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想必你会十分为难，因为在你的记忆中或印象中，民主似乎是一个好东西，也似乎是一个坏东西。这意味着，在你所接受的众多信息中，既有大量赞颂民主的意见，亦有大量贬损民主的说法；这种互相矛盾的信息将你彻底搞糊涂了，以致莫衷一是。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很怪异的体验。
如果你拥有一样东西已经习以为常，无论这件东西有多少优点，无论旁人如何羡慕，大概都不会有多少感觉，更不可能突然想到要对之大加赞扬，就如同你不会想到去赞美每日三餐的家常便饭一样。
因此，如果你想在具有长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找一个特别欣赏民主的人，恐怕会很失望。如果一个纽约人或伦敦人，某个早上起来突然与其邻居大谈民主的好处，邻居一定会猜度此人出毛病了。只有那些熟悉民主、或者民主就在近处、但期盼多年而不得的人，才可能渴望民主、对民主抱有巨大热情、等待着去拥抱它。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人恰处于这种情况，他们生活在一个“半红半白”的国度的红色区域内，即30年前的东德与今日之朝鲜。德国与朝鲜本为统一国家，但曾经的红色巨人苏联，在二战中当了一回救世主，以致有资格在德国与朝鲜各划出一块红色区域，让那里的人民获得了这种奇特命运。
德国人向来以优秀民族自居，划界而治之后的东德人同样自负。东德人在40年中没有少卖力气；在苏联阵营中，东德在经济上总是占魁，但就是赶不上隔壁兄弟的西德，生活水平至少差了1/3。
物质生活不如人且不说，东德人的安全感尤其差：所有人都被《1984》中的那个老大哥盯着，告密者无处不在，1/3的人被秘密档案记着一言一行，这种日子岂不接近于坐牢？东德领导人——皮克、乌布利希、昂纳克等等——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长的，就不想一下，人家西德就在隔壁，既富裕又和谐，你不将自己家里弄好一点，老百姓还能不往隔壁跑？
也亏东德领导人想得出来，居然修一堵高墙将自己人关起来！仅仅这一招就等于承认自己输了。动物园的墙顶用，而柏林墙却不顶用，因为人比动物聪明些，能想法子越墙而逃。于是，40年间就在柏林墙反复上演着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直让全世界的人看得心惊肉跳，东德的形象还能不灰头土脸！
东德统治者的40年工夫，好像全用在为东德人积蓄能量，好在一旦机会来临时爆发出来。这样的机会终于在1989年11月出现，紧闭的闸门被冲开，民众潮水般涌向西德。就这样，这幕兄弟阋墙的大戏以西德完胜而告终。
同一个国家、同样的人民、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资源，差距怎么会这样大呢？就是因为西德多了一件东西：民主。在这里，民主就是这样管用，不“信邪”不行。罗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我不知道罗斯福的概括是否最权威，反正四者在西德全有，而东德全缺。如果这还不能说明，民主的有无区别巨大，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更好的事例了。
冒死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视民主为至亲，看来是无疑的了。
两德毕竟没有刀兵相向。南北朝鲜就不同了：在1950—1953年间实实在在地打了一仗，直到昏天黑地，至今法理上还处于战争状态。对于争江山，战争确实管用；但对于决定制度优劣，战争却不管用。接近70年的和平竞赛，最终决定了南胜北败，且北方败得比东德更惨，结论就在如下数字中：南方的经济总量是北方的40倍（一说46倍），对外贸易总额是北方的139倍，人均GDP达3.1万美元（2018），而北方则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696美元（2014），至今有无数的人处于饥饿状态，每年都要满世界寻求救济；连同龄男性的身高，朝鲜都比韩国差了3—8厘米。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韩朝分别占第15位与188位。
其实，朝鲜就是少了一样东西：民主。朝鲜是当今世界最独裁、最恐怖的国家之一；韩国的民主未必被所有人喜欢，但它就是连续将几任贪腐总统送进了监狱。而且，权力的更迭已经程序化；而北方却恢复了中世纪的世袭制，而且权力的更迭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
朝鲜人的生存状况如此之差，无怪乎有那样多朝鲜人要冒死脱北、逃往韩国了。在脱北者眼中，民主岂不成了至亲吗？
如果说，找说民主好话的人不易，那么说民主坏话的人则比比皆是。最多的还是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他们天天生活于其中，即使不用放大镜，也早已看清民主的每个最细微的缺点。
丘吉尔曾经是民主世界的领袖之一，他对民主曾有过一个经典评语：民主是最不坏的东西。虽然不算贬抑，但其口气也谈不上特别亲善。不过，无论是丘吉尔还是其他西方人，对民主毕竟不至于怀深仇大恨。那么，到哪里去找恨民主的人呢？
我们这里就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教授突然说到：现在年轻人最要警惕的是，绝不要去搞什么民主！依据经验，凡属愤激之言必定有感而发。这位教授想必是深受民主之害了。但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们这块土地上究竟什么时候曾经民主肆虐。北洋政府与蒋介石都不谈什么民主，这大概没有疑问。1949年之后，更是时时警惕民主病毒，尽人皆知。唯一可疑的是，文革期间流行大民主；但今天几乎没有人认可那也叫民主。既然如此，这位教授对民主的深仇大恨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中国，理论家不喜欢民主，随时要出来数落一番，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就吃这碗饭。至于一般草民，根本就没有过体验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清楚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对民主有什么深仇大恨，即使从媒体上学到了几句骂民主的话，那也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上终究有民主的激烈批评者，那么只可能是两种人：其一是担心有人造笼子将权力关进去的掌权者，其二是因民主实验失败而历尽苦难的民众。前者完全不必解释，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后者，就值得深思了。
人类社会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很难承受剧烈的动荡。可以说，最坏的制度也比无制度要好。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失败之后，社会恰恰处于无制度状态，民众深受其害是不言而喻的。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东地区——涉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的民主革命或者民主运动的失败。这类民主革命是否有其合理性，此处不论。我们关注的是：民主实验失败的后果有多严重。
突尼斯至今未能形成稳定的民主机制，政府几经更迭政绩不佳；利比亚在推翻了独裁者卡扎菲之后，迄今不能组成稳定的政府，内部分裂，内战不断；叙利亚的反政府运动四分五裂，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恐怖势力纠缠不清；因内乱不已，本来声誉扫地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反而显得不那么坏了。也有人喜欢提到伊拉克。确实，萨达姆之后的民主体制，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安全问题，以致恐怖袭击不断，民众深受其害。总之，今日之中东，依然是一个乱字了得。
这就造成了两种后果。其一是，处于乱局中的民众对于新秩序渐渐失去信心，反而觉得旧秩序值得留恋，对那些被推翻的独裁者的某种怀念普遍漫延。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于曾经用来动员革命的民主诉求，不可能保持什么好感，更多的是失望、抱怨与反感。现在，人们已经不在乎什么独裁与民主了，安全与温饱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其二是，全世界的专制者都在旁乐呵呵了，他们再也不必担心，自己治下的民众会羡慕中东人的革命，起而效法。他们有了最理直气壮的论据，大声谴责任何以民主为号召的企图。
现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上，民主的声音已经降到最低，而反民主的喧嚣则叫得最响。实际上，真正叫得最响的，未必是因民主失败而受苦的民众，而是那些担心失去权力的掌权者。在这些人的鼓噪下，并无亲身感受也无主见的人，也跟着喊“绝不能搞民主”，就不奇怪了。
一些人视民主为至亲，而另一些人则视民主为至仇，人类就完全分裂了，哪还能判定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如果民主是一种仅仅凭主观感受决定好恶的东西，那么就不必去探求什么统一的评价，让人们各说各话好了。然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民主已经历了2500年以上的光辉历程，受到许多杰出思想家的高度颂扬，被许多伟大的社会运动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有成千上万的为文明进步而奋斗的志士为之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如此卓尔不凡的文明创造物，难道并无客观价值可言，仅仅是一件任凭人们说长道短的物品，就如同一件普通外衣一般吗？
认为民主没有众所公认的文明价值的看法，似乎首先就应遭到我们的领导人的反对，因为在中国，民主已被高声宣布为“核心价值”之一了。至于王沪宁如何界定与解释民主，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对民主的认可，首先是对全人类的文明经验的认可，对数千年来为实现民主而奋斗不息的艰巨努力的认可。如果有那样多的社会精英去为之奋斗，那么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看来就不无道理了。但这种论据，仍然没有摆脱某种主观痕迹。合符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判断，所需要的是一种不为偏见所左右的客观依据。
这个客观依据就是民主作为文明进步动力的功能。人类文明史上有两次辉煌的进步，它们恰恰伴随着民主的成长与弘扬，或者，正是在民主的护持下实现了这些伟大进步。
第一次文明进步，是在雅典的古代民主推动下，达到空前繁荣的古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在两次希波战争中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尤可称颂的是，古希腊作为当时世界的学术中心，其学术活动的广阔与深度，即令现代人也为之惊叹！完全可以说，古希腊人为现代的科学与人文学术奠定了基础。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这样一些古希腊巨人，至今都在启迪着科学界的智慧。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所保证的自由气氛，没有民主环境下的独立探索精神与讨论习惯，没有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辩论与学术竞争，绝不可能有古希腊的学术繁荣。
大约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繁荣，那就是中国列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尽管古代中国并未出现如同古希腊那样的民主形态，但列国时代的群雄竞奔、权力分散、礼贤下士、政策辩论、思想多元，不都是典型的民主元素吗？
第二次文明进步，是由英国革命发端、以近代工业革命为中心、历时300多年的文明大跃进。这次文明进步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古希腊，而且其势头延续至今，其前景尚不可估量。这次文明进步既培育了现代民主制度，同时也为民主所推动。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正是为英国民主制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欧洲近现代史上的那些伟大的社会运动——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欧陆的劳工运动等等——无不伴随着相应的民主运动。在现代思想界大放异彩的那些伟大学说——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法国启蒙学派的学说、甚至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在民主的气氛、某种民主的环境、一定民主秩序的保护之下，才可能破土而出。
能够如此推动文明进步的民主，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好东西吗？
问题是，有时民主确实显得是一个坏东西。丘吉尔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否则他不至于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当政要们因雄心勃勃的计划受阻于繁琐的议会程序而怒不可遏的时候，当软弱的魏玛民主政府面对一战后的德国困局无计可施的时候，当美国两党政治中的频频内斗让人们筋疲力尽的时候，要不说民主是坏东西也难啊！
这些，应当只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它们将由民主的不断完善来克服。民主并非完全定型而处于停滞中，它每天都在被现实生活所修正。充分发育后的民主，肯定不致太坏；而与之对立的专制，无论怎样修饰，也将越来越表明是一个坏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