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宣称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中，还存在歧视吗？——不仅存在而且无处不在！歧视丑恶吗？或者，它受到普遍谴责吗？——恰恰相反，对于各种歧视现象，社会普遍持忽略、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歧视成为文明的耻辱，消除歧视成了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
“歧视”一词意义简单明了，似乎不存在什么误解。不过，在一个高度看重面子的社会中，“受歧视”多半是一种深埋于心中的隐蔽体验，不太可能公开谈论，更不可能彼此公开交流。这就致使对于歧视的认知，不免出现高度的分歧。下面所述的种种歧视，不过是综合了一些流行的大众看法，并非以特定人的直接体验为基础。
地域歧视 ——只恨爹妈不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后代一出生就有一个固定住所，因而就有了所谓籍贯。虽然在公开资料上籍贯没有等级之分，但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孰重孰轻都能明察秋毫。例如没有人会坚持认为，籍贯汶川与籍贯上海并无区别。这就有了地域歧视：一些自认先进地区的人士，歧视那些后进地区的人。地域的先进与落后、优越与恶劣、富庶与贫穷的划分多种多样，地域歧视也就形形色色。最常见的情况是：
城里人歧视乡里人。在历史上，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住在乡下的既有“下等人”，也有达官贵人；而且城乡流动并无阻隔。但大约自1960年起，彻底切断了城乡间的自由流动，确立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城乡二元化”体制，这才形成了“城里”优越于“乡里”的局面，城里人想不歧视乡里人都不可能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部分打破了城乡界线，城乡差别的固化将维持与加强下去；或许百年之后，分化出两个完全不能交融的民族，也不足怪。
沿海人歧视内地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也不是一个问题，那时两地谈不上有什么显著差别。但今天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沿海地区富裕得太快，内地哪里跟得上来？这种差距将维持多久，相应的歧视就会存在多久，因为这种歧视实质上不过是富人歧视穷人！试想，一个广东劳工，会歧视深居玉溪的褚时健吗？
京沪人歧视外省人。如果你住在京沪，就知道那种优越感有多强了。这种优越感该用多少货真价实的实际好处来支撑，京沪人自己最清楚。你务必记住：一旦迁居上海，一定要学会上海话，免得备受奚落。你可能很奇怪：为什么纽约人与华盛顿人谈不上什么优越感呢？这就得怪他们没有中国特色了。
等级歧视——到公开资料上去找等级歧视是徒劳的，因为在法律上并无等级之分，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后是如此。但实际存在的不同等级，就是最迟钝的人也看得清楚。你能说，官员与老百姓、老板与员工、白领与蓝领、将军与士兵等等，就真正没有任何区别了？那个敢说“老百姓算什么”的河南官员，能不歧视老百姓吗？为什么每年都有千千万万人争抢公务员饭碗，还不是想拼命挤入一个较高的等级！
等级歧视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两种歧视：
阶级歧视。阶级也是一种等级，只是阶级概念更严格一些。革命后的中国，原有的经济地位不复存在，但阶级斗争的弦拉得更紧了。要知阶级歧视有多严重，可看一个例子：1950年代，孙中山的亲孙子就因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而政审不过关，以致高考落榜。在文革期间，邓小平及一大批“走资派”的后代沦为“黑帮子女”，不免受到歧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二话不说，废除了“阶级出身”这一条，从而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人。从此，阶级歧视大体上进入历史。单凭这一条，邓氏就功德无量了！
职业歧视。原则上，职业并非等级，没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职业的差距悬殊，尽人皆知。刘少奇的那句名言：“你（指时传祥）当大粪工人，我当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平等的”！刘少奇自己会将此话当真吗？近年来，每年评劳模绝不会遗漏环卫工，而且将所有环卫工提升为公务员待遇，这种优待算非常破格了。但这恰恰说明，环卫工这一职业的等级之低，再不给予补偿，就后继无人了。
种族歧视——此事只应外国有，中国哪来不同种族？此话并不全错，但应作两重修正。
其一是，今天中国已经是多种族了，黑人就多的是！你不妨到广州街头去看看，那里的黑人成群、成片、成堆！一个自1950年代起就成天谴责美国种族歧视、歌唱“亚非拉朋友”已半个世纪的国家，如何对待黑人，可能是一个还来不及思考、心中尚无头绪的问题。但实际生活中的歧视现象早就漫延了。是否有人公然歧视黑人？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当你乘坐地铁、在剧场就坐之际，你希望你的邻座是一个黑人吗？只是，在黑人成了上宾的今天，得考虑逆向的歧视了！
其二是，种族歧视不必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表现在意象中，可称之为“潜在歧视”。即使你没碰到一个黑人，或许在想象中早已嫌恶黑人了。如果在观看影视或运动会时情不自禁地喊出“黑鬼”，那么，表现出的歧视就简直上等级了。
除了上述常见的这些歧视之外，还有性别歧视、容貌歧视、智能歧视、学历歧视、语言歧视、教派歧视等等。总之，你的履历表中的每一项资料，都可能使你产生优越感或者自卑感，而这就可能是歧视或者被歧视的缘由。
歧视发生在不同身份的人之间、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不同出身的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只要存在差异，即使是并不显著的差异，就会在略胜一筹的人的心中升起优越感，而这就成了歧视他人的潜在资本。简言之，
歧视源于差异，源于对差异的不当认知。
据此，不妨作如下概括：
歧视发生在有差异的人之间，表现为优势者对劣势者的非理性负面评价。
需要几点解释。此处所说的差异可涉及各个方面：身份、等级、民族、能力等等。歧视者的优势可能客观存在，也可能仅仅是自我感觉的误判。例如，某个白领歧视蓝领，并不意味着他真正具有什么优势。负面评价包括：认为对方身份低贱、出身不正、能力不强、学识不高、外貌不端等等，其内涵与评价的强度（很坏、略坏等等）都可能多种多样。这种评价是非理性的，例如不客观、不公平、不恰当、带有偏见等等。该评价可以各种方式表达，但通常不是直接告知对方。
可见，歧视的客观基础是差异。整体而言，歧视者的优越感并非纯粹出于主观臆断。仅仅说“差异是歧视之源”，并不恰当；因为没有歧视者的非理性，差异不必导致歧视。“非理性”可能源于认知水平，亦可能源于成见，后者与社会氛围、文明水平、权力导向有关。
谁是歧视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歧视者，包括本身受歧视之害的人。例如，在欧洲可能受到某种歧视的阿拉伯移民，或许会歧视黑人移民。
说“人皆可能歧视”，原则上固然不错，但缺少意义。更值得指出：成为歧视者的主要是那些境遇优越者：中产、公务员、白领等，他们有歧视别人的某种资本。但不能说，社会精英都是歧视者，他们中的许多优秀人物富有教养，能理性地看待其他阶层的人，恰恰不见得歧视他人。毋宁说，歧视者多半来自精英之外，例如那些文化偏低的中产、一无所长的公务员、大城市的普通市民等等，他们有一点点傲视他人的本钱，却又因身处下层而心怀自卑，需要找一些歧视对象来增加自己的底气。可以说，他们是歧视的主要需求者。
谁制造歧视？所有歧视他人的人，都在制造歧视；但这种歧视多半是环境的自然产物，近乎本能，并非有意识制造。有意识地制造歧视，是一种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败德行为，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但也未必不存在。例如，如果有人希望孤立、压制某个人群，制造对此人群的歧视，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又能减轻直接责任。阶级斗争年代对受压制的阶级、伊斯兰世界对于非穆斯林，都不乏有意识制造歧视的记录。对于歧视制造者来说，歧视就是他们的需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之前，要“红五类”不歧视“黑五类”，那简直是一种近乎叛逆的想法！
歧视者非理性地看坏歧视对象，让其感到压抑、羞辱、甚至心灰意冷。受歧视是最难承受的心灵伤害之一，就是它所留下的心理创伤往往久久不能平复，甚至终生难去。
美国内战之后，过去的黑奴获得了解放，在法律上，他们成了与白人平起平坐的美国公民。但这并没有去掉他们身上的黑色，在白人眼中仍然是“另一种人”。或许，他们也能获得工作机会、上升通道与家庭幸福，但来自白人的异样眼光，仍然是他们永远的伤痛。在他人看来，他们在美国所能享受到的文明生活，是非洲故土的同胞所望尘莫及的；但他们还是羡慕着故乡人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免受歧视！当美国实施“重返非洲”计划时，至少有一部分黑人，毅然离开了美洲那花花世界，回到非洲，建立起利比里亚这一黑人国家。
为了逃避歧视，获得人的尊严与平等权利，至少有一部分人类愿意选择艰苦与贫穷！在他们的眼中，歧视无疑是凌辱、挫伤与摧残，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当今世界，不会有任何人公然肯定歧视的正当性，即使那些实际上在歧视他人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多半会断然否认自己歧视了谁。这一事实至少表明了：在道义上歧视不占有任何合法地位。不会有任何人承认，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权利歧视他人。
尽管如此，今天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歧视仍然无处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例外，不同的只是歧视的程度与形式而已。究竟原因何在呢？这就不再能用个人道德来解释。
歧视的终极原因必然植根于社会与人性的深处。
启蒙学者力倡的“人人生而平等”，似乎暗含了一个预设：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平等的。这种学说，对于促进普遍平等或许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事实上它并无根据，不能当作一条已被证明的真理。迄今所能证明的恰恰相反：本初状态下的人性，包含了不可遏止的竞争性，即追求胜过他人、压倒他人。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获得对其他人的优势、意识到这种优势、乐于展示其优越感——这正是歧视！可见，歧视源于人性的最初冲动。
歧视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它的普遍存在几乎不可避免。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何以歧视无处不在。这既是人性的黑暗面，也是文明的黑暗面！幸而，文明并非无所作为。然而，文明进步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将歧视约束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与尽可能温和的程度上。
如果因此而认定文明的前景堪忧，那也大可不必。人类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文明能够约束歧视，而且正在约束它。文明的缺陷或许在于，它无法消灭歧视。
能够认为，歧视是可消灭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无歧视的天堂呢？歧视倘能被约束得不露痕迹，不也挺好吗？深入谈论这一问题或许离题太远了。
为了有效约束歧视，文明将仰仗三样东西：法治、道德、信仰。
法治首先实现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这就可能杜绝那些最粗野的歧视，例如阶级斗争年代的出身歧视、专制时代的等级歧视、城乡隔离时代的地域歧视，等等。
道德的普遍提升，将有可能进一步约束那些比较隐蔽的歧视，例如成功者歧视失败者，富人歧视穷人等等。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对各种不幸者不吝给予关爱与援助，普施慈善唯恐不及，哪里有心去歧视落难者呢？
如果法治与道德都不足以约束住某些歧视，那么还可以凭借最后一道防线：没有例外的普遍的爱心。例如，对于某个容貌丑陋的人，任何文明人都不至于无端欺凌他，也不至于公然嘲笑他——这些行为都被法治与道德舆论管着了；但法治与道德都无法阻止对丑陋者的某种歧视。而基于信仰的爱心，则可能有助于抑制或者克服这类歧视。
此处不能不提到，在消除歧视这一点上，有众所周知的高调在，这就是人们已被灌输多年的红色意识形态。而事实恰恰是：它没有消除歧视，却制造了最恶劣的歧视：无处不在的阶级歧视；特权官僚对小民的歧视；俄罗斯官方制造的对犹太人的压制性歧视等等。
固然无望消灭歧视，但仍然可望显著减少歧视。在遏制歧视的诸多武器中，最可依仗的或许是宗教情怀。如果你诚心相信上帝不会抛弃他的每个子民，你能公然歧视他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