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裔思想家哈耶克，在其有名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论及不恰当自负导致灾难性的负面后果，可谓触目惊心。只是，一般地应如何看待自负的问题，似乎仍然不甚了了。特别，那些让一些人不胜快意的自负，是否有什么价值？这仍然是有趣的问题。
个人或群体，对自己做成过什么事、能做成什么事，都可能有过高的估计，以致处于一种特别得意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所谓自负。自负更多地指高估能做成什么的能力。因此不妨说：
自负就是对自己（个人或群体）能力的高估。
古今中外，自负的事例不可胜数。不过，让人感兴趣且富有启示的事例，主要是以下情况：涉及某种一般的社会使命而非某个特殊事项；具有较深远的影响。这样两个条件，大大限制了举例的范围，但依然不乏其例。
自汉代以下，偌大一个中国实际上是由孔门弟子治理的，无论皇帝姓什么，也无论皇帝是汉人还是夷狄。因此，各朝各代的施政纲领，无论其具体表述有多大差别，都或多或少可从孔夫子的言论中找到依据。如同后世的一些救世主般的人物一样，孔夫子无疑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就是一个梦想家，他的理想或者主张哪能全有现实性？用来说说当然挺不错，当真作为施政目标，就很可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为政者最自负的有三条：仁政、礼义、德治。三者都离不开孔夫子之教。
仁政 “仁”称得上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但你要在其著作中找到仁的定义，恐怕会大失所望，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会看到不同的解释。例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里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尽管说法不一，但大体意思还是明确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历代帝王谁不愿被后世尊为仁君，但真正享此令名者能有几人？可见施仁政之不易，成仁君则更难。仁政之难就在于，仁与君王的现实目标多半不可得兼。君王既要立威严，就不可能对下恭；君王既要惩不法，就不可能宽；君王既要运谋用策，就不能确保取信于人，等等。君王的自负就在于，他深信自己有能力调和所有这些两难之事，既能达到所有施政目标——其中恐怕少不了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又不致破坏梦想中的仁君形象。
礼义 关于礼义，孔子说得最多，无需引用。其对礼要求之严，莫过于如下训戒：“非礼勿視，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要真正完全做到这四条，我相信孔夫子本人也未必能。不过，未必守礼义的君王，以礼义治天下并不足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古今统治者自己做不到，而又苛求于他人的事情，还少了去？但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将治下变成礼仪之邦，那就是统治者的自负了。你会说，这有何难哉，我们中华不早就是礼仪之邦了吗？那就别天真了，那不过是说给外人听的。你只要随便翻翻《二十四史》，背礼非义之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什么骨肉相残、淫母夺媳，就发生在宫廷之中。有了这些丑事，还要求民间社会厉行礼义，不仅无效，简直伪善透顶了。
德治 以德治天下，从来都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国策；甚至一些想入非非的现代统治者，心血来潮时也不免做做德治的美梦。德治有两层意思，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指统治者洁身自好，以其良好的道德形象服人，同时也为社会树立榜样。这可以概括为以德服人，对此，孔夫子的教导甚多，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类训戒，帝王将相们未必听得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未必能身体力行。因此，他们中的道德模范实在不多。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不自夸道德高尚；但要他们预先保证信守一些严格的道德戒律，大概不会干这种自捆手脚的蠢事。因此，在这一点上，历代统治者都谈不上什么自负。
德治的另一个含义是导人以德，即统治者要求其臣民遵守道德戒律，使社会道德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正是历代统治者的梦想，因为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也符合孔孟之道。在这一点上，孔子最突出的表述大概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为这是要求于人，而不是要求于己，说说大话就全无顾忌了。因此，在导人以德这一点上，统治者几乎都是很自负的。那么，他们的抱负能否成真呢？极少可能！这倒不是说，中国历代道德水平很低，而是说道德的高下与统治者鼓吹道德声音的大小，多半没有什么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在对于社会的认知上，已积累足够的知识与经验，对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似乎已有较理性的认知，不至于盲目相信自己的意志力量。其实不然。现代的自负者演绎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有些已经成了当代传奇。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有三个：社会工程、洗心革面、择优接班。
社会工程 不知是否是大量工程师进入政界的缘故，现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新现象：任何事项仅当缀以工程二字之后，才算得上一回事。你已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工程”了吧？今天听起来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顺耳的。那个总其成的超级工程，自然就是社会工程。社会既然成为工程，那么就必然要考虑与工程有关的一切要素：规划、设计、备料、施工，等等。最首要的事情无疑是规划、设计，而这就有赖于某个设计师了。想当设计师者大有人在，无论官员或者学者队伍中都有，能否真正居设计师之位，那当然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这个差事该有多难——毫不夸张地说，其难度远远超过设计一艘登月飞船！你要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工程，至少得精细地设计好其中每个部件（也就是部门），也得考虑好该部件将由什么人来操作，这些操作者将由什么机构培训，部件一旦破损，将如何修理，由谁来监督、检验修理质量。还有，各个部件之间如何配合协调，如何组装；驱动整个工程运转的动力来自何处……。你不觉得，要处理好所有这些复杂事项，其难度已超过任何天才的能力吗？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觉得自己就是胜任，那种自负，普天之下，就再也无出其右了。
洗心革面 这原指有罪之人痛改前非的过程，此处用在另一个意义上，即社会对于人心的大规模改造，其目的是造就具有全新思想面貌的一代新人。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工程，而且是艰巨无比的社会工程。此工程的主导者基于这样的认识：人心本来并无污秽，只因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沾染了自私毒素，因而不再大公无私。这就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方法有三：一曰读，即读红色书籍，尤其是读经典著作，促其悔悟，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二曰斗，自己斗或者接受群众批斗，狠斗头脑中的私心杂念，学名叫做斗私批修；三曰炼，这是最厉害的一招，胜似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的冶炼，得实实在在吃点苦，例如到农村或边疆去干个十年八载甚至一辈子，自然会皮黑心红，再没有一点资产阶级气味了。
不像前面所说的社会工程设计，仅仅说说而已，思想改造是真正实行了的，今天稍上年纪的人，哪个没进过那个思想改造的八卦炉？如果说，使人服软听话，思想改造还是立竿见影了；至于要改造得一心向善，大公无私，那恐怕就没戏了。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不妨问一问主导这一工程的人：你自己真正心无杂念吗？答案就出来了。人的利己心是无法消灭的，社会也无需无望地去消灭利己心，只要伸张法治，约束人们的利己心，尽力培育利他心，利己心就不致为害。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挑战这种常识，也就是挑战人性。只有心比天高的人，才会想象自己能够挑战人性。但这种挑战人性之无畏，如同挑战上帝。敢挑战上帝的人，其自负之无以复加，就不必说了。
择优接班 在王朝时代不存在这一问题，儿孙接班是定了的事。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也不存在这一问题：谁接班由选举解决。唯独由伟大领袖治理的国家，才有选择接班人一说。中苏论战时的《九评》中，就专门阐述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据说那是领袖的亲笔，可见他何等看重选择接班人这件事。在理论上，按照钦定条件严格选择接班人，而且世代延续下去，似乎真的可确保江山永固。问题是，普天之下都是凡人啊，怎么能够保证凡人的眼力万无一失呢？即使选择无可挑剔，怎么能保证被选之人在天长日久之后不发生变化呢？
最主要的是，迄今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列宁曾有选择斯大林之意，在去世之前就意识到了选择不当，但要换马为时已晚。斯大林似乎选择了马林科夫，但此人显然不中用，没两个回合就败于赫鲁晓夫之手。中国领袖首先选了刘少奇，不满意了又不便废黜，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将其打倒；其次选了林彪，后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接着选了王洪文，没两年就看出他不中用；最后选了华国锋，这个有点木讷的人岂可担当大任？这样的选人纪录，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属等而下之了。如此局面之下，还是自负如故，这才真正称得上英雄本色。
从所述的自负故事看来，自负并没有结出什么好果子。但我不想基于这些例子来立论，那将有以偏概全之嫌。还是从较一般的角度来思考。
鉴于值得自负的事项多种多样，而自负的程度又高下不一，自负的后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往好的方向看，自负接近于自信，不仅无害，简直是美德了。而在坏的极端，高度非理性的自负近于狂妄，当然没有好结果。即使属于这种情况，也还要看所涉事项的大小轻重；只有肩负重大使命，而又盲目自负，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人，才真正是莫大的祸害。
非理性自负何以频频发生呢？这有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原因。
从社会的角度看，非理性自负的根源有三。其一关乎权力者的社会目标。例如，统治者希望以既定的伦理准则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使其江山永固，他当然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要他不自负，无异于要求他不相信其统治的正当性与稳固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二关乎人们的利益。例如，某人职责所在，即使明知力不胜任，但绝不情愿让贤，这就不免想象，干这件事情非他莫属，除了自负之外再不会作它想。其三关乎社会的推动。如果社会上有一股强势力量将自己的利益、希望寄托在某个偶像人物身上，推动他去干某件不可能之事，那么，无论这个人是高才还是庸才，也无论他起初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在众星捧月的氛围之下，都会变得强烈自负。这种自负，与其说属于个人，还不如说属于整整一群人甚至整个社会。
从心理的角度看，首先不妨指出，对于个人来说，自负是一种正面心态，它特别令人快意甚至亢奋。“干这件事别人未必行，而我一定行！”这种感觉有多好。自负带来快意，快意又会进一步加强自负，这就加深了自负的非理性。其次，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刻意营造自负的心态，用以抵消或者压抑内心深处的自卑与不自信。“人家都说我干这件事不行，我偏不信，一定要做给人家看看：我就是行！”这种自负未必很快意，实际上更加重了心理的紧张，只是表面上被掩盖罢了。这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自负，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
至于那种纯属表演的自吹自擂——在大跃进期间，这是每个人的必选动作——只能当作戏耍，根本不必列入自负之内。例如，对于那个经常将“我的朋友克林顿”一类牛皮挂在嘴边的芮成钢，你以为他真正自负能代表亚洲，那就是误判了，那不过是为捞取利益的无耻瞎吹而已。
不脱理性的自负，或者虽然非理性但无关宏旨的自负，都不是什么问题，作为某些人的个性特点，甚至不无可爱之处。至于在事关大众利益的问题上的非理性自负，则如本文所举事例表明的，风险极大，而且自负者愈快意危险愈大，值得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