的中央全会上，除了陈少敏一个例外，都是举了手的，谁敢不举手？但能说那些人确实赞成对刘的判决吗？记住！后来几乎还是同一拨人，在不必再恐惧之后一致举手赞成为刘少奇平反！
但恐惧并不能解释一切。例如，像董必武、朱德等元老未必还怕什么。而且，还有一些恐怖程度低得多的场合，背离良心的事也很普遍。例如，在1989年，不无异见的陈云等元老，最终选择附和邓小平，肯定不是因为恐惧，一定是另有考虑。
那么，这个似乎更深一层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一个有点创意的官方话语说到了家：大局为重！这意味着，良心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还有高于良心的事情，它就是国家利益，实际上当然是指在位者的利益，它就是那个有点神秘的大局。
于是，除利益、恐惧之外，就有了抛弃良心的第三个理由：维护那个位居良心之上的大局！这一层理由尤其为身处险境的高官们所需要。不能排除，某些人或许确实真诚地相信，大局胜似良心。但我宁可相信，更多的人只是找到了一个灵魂的避风港，让自己在抛弃良心时不致受罪恶感的折磨，至少对故旧后人有一个过得去的交代。
这样的大局，真正能胜似良心吗？
一旦所有人都找到了似乎充分的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抛弃良心，那么，一个良心纷纷逃逸的局面就不可避免，最终结局只能是：社会成了一个大多数人失去良心的群体。
这可是一种旷古未有的新局面啊。既然大多数人都没有了良心，那么，就不能说这个群体还和先前一样。这样一个全新的人类群体，无论如何都要算一个新人种；它不仅有新的构成，而且也会有新的生态、新的时尚、新的文化，该是一幅何等灿烂的图景啊！
你一定听说过，赶时髦的年轻人每天都在鼓噪所谓新新人类！上述的新人种不正好是一个新新人类吗？只是，这样的新人种能使自度心怀理想主义的人中意吗？
与旧人种一样，新人种也并非整齐划一；至少，可区别出三种不同情况，其表现将各不相同，今分叙如下。
其上者，至少部分良心尚存。在一个够黑的年代，他们就算是人间凤凰了。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没有逃脱劫数；在滚滚浊流的裹挟之下，谁能独善其身！但既然至少部分地丢弃了良心，那么也就得罪了良心、背叛了良心；无论如何不得已，无论有多少情有可原的理由，都将如同失身的淑女，不再有真正安静的灵魂了。即使他们良心未泯，也雄心不再，壮志难酬。即使不完全沉沦，他们还能大有作为吗？
其次者，则所存良心已经不多；即使尚存的良心，也已处于休眠状态，不起什么作用了。而且，他们之所以抛弃良心，也多半是自动从众，不见得有什么内心挣扎。既然已经成了天良欠缺之人，就更无所操持，越发随波逐流了。纵然未必样样坏事领先，但洁身自好的那种功夫，自然是没了。况且，当世红尘滚滚，谁能守身如玉？不为大恶，已经算积下功德了，夫复何求？
最下者，就是那些丧尽天良之人，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他们的渔利之地。他们岂能不肆无忌惮，凡曾被良心阻止的一切坏事，都让其畅通无阻地发生。一个容纳了许多丧尽天良者的社会，只能是一幅恐怖图景：盗贼横行，杀人越货，拦路抢劫，无所不为；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蒙拐骗，伤天害理；货中参假，肉中注水，鸡蛋着色，大米上油；考试冒名顶替，现场作弊，抄袭剽窃，买卖文凭；官场假公济私，营私舞弊，贪腐渎职，欺上瞒下……。面对此情此景，你除了大叫“好一个乱局了得”之外，还指望什么呢？
谁制造了这样一个不堪的社会？还不是当年那些逼良为娼的人！即使是他们，当初也未必会想象到，自己种下的罪孽竟如此可怕。他们当年在逼迫韦君宜们违心检讨的时候，在驱使史良们同类相残的时候，在引诱冯亦代们干龌龊勾当的时候，在威逼元勋们作践自己的时候，如果不是只图一时之利，稍稍思考一下未来乃至千秋万世，不将事情做绝，让众人多留一点良心，为社会多积一点功德，今天的社会何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