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曾有“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之说。如果唐太宗的话没错，那么历代朝廷就完全囊括天下英才了。进而似可断言，成功的统治者，总是人中豪杰。然而，在官场角逐中，总不免有黯然出局者，其中就没有英才盖世的智者吗？
得天下者，肯定是大英雄与大智者——这几乎是无人反对的普遍共识，在大众意识中尤其如此。就是那个一生败绩累累的乡下流氓刘邦，也被捧为一流人才；如果你不以为然，要是在汉代，人们一定会和你拼命！就是那些专门歌颂农民起义的当代文人，也饶不了你！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打不了或者没机会打天下，于是就纷纷认了这些得天下的大智者。在帝王庙中，哪个开国皇帝不被颂为天资卓绝、神武非凡！
这些都没法反驳。但还是有人找到了一个说话的由头：一些公认的大智者在争天下时却失败了。你能反对，智者难得天下吗？
但是，挑出这一问题的人，似乎一开始就输了：得天下者早已被历代文人包装成英才了，他们的失败对手非愚即笨，到哪里去找“难得天下”的智者呢？败于刘邦的楚霸王，在历代史家笔下，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汉吗？你就是不信，如何能够反驳呢？就是项羽的后人，也无可奈何啊。
这样一来，对于能举出的事例，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期待了。
诸葛亮——对于这位已经成了智慧化身的史上第一号智者，人们真不好妄加评论；在民间舆论面前，就更不能说什么了。但确有不少史家，在评价诸葛亮的才具时颇有保留；他们的理据，并不能完全断为虚妄。但现在我要当一回坚定的挺诸葛亮者。
一个20余岁还在隆中躬耕垄亩之人，却不忘纵观天下大势，才名达于百里之外，得被刘备招募，倚为谋士，其地位不下于跟随多年的虎将；一个在诸侯中既不列名、又无交结的人，竟得以出入东吴宫廷，折冲于朝堂，在英才荟萃的孙营中赢得口碑，不辱刘皇叔之命；蜀中固然不是施展大才之地，但经诸葛亮的数十载经营，竟成一方乐土，境内万民乐业，官场肃然，赏罚分明，治下众多官佐或褒或贬，几乎无一含怨之人，就是贬官流放者，在诸葛亮身殁之日都痛哭流涕，断了复起之望；蜀本区区小国，蜀民不擅征伐，经诸葛亮调教之后，竟然成了一支劲旅，即使中原大国亦不敢等闲视之；诸葛亮本一介文人，早年没有行伍经历，并不擅长驰骋疆场，但就是舍身军旅，统帅三军，纵然未遂其志，但手下能征惯战之士无数，无不听其调度——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还不算大智者？能说其所成就还不够大？至于终究未得天下，恐怕只能说：“非智慧之所绌也”！
吴三桂—这个“引狼入室”的千古罪人还算智者？确实，种种理由都对吴三桂不利：因泄一时之愤，让清兵入关，铸成大错，使千古罪名再无可能洗刷；李自成败退之后，纵然強虏入境，但吴三桂仍然手握重兵，不能伺机剿灭满清，恢复京师，一洗前耻，反而统领大军助满清打天下，以致错上加错；待到满清一统天下，大势已去，又自不量力，从云南这种偏僻之地起兵反清，乃至举家遭灭顶之灾——凡此种种，很难说是智者所为。
吴三桂最终败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所举措，是否皆为愚行，则大可讨论。
吴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成了三军统帅，不能不说才具非凡。他在山海关前面临非同寻常的大变之局，岂能不进退犹豫？在中国，黄巢一类的流寇坐天下，从来都是最大的灾难；李自成与满清两害相权取其轻，借清兵灭李，未必不智。入关的清兵挟其强势，谁能阻其锋？别说一个吴三桂，就是几个吴三桂，当时也非清兵之对手，那时的吴三桂岂能不挥军向南，朝其他方向发展，以待机会？吴不流连中原之地，以避开强势清军的锋芒，将自己的力量基地奠放在西南边陲，岂不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明智之举？如果吴踟躇于河洛之间，他那支力量还能幸存到第二代？至于吴终究不敌大清，岂出于偶然？只要想想，当时的汉人社会已经衰朽到什么程度，就知道满清入主中原之不可避免了。洪承畴、袁崇焕都是一时俊杰，都不能力挽狂澜，已经说明当时大局之无可挽回。吴所能做的不过是拥兵自重，静观待变，徐图恢复。至于成败利钝，实“在天命而非人事”。
吴三桂之不能得天下，恐怕不能以他非智者为理由。
现代伟人，最难谈论。但不挑其短处，仅论其未必大才，似乎问题不大。首先明确一点：所谓大才小才，都不过是比较而言。孙权在刘表面前不失为大才，而在曹操面前就只能算小才了。因此，论及某人长短，不能不说及同时代有可比性的其他人。
蒋介石是已经被伟大领袖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人，似乎不再有被品评的资格。不过，随着两岸关系的回暖，朝野对蒋已有比较理性的看法。蒋本人当然是极看重自己历史地位的人，否则，当年就不至于那样竭尽全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了。蒋氏岂不想搞个人崇拜，但他既不能抛开顾忌，又短于造神之术，最终还是一无所成。他唯一的成功大概是抓住了黄埔学生；在学生眼中，他们的校长好歹还算一个大才。
但我要说的正是，蒋介石未必是冠绝群雄的大才。蒋肯定以头号军事家自居，仅仅挂着“校长”这一大名，就使他不能不这样想。但其他人未必这样看。像白崇禧、李宗仁、薛岳等人，在军事上有更高声誉，更别说孙立人、胡琏、张灵甫等新秀了。但这些人不太有指挥全局的机会。政府治理方面，蒋肯定不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党务方面，蒋不很在意，几乎完全交给了陈氏兄弟。恰恰这方面的败笔，构成内战的主要败因。蒋本为军人出身，理论宣传方面更非所长，像汪精卫、戴季陶等人都远远在他之上。但他恰恰看重文名，以为这是领袖形象之不可缺少，或许是错认了孙中山这个榜样。这就不免留下不少败笔，以致令人啼笑皆非。要陶希圣代笔写《中国之命运》，就绝不是什么好主意。
那个击败了蒋介石的现代领袖，应当是更无疑义的大才；他拥有更宽广的舞台，创建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
领袖最在意的无疑是理论建树，唯有这才可以与外国大胡子一争高下。其实这一想法最不现实：中国人最没有底气的恰恰是这个。如果论诗词歌赋、文论史籍，好歹能保住一些地盘；哲学、政治学等都是泊来品，聪明人都会保持沉默。至于国家治理，凭几十卷线装书的底气，是很有点睥睨天下的，否则不可能在国务会议上撕破脸皮教训梁漱溟。但领袖恰恰短于治国，以致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折腾到民穷财尽、频于崩溃。领袖唯一不恃才自傲的领域是自然科学，他不止一次自嘲：中学时数学打零分！领袖的谦虚恰恰表现得不是地方：在稍有现代学养的人看来，数学的缺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意味着没法进入现代科学思维；对于普通人，这也许没什么；但对于一个志在为人类导师的人，却是致命的！这一后果，领袖竟浑然不知。
知道了这些之后，是否还认可伟人必为“大才”，就只能存疑了。
你想从得天下者中寻出一个莽汉来吗？这种机会肯定少之又少，因为即使有，也被那些帝王化装师化过妆，无法认出来了。因此，只能举一些级别较低的人物，这些人多半雇不起化装师。
阎锡山与张作霖，在民国年间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人物，但实际上两人的差别甚大。阎锡山出身于日本军校，在传统文化上亦不乏功夫；张作霖本系绿林好汉一条，被清廷招安后慢慢混出头脸。
辛亥之后，阎锡山就势占了山西地盘，既作土皇帝，也按照自己的理念全力经营山西，地方建设有声有色，是全国有名的模范省；张作霖则苦心经营东北，其兴趣更在军力的扩张。阎锡山纵然已有根基，却基本上固守在山西之内，且不说无意问鼎北京，就连邻省都几乎无意染指，张作霖则“吃着碗里，望着锅里”，一步步将东北三省掳入掌中，而且不失时机地问鼎北京，一度捞了个“大元帅”，成了全国的第一号人物！只是，他毕竟不是那块料，终于在北京坐不下去，仍回东北老家去也，不久就死在日本人手里。尽管如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作霖恐怕还是比阎锡山更风光一点。
肖克与王震，这两个湖南老乡，都曾是贺龙的部下，又都曾供职于农垦部。肖克是军中元老，有人曾以未授他大将而不平。王震虽然不以战功著称，但也是军事强人。肖克颇有学养，以儒将闻名，晚年以一部长篇小说获文学奖，名震天下。王震不屑于文人忸怩作态，作风刚健，语出惊人。肖克晚年以开明著称，力挺《炎黄春秋》，名留青史；王震不失老英雄本色，对持有异见的学生说：想夺老子们打下的江山，拿头来换！肖克为官守拙而已，早就门庭冷落；王震则晚年进入中枢，老当益壮，权倾一时，若以权势而论，远在肖克之上。肖克的那份儒雅与智慧，在官场上显然不敌李逵的三板斧！
这些故事，或许会使你对莽汉另有看法。
你无非是想说明：智者少能，而愚者多功——已经有人在作总结了。如果这样看，也不免太简单化了。此中的因果性要复杂得多，值得略细的分析。
此处的关键词是：智能、成功，两者都是高度复杂的概念，而二者的关系就更复杂了。
首先，智能就涵盖极广：理论智能、运筹智能、军事智能、管理智能、沟通智能、争斗智能……，一个人不过具有其一二，哪能样样都行？
其次，成功就更加五花八门：官场成功、事业成功、争宠成功、升迁成功、军事成功、外交成功、治理成功……。这些成功既未必都很高尚，也未必人人可欲。
在智能与成功之间，通常存在某些关系，但多半不是什么必然联系。这正是复杂性之所在。这种复杂性的综合结果就是：智者未必总能得手，而愚者则未必总是失手。
凡此种种，呈现出一幅高度混沌的图景，让你莫衷一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横亘于智能与成功之间的迷雾，有些什么隐秘在？不妨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
元末义军蜂起，起初义军与元军的对决，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义军之间的逐鹿之战，非常类似于秦末、隋末的群雄争天下。当时主要的竞争者是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其中每人肯定都非等闲之辈，否则也不可能在元末乱局中崛起，割据一方。至于最终朱元璋胜出，而其他人出局，究竟系于各人的哪些优劣智愚，700年后，今天仍然是一笔未了的公案。鉴于胜利者垄断了大部分历史记录，后人的评说就难以尽信。不过，至少依据迄今尚存的少量信史，还是可作出若干结论，作为历史的注脚。简言之，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都是一时才俊，堪称大智者；但作为一个候选帝王所需的那些大智，却输于朱元璋，这就只能出局了。
陈友谅先于朱元璋崛起，雄踞荆楚，拥有最强大的义军，是摧毁元帝国的主要力量。但在义军的内战中却败于朱元璋。看来他长于破敌，却短于防友，未能及早部署针对朱元璋的争天下之战，这就让朱元璋占了先机。这样一来，陈友谅在高举义旗时的种种智谋就不管用了，只有黯然出局，兵败身死。
张士诚是第一个举义的领袖，雄踞今之江浙膏腴之地，应当最有帝王之资。他以宽厚爱民、礼贤下士著称，在割据的草莽英雄中，这位少有的贤达君子，多少年后都在苏浙一带留下良好口碑。这是争天下者的头等智慧吗？否！只有不识时务的迂腐书生才会这样看。在尔虞我诈、朝降夕叛的内战战场上，这一套全不管用，兵不厌诈啊。而论诈术，张士诚却比朱元璋差了一脚，就只能出局了。
由此可见，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不失为智者，但在与朱元璋争天下的较量中，到底技不如人，成了出局者。他们不是败在缺智慧，而是败在缺少恰恰最需要的那种智慧，即角斗场上的诈术，有了这种诈术的朱元璋，成了最后的赢家。
如果此智非彼智，智慧何益！智者之所以出局，盖因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