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美国总统里根的凶手，以精神疾病的理由被法院判定无罪；无意中毁损金正日画像的朝鲜人，多半性命难保。这或许不是什么东西方的差别，而是制度的差异。但同样在君主制度下，一个西方君主很可能无权侵占平民邻居的财产，而一个中国皇帝对其治下子民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又该如何解释呢？评定东西方文明的优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情，此处不论。但东西方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差异，我们无论如何超脱都无法视而不见。
###此王非彼王
我记得小时候看民间古装戏，每当该皇帝出场的时候，只听到有声音从幕后传出，就是不见皇帝现身，不禁十分诧异。长大一点后才明白，皇帝是玉体龙身，岂能随便在小民面前露脸？即使不懂这一层，皇帝的威严无比，在任何方面都不同于普通人，则是每个老百姓几乎本能地知道的。
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个欧洲国王，一辈子都在与普通士兵一起冲锋陷阵、摸爬滚打，那么，你多半会嘲笑这位国王成何体统，或者干脆不承认天下有这种事。恰恰就有这样的国王，他就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二（1682—1718）。听听这个国王的故事也许不无益处，这会让你知道：天底下还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国王。
查理十二是瑞典瓦薩王朝的第十位国王，15岁时（1697年）即位，其活动年代大约相当于清朝的康熙晚期。查理十二大概是上天打发他下来专门征讨厮杀的，终身都与战争结缘；从18岁率军出征开始，就几乎不再下过战马，一生上阵参战无数，直至36岁战死疆场为止。查理的故事都与战争有关，个个精彩，今略选片段如下。
1700年11月，也就是查理初率军队出征5个月之后，他率8000 人赶往增援被8万俄军包围的纳尔瓦要塞。人困马乏的8000瑞典人刚一到达，查理立即命令进攻。一位将领劝告他：这非常危险！查理的回答是：“怎么？你对我能够率领8000人踩着8万俄罗斯人的身体走过去表示怀疑吗？”他亲自跃马扬鞭冲入敌阵。坐骑被杀后，他又轻捷地跳上另一匹战马继续战斗，直至打败俄军。然后，他全数遣返了数万被俘的俄兵，只是扣留了投降的军官，将他们的刀剑发还，且发给每人一定生活费。在俄军眼中，查理更像一个中世纪骑士。
1703年，查理与波兰国王交战，波兰军队得到萨克森军队的支援。查理与利文将军徒步逼近敌阵侦察。国王着装简朴，而利文则穿着镶金色饰带的制服，后者正好成为敌军的射击目标。查理竟想以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将军，只是，他们还在争执时，将军不幸中弹身亡。
1708年，查理率军与彼得大帝的军队交战，经历了他最得意的战役。他亲率步兵卫队，涉水渡河，然后跨上战马。此时，一个年轻贵族受伤不能行走；查理命令他爬上自己的坐骑，本人则徒步指挥。
伏尔泰这样记录着查理十二的日常起居：他早上4时起床，自己单独穿衣，滴酒不沾，用餐只一刻钟；平时每天骑马三次，每天操练军队，除了让欧洲心惊胆战之外，别无兴趣。行军时，他总习惯于走在卫队前面，领先两三百步，策马飞奔，绝尘而去。
一度让整个欧洲发抖的这位国王，最终还是败给俄罗斯的冰天雪地——这是每个进攻俄罗斯的人的劫数。1709年冬季，查理的军队困在俄罗斯的雪原上，几乎弹尽粮绝，士气低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士兵将一块发霉的黑面包送给查理。查理毫不动容，竟当场全部吃下，然后冷冷地说：“这块面包不好吃，但还是能吃啊。”也是祸不单行，查理在外出侦察途中被子弹击中踵骨。他忍着钻心剧痛，让军医给他做手术，命令军医“你只管大胆切！”那形态颇似中国的关云长。只是，这是一位国王啊。
这样的国王，你能从中国历代君主中找出一个来吗？
中国人怕官——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已是定论，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古代官吏出行，由写着“肃静”的巨大牌子开路，如狼似虎的公人大声吆喝，谁能不怕？天真的人会立即纠正：那是旧时代的事了，今天的官员哪能这样！你错了。今天的官员更威风十倍！为官员护驾的长长车队，岂是古人的大轿可比！
不过，在今天的欧美，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辞职前是英国第一号官儿的卡梅伦，据说还是贵族出身，却未曾学会摆威风。不知是否是媒体有意寒怆他，拍下了他独自乘地铁、无人让坐而歪靠车厢边的囧态。在“巴拿马文件”的风头上，不像中国官员一样受到国家保护的西方官员，有如惊弓之鸟。卡梅伦就因父亲可能存钱于巴拿马、自己得了遗产而受牵连，就为这样屁大一点事，忙不迭公开致歉，想必让中国官员笑掉大牙。
施罗德是前德国总理，官当得有声有色，但就是太穷酸，日子过得极不轻松。再婚的他，得负担一大堆孩子，又不可能有什么外快，更不可能有任何人进贡，光靠他那份工资竟入不敷出。出行时遵规矩不能与家人一起乘坐公车，又嫌租车太贵，常常自驾私车，那还能讲什么总理的脸面。如此撑到退职，才有机会去俄罗斯打工养家，好歹解除了困境。
佩尔蒂尼任意大利总统时，并无实权，但名义上毕竟是第一号大官。只是，他就没一点官架子，每天步行去总统府上班；不太可能有多少人陪他步行，更没那种前呼后拥的排场。在中国官员看来，这已经惨不忍睹了。
今天，全世界的官员——除了极少数例外——最大的贱相就是拼命讨好老百姓，不惜刻意降低身段，以致无所不用其极。其缘由不过是，老百姓手握官员们的命门：选票。如果恰好碰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我不相信默克尔竟敢不和他握手。至于默克尔心中对于乞丐是否有真情实义，那是另一个问题。对老百姓永无止境的讨好，想必让西方官员不胜其烦；他们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自己成为老百姓！要不，就到中国做官去：中国老百姓恰恰是百般讨好官员！
如果是当老百姓，难道不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吗？其实不然。至少，一个最表面的、似乎微不足道的差别是：在绝大多数国家，老百姓是公民；而在我们这里，多时以来公民就是一个敏感词了。不过，更重要的差别还是在其他方面。
老百姓当然也可能冒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念头：到太平洋上去购买一块弹丸之地当国王；在国会大厦前慷慨陈词痛批当朝首相；打出旗号成立政党；竞选州长或者总统……。不过，这些都不是一般人的愿望。普通老百姓对于生活通常只有一些很平常的要求。是否有做平常事情的权利，恰恰体现出不同国度的区别。
以下愿望似乎合情合理、甚至是卑微的：
自由选择居住地；能够畅通无阻地在任何城市购房、置产，除非手中空空；能够在任何地方谋生、创业，除非身无长技。
自由选择接受初等教育之地，除非不具备居住条件；自由选择学校接受高等教育，除非学业水准达不到学校要求。
自由阅读任何合法出版物；自由观看任何合法的影视作品；自由购置或者欣赏任何未经法律禁止的艺术品。
自由表达思考所得的任何想法，除非它触犯法律或者伤害他人。
自由思考所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谋求发表自己的任何研究成果，除非涉及保密之类的禁令。
自由评论或者批评任何人物、物质或精神作品、制度设施等等。
所有这些，都远离忤逆乱伦、伤风败俗、行凶作恶、寻衅滋事、杀人越货、伤天害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容。这些，正是属于所谓“基本人权”的东西，它们得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的确认。如果某个国家能够保证其老百姓具有这些权利，那么，它就对人类文明尽到了最起码的责任。
幸而，任何法治国家——无论如何弱小卑微——都能毫不犹豫地做到这一点。然而，那些非法治或者伪法治国家却做不到、或者不屑于做到这些。这样一来，全世界的老百姓就分成了两类：被保障基本人权者与其他人。这就有了“此民非彼民”之说。
“此民”与“彼民”的区别，真的有那样重要吗？最好是请一位见证人来评说，他叫巫宁坤，一个先后经历了“此民”与“彼民”之境遇的人。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曾留学芝加哥大学，主修英美文学。他当时思想左倾，1951年应召归国，首先任教于燕京大学，然后转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反右时，他被划为“极右份子”，被开除公职，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农场。文革中，巫宁坤被关进“牛棚”；然后，于1970年全家流放到安徽农村，受尽羞辱与折磨。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他才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
巫宁坤退休后赴美国定居，开始他的第二个人生。在美国，他写了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中文版名《一滴泪》。书中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轰动了西方世界。
在美国时，巫宁坤与诺奖得主李政道交谊甚深。巫宁坤在1951年启程归国时，曾问为他送别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答：“我不愿让人洗脑。”当时，巫宁坤不明白洗脑有什么可怕。近30年之后，他在北京见到了作为贵宾回国讲学的李政道，只是匆匆交谈，来不及叙旧。这次重见让巫宁坤回想往事，不禁感慨系之。他想，若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归国，而自己留美，今日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看来真“此民非彼民”啊。
不同的王、官、民判然有别，是如何造成的呢？
实际上，这许多“不同”，不过是一个“不同”，即国家的不同派生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不同的国家，其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其中一类由国王、官员管住老百姓；另一类则是由老百姓管住官员乃至国家首脑。这样的两类国家，其区别之大，自不待言，当然是“此国非彼国”也。
要说明上述区别，最好是取两个“本是同根生”的两个国家作为例子。恰好我们的旁边就有一对：朝鲜与韩国。
朝韩两国差别之大，是任何地球人都知道的。仅仅是GDP总量的40倍差距，就足以骇人了。不过，此处关注点不在GDP，而是涉及官、民的问题。
朝鲜老百姓当然有很多权利：佩戴领袖像章的权利、哭灵的权利、演阿里郎的权利等等，但没有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自由上网的权利、用手机的权利……。或许，老百姓最在乎的还是不挨饿的权利。那些仅仅因想吃饱饭而逃亡境外的人，被抓回之后不被枪毙就算幸运了。韩国老百姓当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因此却张狂得过了头：他们以自己的牛气冲天的广场行动，将几乎每个下任总统送进了监狱。
朝鲜的官员并不令人羡慕，尤其是遭炮决、犬决、机枪决的众多倒霉官员。不过，在其权力未被剥夺时，官员们的威风还是够让他们自我欣赏的。一个普遍饥饿的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特权，尤其是取得食物的特权；而官员们恰好拥有这种特权。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特权：住在城市尤其是首都的特权、占有异性的特权、拥有奢侈品的特权……。韩国官员不可能有这些特权，也未必要这些特权，他们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拥有足可让朝鲜官民皆羡慕的东西。如果他们还不知足，想要更多的东西，就得小心检察厅的人了。
朝鲜的领袖已经成了太阳神，享受到唯有埃及法老才可能有的待遇，只是以水晶棺代替了金字塔。金太阳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全在他的一句话。张成泽贵为“皇亲”，位至“首席大臣”，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命丧黄泉了。
韩国总统不仅在权力上远不及金太阳，实际上，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们再无能，也将一个当初比朝鲜更贫穷的国家，打造成GDP全球第11位的富国（1916）。但几乎一个个在退位后进了牢房，让全世界都看花了眼睛，不知就里。人们实在拿不准：究竟要赞赏韩国的法制健全、赏罚分明、有罪必究，还是要可怜韩国历届总统功罪不明呢？成就了韩国辉煌的那些人，就不能得到毁了朝鲜的金家人所得美誉的十分之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