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上留下一个被普世敬仰的文明古国，是炎黄子孙永远的骄傲。或许，先人遗产中还有一项最卓尔不凡的传承，经常被人们忽略，那就是我堂堂中华那种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伟大气度。此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那些足以建树盖世功业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先人就是沉得住气，不屑一顾。要证明这一点，再没有比郑和下西洋更好的故事了。
“郑和下西洋”已成为掌故了，还能不举世皆知！但若说到“下西洋”的目的、结局、效果，则至今留下许多谜题。仅就揭开谜底而言，我和大多数同胞一样无能为力。但我能告诉你：郑和的故事最典型地向你展示了，中国人那独具一格、似乎有悖常理的思维方式。了解这一点，或许比解答什么谜题更有意义。
那个在靖难之役（1399—1402）中夺了侄儿帝位的永乐大帝，不知哪根神经兴奋，突发奇想，命令“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3）率领庞大船队远航西洋，历经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成就了一番冠绝千古、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业。
“郑和下西洋”究竟辉煌到什么程度，迄今仍然没有准确可靠的描述。问题在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代文献，让你根本无从确定其可信度。而今天的作者基于民族主义情结，对古书所说的一切，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就使人们只有钻迷宫了。
综合历史文献，在1405—1433年间，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大小海船200多艘，其中大型“宝船”63艘，船员在27000人以上，到达或访问30多个国家。最大的宝船长152米，宽62米，船高4层，可容千人，载重5000吨。问题是，至今尚未复制出能够实际航行的大号宝船，对以上记述只能暂且姑妄听之。一位中科院院士说，照上述尺寸建造的木船不可能航海，在海中必定散架。今天，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内展示了复制的中号宝船，它长64米，宽14米，排水量1300吨。此船能否航海，则不得而知。
郑和的现代崇拜者，调子就高多了：郑和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家，很可能是美洲、澳洲、南极洲的最先发现者”。无论这类颂词如何远离事实，我都宁愿不置一词，以免对这位杰出的先贤略显不敬。
任何现代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郑和船队不惜花费巨额费用，远赴不为国人所熟悉的西洋，究竟是为什么？既然此行真正的目的存于永乐或者郑和心中，人们永远不得而知，那么不妨回答另一个问题：按照当时通行的行为逻辑，像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该达到哪些目标才是值得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难回答，答案应当是：
A 探险：探索或者开辟海上航路，发现新的地理区域。
B 淘金：寻求财富，尤其是黄金珠宝，以及其他产品、原料。
C 贸易：开辟海外通商口岸、贸易市场。
D 扩张：为殖民、财富、军事等目的开辟与占领海外领地。
如果你是15世纪的一个君主，略具海外知识，且有心致力于民富国强，那么，你不可能不对目标B—D感兴趣；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你又不能不关注目标A。如果你达到了所有这些目标，那么你的国家将因此而繁荣昌盛，你将因所建立的不朽功业而名垂后世。但被誉为英武之君的永乐大帝，却恰恰不是这样的君主。其证据就是：奉永乐之命的郑和根本未曾致力于做这些事情；如果他奉命做这些，他应当能够做到且不敢不做到。
郑和无需开辟什么航路。在郑和之前，元朝人已有极其发达的海外贸易，那是拜蒙古帝国之赐；蒙古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帝国，它囊括了当时世界的许多航海民族，其所积累的航海知识是够郑和用的。况且，中国自古就不热心什么海外探险活动，实际上对海洋充满恐惧。郑和的航海日程，也没有安排探险的内容。
如同任何皇帝一样，永乐不会不爱财，而且当时朝廷百事待举，正缺钱用。但说因此而派庞大船队去海外觅财，那就近于荒诞。恰恰相反，西洋之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大笔花钱，哪里有什么进项？如果仅仅是求财，倒不如取消这七次远航，即可省下金钱无数；况且，就到自家的辽阔土地上去掘金觅银，也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尽管郑和在上皇帝书中有“财富取之于海”之说，但朝中不会有人愿听。
一个自古以来就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连海内贸易都不感兴趣的国家，会为开辟海外贸易而远赴外洋，那就真是奇事了。无论永乐还是郑和，肯定不会有这种兴趣。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也没有留下什么涉及贸易事宜的任何安排。船队在往来中亦不免夹带物品，但其份量实不足道。
中国皇帝当然对于开疆辟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自宋代以来就逐渐降低，包括永乐在内的明朝皇帝肯定没有这样的雄心，更别说到万里海外去新辟领地。明代甚至禁止人民出海，岂对海外殖民感兴趣？如果真有志于海外扩张，当时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就近的越南。就在郑和下西洋之际，明朝败于中越之战，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去海外异域扩张根本不可想象。实际上，郑和也没有留心去争尺寸之地。航途中，郑和携带的强大武力不可能闲置不用，但仅有唯一一次像样的战争，它发生在锡兰，也只是防御性的；如此谨慎，岂能争得领地？只能说明根本没有领土意图。
不妨说，以A—D作为国家目标，完全是一种西方观念，完全与中国朝廷无缘。这些目标对永乐与郑和都没有吸引力，他们就只能与这些当时唾手可得的功利擦肩而过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自古就遭中国人鄙弃，天朝上国的船队不为所动，是很自然的。只是这样一来，你该为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惋惜，还是为超然的明代先人“粪土功利”的高风亮节而自豪呢？
###不求结缘
郑和的船队一路走去，历经30余国，广施恩泽，岂不结友邦无数？
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明朝人不会这样想。自秦始皇以来，直至清末，中国朝廷都不曾有什么外交概念。其所以如此，就得怪我们所占有的特殊家园了。堂堂中华，几乎是孤居独处，四邻要么是浩瀚海洋，要么是不毛之地，没有什么值得平等地打交道的邻邦。对于荒远之地更无兴趣。在朝廷的观念中，外邦只有两类：要么是已臣服的属国，他们的义务就是进贡；要么是不知礼义的蛮夷番邦，如果没有冲突，只须置之不理；倘对天朝无礼，就只有刀兵相加了。无论哪种情况，外邦都不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友邦，因此就无外交可言。
现代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历代王朝并无“外交部”这样的机构。1795年，天真的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庞大使团访问清朝，极尽亲善之能事，以图与中国建交，但就是被乾隆一口回绝。天朝一以贯之的方针就是：进贡可也，建交免谈！比乾隆早400年的永乐更是如此。明朝之忽视外交，可能创史上之最；直至灭亡，朝廷“通夷务”者都寥寥无几。
那么，郑和能否改变这一局面呢？他的第一步是向各国宣读中国皇帝诏书，宣称明朝皇帝是奉天承运的上邦之君，有权利管理天下，四方番夷必须遵皇帝之命行事，不得以众欺寡，倚强凌弱等等。然后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各级官员以礼物。礼物当然是无人不爱，但那些居高临下的说教就未必有人爱听了。不过，外邦人士至少无权责备天朝伪善；因为中国皇帝的诏书丝毫也没有假惺惺地表示要求平等互利的邦交，所需要的仅仅是“称藩纳贡”的属国。愿意做属国者未必没有，但肯定不多。
至于平等的友邦，则根本不在天朝的需索之内。因此，就无缘可结了。
就在郑和下西洋的15世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船队在扬帆远航，深入远洋或者海外异域，其中最著名者有由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探险队、由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探险队。这些船队无论人数还是海船规模都远不及郑和的船队，以致颇受中国史家的奚落。近年来，许多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文章，都不忘记详细对比郑和船队与哥伦布船队的大小悬殊：郑和有两百余艘船，而哥伦布不过区区3艘！只是忘了提示主要的东西：哥伦布做成了什么，郑和又做成了什么。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重要的不是做成什么，而是排场多大；或者更简单地说：不问结果，但吹成本！我花的钱已经举世无双、光耀世界了，还计较什么结果？这种思维，只能让人欲哭无泪。
千百年后，人们都会记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至于他的船队人多少、船多大，则人们未必会记住，多半没人关心。郑和船队的人多少、船多大，则已被宣布过无数次了，除了缺乏充分证据让人争论不休之外，真正重要的是：郑和做成了什么？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今天还远不能说清楚，一些人则根本略过不提。
真的，郑和下西洋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有地理新发现吗？就中国人的地理知识而言，郑和所带回的关于南洋、西洋各国的信息，自然有重要价值。但这些并不是什么地理发现；这些地区的存在及其面貌，对于欧亚非许多文明民族来说，早已是熟知的常识。到那时还一无所知的，恐怕就只有闭目塞听、除一心读圣贤书之外一概无兴趣的中国士大夫了。
让中国面向海洋、面向世界了吗？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提早几百年，也是功莫大焉。可惜没有。郑和的伟大创举，确实让中华民族第一次伸出头来看世界。但就在郑和之后就将头縮进去了，而且縮得很彻底。郑和的海船都被砸毁，且严禁人民出海。甚至将沿海几十里的居民迁入内地，实现空前的闭关锁国，让中国的文明进程落后几百年。
让中国成了一个“朋友遍天下”的世界大国了吗？如果是这样，于人类文明进步如何，未必能有一致看法，对中国的国运则肯定是一件好事。可惜，这也不过是镜花水月。那些在郑和船队经过时得到赏赐的“番邦”成了真正的朋友吗？它们的使节自此将有权利长驻北京吗？中外交往自此成为常态了吗？中国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力一直维持下来了吗？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因郑和下西洋而常态化了吗？显然，这些都远远不是事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仍然我行我素，仍然是一个自我孤立的东方大国。
自启航之日，郑和就反复强调，“下西洋”旨在弘扬国威。这一目标或许是真的达到了。中华帝国毕竟是大邦上国，即使没有郑和，一般小国亦会敬畏；但是否称臣进贡，就得随时势了。既然郑和的航行结束之后无以为继，海外诸国的臣服也就随之而去。因此，所谓“大扬国威”的结果，也并不那样真实。
这种结果不能让现代人满意且不说，就是明代朝野事实上也不满意。永乐的继任者急于收縮乃至取消下西洋的航海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
颇为蹊跷的是，在郑和之后，关于“下西洋”的一切都被神秘地冷藏了，仅有片言只语流传下来。关于郑和其人、关于郑和的航海日程、关于船队的技术细节等等，从正史中都难知其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的如传说所言，永乐帝的目的不过是为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因无功而返而使永乐备感失望，不希望后人提及此事吗？或者，是朝廷认为远航海外非王者正道、不应为后世效法而不宜宣扬吗？无论怎样解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甚至是坏结果中的坏结果！当然，这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题。
凡此种种，都归结到一个词：不可思议！实际上，真正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先人的奇特的行为逻辑，值得赋予它一个更醒目的词：中国式思维！它那样别具一格，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民族，实在令人震撼。唯因如此，我们这个民族才如此特立独行、不同凡响。最大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对于全世界都狂热般地追求的东西——探险、淘金、海外开发等等——都视之等闲、置身事外，宁愿做一个超然的巨人。
当然，今天已不再如此。但或许太晚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