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之于武则天，旨到令行，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不能不说是一位能吏。但在史官笔下，周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吏。一般来说，那些多少类似于周兴的人，究竟是能吏还是酷吏，很可能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那么，身处21世纪的现代人，还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古代的事例
古代官与吏有别，吏相当于今天的普通公务员。不过，本文在论及能吏、酷吏时，没必要作这种区分。
辅助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商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仅称之为“能吏”，实在是委屈他了。但若称之为“酷吏”，则并非完全冤枉他。
无论从理念、定法还是施政看来，商鞅都是严刑峻法者之祖。他是“连坐法”的始作俑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他鼓励告密，相关立法之严厉达于极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压抑商人：“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为孥”。他施法之不避亲贵，有一个例子被历代引用，成为历史上法不避尊贵的极致：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主张一样治罪；但顾忌到对嗣君不可施刑，于是以其老师公子虔代替服刑，以其老师公孙贾代替服黥刑。
自此之后，没人敢触法网。太史公颇为赞赏地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样的成就，还不算能吏，天下就没有能吏了。
可惜，商鞅本人却下场不妙。他相秦十年，树敌无数。贤者赵良劝他宽政修德，“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他不以为然。秦孝公死后，他就只有等着继位的太子来收拾了。当他在逃亡中欲入住旅店时，店主告诉他：旅店窝藏逃亡者将被连坐；而此法正是出于商鞅之手！他终于无处可逃，就只有回秦都受戮了。
要知汉代的酷吏，不妨读《史记·酷吏列传》，其中的事迹颇详者，当推赵禹、张汤二人；两千年来，他们成了酷吏的代表。后人似乎未曾细究太史公的文字，不免有些误读；其实太史公有褒有贬，二人不失为能吏与廉吏。
赵禹曾在丞相周亚夫府上任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张汤从长安吏开始，被武帝视为能吏，一路提拔直至高居御史大夫之位。二人最称能也最被诟病的，是处治官员的严厉；说是铁面无私，还是残酷无情，就看论者如何用笔了。太史公持论还算温和，只说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用法益刻，盖自此始”，等于承认他们是实行严刑峻法的先驱。张汤的形象尤为突出。据说他儿时遵父命守家，被老鼠偷了肉。他居然“鼠脏俱获”，对老鼠审理后处以磔刑，让其父大惊失色。张汤治狱，不避亲贵，绝不苟且，以致结下仇怨无数。他最终还是不敌对手的联合反击，以自杀而终。据说他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
武则天之世，诛戮无已，冤狱遍地，正是一个酷吏大显身手的年代；史上最知名的酷吏周兴、来俊臣，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可谓正当其时。
此两人炮制冤狱无数，大多针对李氏宗室及前朝旧人，这些正是武则天欲剪除之人；周、来两人深得武氏欢心，自不待言。此辈的构陷能够屡屡得手，其手腕自然绝非等闲；称之为能吏，也不为过。
与赵禹、张汤比较，周、来两人技高一筹，主要在两点：栽赃陷害，锻造冤狱；动用酷刑，屈死者无数。正是后者，引出了至今流传的典故：请君入瓮。据说，已官至“文昌右丞”的周兴，被人告发与钦犯丘神績通谋，武则天命来俊臣审讯。来氏请周吃饭，问之以刑讯的办法。周兴欣然献策：取一大瓮，置囚犯于其中，四面烤以炭火，谁敢不招！等周说完，来氏立即取来瓮炭，如法炮制，然后对周兴说：现在请君入瓮吧！周还能不惶恐服罪？此两人劣迹昭彰，最后都不得善终，或许让那些认定“恶有恶报”者稍感安慰。
上述诸人是酷吏自无疑问；并称能吏则不免让人生疑。
现代中国主要不依靠司法手段治官员，周兴之流似乎没了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就没有酷吏。实际上，周兴辈的现代传人仍然大有人在。
此处不妨只说到康生一人，因为此人实在太艺盖群雄，将其他任何人与其相提并论，都显得鱼目混珠。
中国人极讲究盖棺论定，悼词中那几句颂词是价值千金的。康生有此幸运，其悼词的规格几乎置顶了，大概位于现代中国万神殿中的前几位；用洋人的说法，就该称“国父”了。但康生终究与这样的桂冠无缘，殁后不出5年，就被逐出了万神殿，而被绑上了耻辱柱！今天，还没听说有人替他鸣不平，看来是最终定论了。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深，极富文艺与传统学术修养，书、画、诗俱佳，曾自夸仅靠左手握笔，就不输于任何当代书法名家。
康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前后曾任中央组织部长、职工部部长、中央特科领导人之一。1933年7月去苏联入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进入政治局。留苏期间，他深得苏式理论的精髓，实际上接受了斯大林心法之真传，亦受到克格勃的种种训练，成为党内无出其右的专才。还在归国之前，他就小试牛刀，将在苏联所学的种种整人秘诀，用于留苏学生中的镇反运动，制造冤案无数。
有人认为，毛之能得天下，主要因得了两人：康生与林彪，一文一武。恐怕百年之后都难废斯言。林彪本为心腹；康生则从王明处反水，自然更为可贵。
康生对于领袖的贡献，主要系于两大运动：延安整风与文革。文革中康生是首席军师，其事迹众所周知，按下不表。此处单说康生在延安如何大显神通。
康生到延安后，任中央书记、社会部长、情报部长，这些职务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人生畏。在领导整风的所谓“总学委”中，康生任副主任，作为毛的副手直接掌控整风运动，既是主要军师，也是“火线”主帅。甚至可以说，没有康生就没有延安整风的大获全胜。
他在延安的角色，最恰当的比照，就是后来的“纪委书记”，尽管延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个职务。其时，恰值斯大林刚刚完成工程浩大且惨酷异常的内部整肃。正是康生，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的全套经验与操作程式，别出心裁地提出所谓“整风——审干——肃反”模式，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这让延安整风有如暴风骤雨，战果辉煌，冤案累累。就是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各路大员，都纷纷缴械投降，在毛面前服软称臣。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深怀恐惧的人，仅仅称之为酷吏已经远远不够了。
康生之有才，在中共党内可以说无人不服；就是对极左文人深恶痛绝的人，也颇为无奈地承认，康生就是一个才高八斗之人；为了平衡这种“才长的不是地方”，只能愤然判定此人高才寡德。
在极左年代，其实高才寡德之人并非孤例，但唯有康生才如此集中了人们的愤恨，除了他害人太多——能与之比肩的大概只有苏联的贝利亚——之外，也是因为他实在与众不同。多少年后老延安们都还记得，当年在延河边上，康生穿着俄式皮衣，戴着墨镜、昂首挺胸、目中无人的印象。他固然“文房四艺”件件不缺，但真正的本事还是整人！这才是他的专业，无时无刻不熟稔于胸。
康生对领袖的心思揣测之准确，无人能及。在公审会上江青的名言是：叫我咬谁就咬谁！这不算本事；康生则是：领袖想咬谁，不用吩咐就主动去咬谁，这才是真本事！现在，当然谁都知道领袖想整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贺龙、安子文……，但在他人还毫无察觉之时，康生就心有灵犀了。领袖对于刘志丹的心结，他人岂易窥知？却瞒不过康生。康生就敢抢在他人发难之前，下狠手推出“小说反党”大案，一下子牵扯出一大批刘志丹旧部，其中就有后来被软禁15年的习仲勋。只有康生才真正明白，办理此案使领袖有多快意！文革期间，康生的整人功夫更是炉火纯青，要整的人点一个中一个，弹无虚发。就凭这些绝技，他还能不算一个能吏？
康生也会是一个廉吏吗？就凭他声色犬马毫不让他人、占着有39间房的旧王府、窃据故宫文物、长期霸占国家图书字画……，他就与廉字无缘。但仍然不可否认，康生确有一些特立独行，显示出修身上的罕见伪态。不同于一些官场老滑，康生并无结党恶习，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没有深交的朋友与固结的旧部；这或许是持才傲物的矜持，更可能是警惕所有人的职业本能。他深谙中国历史，不可能不知道官场的险恶；更清楚地知道，酷吏即便施人以惠，亦可能败于交结不慎，张汤、周兴之流的败落就是教训。他也特别具有韬晦功夫，在1945年之后的15年中，安于卑位，不动声色，冷眼旁观。如此养精蓄锐，正是以备人生最后一搏。不是深谋远虑之人，岂能如此。
从商鞅到康生，这一串角色事迹各异，心性也不完全相同。要归纳他们的共性并不容易。仅仅说他们都是酷吏，也都是能吏，不免失之过浅。也不妨一概归之于人性的复杂了事，免去那些粗疏的概括；但这就失去了一个学习历史的机会。
涉及酷吏的论题，无疑有固有的复杂性。但仍不妨将其置于一个简单的视角：吏才与吏德。
就吏才而言，如本文的事例所表明的，酷吏一般皆为能吏。更深入的分析有赖于对才的仔细界定。首先不妨将才区分为表现之才与潜在之才。所有酷吏都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个人物；仅此，就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有不俗甚至非凡的才干。这种才干当然是表现之才，它与其职业及官场行状密不可分；在这种意义上，“才高”与“业精”实际上没有区别，对于这种才的进一步分析不再有意义。用最不堪的话来说，看酷吏才之高下，仅需清点一下他在整人时砍下多少头颅！这样的酷吏之才，当然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至于酷吏的潜在之才，则不必沾染职业的血腥，可以给予某种独立的评价。如果酷吏完全专心于职守，心无旁骛，他的潜在之才就得不到表现机会，后世人就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潜在之才。就本文谈及的酷吏而言，每人都不无一些潜在之才，有些可谓卓尔不凡。例如，商鞅不乏制定法律与行政管理的天才；张汤的朝堂论政都颇有见地，不乏政务上的决策与管理才能；康生有理论家之名，而在文化、艺术、传统学术等方面，更被人誉为全才。
说酷吏们有潜在之才，意味着在另一种职业选择下，他们很可能表现出这些才能。例如，如果康生不在整人的岗位上，就不再是一个遭万人唾骂的酷吏，很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学家，或者画家、书法家，当然也可能成为一个双手较干净的官员。如果他没有任何潜在之才，那么他就是上天注定的酷吏了，除非他从官场沦落民间。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多少肯定康生这种人不失为一个能人，就是看重他的潜在之才。如果他没有职业之外的那几下子，无论他整人如何厉害，如何本事冲天，也不应视为能人；他作为能吏的那种能，只是一种工具之能，而不是能人之能，那是没有人文价值的。
就吏德而言，应有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之分。职业道德既包括忠于由职业决定的服从关系，例如官吏服从上司，朝臣服从君主等等；也包括遵守通行的职业规则，例如刑吏不得逼供致死，法官不得徇私枉法等等。张汤治狱峻刻，有酷吏之名并不冤枉；但似乎并无明显逾越规则之处，因而还不能说他全无职业道德。至于康生，就算不计较他整人的“本分”，也未免做得太过了。在延安将那样多无辜者打成特务、罗织罪名滥捕人犯，这不是任何政府或政党公然认可的，制造这一切的人没有任何职业道德可言。
即使酷吏们严格依法行事，绝无徇私舞弊行为，也只能说他的职业道德并无瑕疵，未必够得上社会道德的标准，后者应当多少满足社会对于有良知者的要求。对于严酷法律规定的刑罚，你就高不就低，并不违背职业道德；但冷酷得不近人情，于社会道德就有亏了。就算循规蹈矩的执法者，面对恶法的受害者的呻吟而毫不动心，其社会道德肯定不够水准。至于连职业道德都不顾的人，当然更谈不上社会道德；例如，你还能说康生算一个有德君子？
如此说来，在道德上不妨将酷吏分为三个等级：上等遵守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等遵守职业道德，但社会道德欠缺；下等不遵守职业道德。康生及类似于他的人，只能归入下等。
如果一个社会的治人者尽为酷吏，而且其中多数在下等之列，那就不再是个人操守的问题，必定是制度出了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改革制度，仅仅呼吁官吏不做酷吏（或不做坏酷吏），已经无济于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