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英雄谭嗣同，在被押赴刑场处斩的途中，他不惜以生命矢志匡救的那些民众，却附和着祸国奸党，报以斥责怒骂，以烂菜叶砸其面。顶天立地的爱国者被骂为国贼，而冥顽愚昧、助纣为虐者则自认为爱国者！这种骇人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我们的民族之魂能承受得了这种颠倒吗？
历史舞台上不是好戏连台，而是惨剧连台。但如果你回首120年前在北京上演的那一幕，你将没办法称呼它，它超出了人类的任何经验与想象。
1898年9月28日，这一天的北京城秋风萧杀，通往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街道警卫森严。几辆刑车吱吱呀呀地辗过石板路，上面押着这一天菜市口的主角。
历史不可能记载，这些人沿途想过或者说过什么。刑车渐渐接近菜市口，街道两边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愈来愈剧烈的骚动与喧嚣，呵斥与咒骂“清奸”、卖国贼的声音渐趋高涨。突然，从人群中抛出了第一团烂菜叶，可能是白菜帮，还有臭鸡蛋，接着是第二团，……，很快是雨点般的烂菜叶打向囚徒，仿佛这些人是陷入埋伏的外敌，该在此地被歼灭。菜叶不是石头，并不致人伤痛；但进入生命尾声的囚徒——他们都曾经是衣冠楚楚的读书人——突然遭此“菜击”，不无狼狈。
伴随着围观者的狂呼乱叫，故事进入最后一幕。这一幕结束得很快，没留给囚徒们再作什么表达的时间，官员与围观者的兴趣都集中在最后那一刻：六颗人头滚滚而下，紧接着就是疯狂的喝彩、欢呼，仿佛天赐福祉就在此时降下。
牺牲者是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即史称的六君子，他们是守旧派为报复光绪的维新而推出的替罪者，是纪念百日维新失败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不要说什么牺牲者求仁得仁、永垂不朽，今天还有几人记得戊戌六君子？官方教科书在提到戊戌变法时，主要兴趣不过是强调“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脱离群众”而已；六君子们所脱离的群众，就是在菜市口扔烂菜叶的那些人吗？
六君子中最壮烈的人物无疑是谭嗣同，今天他已成为舍生取义的代名词。
中国自古迄今豪杰义士无数，现代红色传奇中就不少。但我不知道，有谁能与谭嗣同比肩。一个人身临死地慷慨赴死，不见得是最难的，更难的是为彰显信仰而主动放弃生的希望，而谭嗣同正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英雄。
维新失败已成定局之后，包括康梁在内的主要维新人士各寻生路。谭嗣同的左右都力劝他出走避祸。且不说生命珍贵，为国家保留一个不世出的奇才，未始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保留谭嗣同，未必比保留康梁更少价值。但谭嗣同却另有想法，这就是已成为经典的那段名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毅然选择死，是为推动变法而唤醒国人啊。无论这种想法有多么不现实，但那气概岂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嗣同以自己的死，筑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块独一无二的丰碑，其价值已经超过维新运动本身。谭嗣同留下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已成为千古绝唱。
与谭嗣同的辉煌人生比较起来，他参与其中的维新这幕历史大剧似乎略显暗淡。谭嗣同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多少人献身于变法图强，维新事业没什么特别有光彩的继承者。维新人士的核心追求——宪政，后来只是越来越少的人存于心中的梦想，而且至今都是十分渺茫的梦想。这种结果，倘谭嗣同地下有知，忠魂能不仰天长啸！
谁将屠刀架到谭嗣同的脖子上？当然是慈禧，是荣禄，是维护旧秩序的顽固官僚。这些人本来是国家的祸首，死于这些人之手并非耻辱。那么，是谁让谭嗣同受耻蒙羞呢？是群众，是素怀救民理想的谭嗣同矢志要效命的人，是被现代理论家推上圣殿的人。我们曾经重复千百次：群众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1898年北京菜市口的那一幕，所展示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而且，这样的景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此前270年的北京，发生过类似或者更惨烈的一幕。明朝崇祯年间，著名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焕，在满清离间之后被诬陷入狱，被崇祯判以最惨酷的凌迟处死，竟然在他身上切了3543刀！就是这个令满清闻风丧胆、最有可能拯救大明的人，就这样被汉人自己毫无人性地收拾掉了。那个携带朱元璋基因的崇祯，生性残忍多疑、刻薄寡恩，就不指望他对袁崇焕有什么仁慈之心了。但北京市民呢？似乎应当本性善良的老百姓，难道不会略怀恻隐之心，对袁崇焕投以一丝同情吗？至少也该冷眼旁观吧。不！“眼睛雪亮”的群众，岂肯当旁观者，他们实实在在地做了崇祯的帮凶！袁崇焕行刑之日，北京城竟然一片欢腾，仿佛擒获敌国恶酋一般。从来胆怯如鼠的老百姓，此时亢奋而勇敢，竟然争先恐后地去抢吃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袁崇焕的鲜血染红了许许多多人的嘴唇，那番旷古未闻的景象，该让良知未灭的人如何震撼！
对谭嗣同扔烂菜叶者，是食袁崇焕之肉的那些人的后代吗？我宁愿相信，这两种人的生物基因并无联系；但他们就没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吗？
目睹或者知晓这类惨剧之后，你还能相信，中国老百姓本能地善恶分明吗？
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老百姓没有客观的是非判断，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看法。至少有两个重大缺陷蒙蔽着老百姓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是非功过。首先，老百姓是天生弱者，了解资讯极其有限，哪里清楚官府朝堂上的那些是非曲直？况且，他们也胆小怕事，绝不敢想官方之所未想。更重要的是，他们终身生活在一种忠君从上的气氛中，服从皇帝或者官府，永远是他们的第一义务，根本没有什么选择或思考的余地。因此，在任何宫廷冲突中，小民们永远站在得胜的一边，除非他们彻底麻木无知。他们岂止不眼睛雪亮，实际上从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1898年北京的得胜者是慈禧，老百姓当然要站在慈禧一边，对谭嗣同扔烂菜叶。如果得胜的是光绪，押赴菜市口的是荣禄，我相信老百姓会同样对荣禄扔烂菜叶！
当年宋高宗如果不是在风波亭秘密地处决岳飞，而选择某个街口行刑，一定也会有老百姓前去喝彩，至少是看热闹。那时权力在宋高宗与秦桧手里，老百姓能不以宋高宗的是非为是非吗？
这样的戏，在中国已经上演几千年了，还能不看出些道道来？这不该让所有矢志为民请命、精忠报国的人背脊发凉吗？
谭嗣同遇难之后十余年，北京菜市口就不再人头滚滚，那块地方不再是愚民们扔烂菜叶之地，历史将这一切席卷而去。但如果以为再也没有人扔烂菜叶了，那就误判了历史：历史可不想现在就消除“扔烂菜叶”这一伟大国粹！
问题是，辛亥之后的中国已进入文明时代，不再有皇帝，老百姓能不跟着进入文明时代吗？没有皇帝，并不等于废除了帝王权力；只要帝王权力仍在，选择站在帝王权力一边的这种古老智慧，就不会消失。当然，已不再有菜市口，就不再有在菜市口扔烂菜叶的景观了。但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在街道旁欢呼，或者在某个会议上喊口号。人们只不过是用新的形式“扔烂菜叶”罢了。
当在江西惨杀红军军长萧大鹏的时候，当张国焘在红安杀红军军长许继慎的时候，当夏曦在湘鄂边区杀红军军长段德昌的时候，当时的苏区群众能不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愚昧民众的狂热支持，像张国焘夏曦这些血腥侩子手，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更不可能成功地控制军队。红军肃反的受难者在10万以上，仅江西一地肃反被杀而于1983年被追认为烈士者，就有238844人，该由多少人来杀死这许多人？参与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数量该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杀戮都要参与，岂止围观喝彩而已！
在毛时代落难的高官中，是非最黑白分明的莫过于彭德怀。彭几乎是一个粗人，没有任何理论装饰的能力，因而不可能有什么弯弯绕绕的意识形态图谋，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毛禁止说的事实而已，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即使最顺从权力的官员，也不敢公然否认。人们唯一能谴责彭德怀的，不过是他不该讲出“皇帝没穿新衣”罢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够得上“赤胆忠心”的人，群众能饶过他吗？口诛笔伐彭德怀者何止千万！他们射向彭的投枪利箭，其火力可不弱似抛向谭嗣同的烂菜叶啊。明知彭德怀冤枉，且与彭无冤无仇，还是要全力参与围剿，究出何理？此无他，站在最高权力一边而已！
彭德怀挨烂菜叶的日子终于来到。1967年8月前后，北京进入批彭的高潮。彭及其同僚张闻天、黄克诚等被巡回批斗达几十次，万人以上者有6次，最多在10万人以上。每次批斗都伴之以游街、毒打、提耳、托头、架腰（文革中的特色发明，今天人哪里识得），那种凶狠惨酷，远非当年抛烂菜叶的先辈可想象。这些一拥而上的施虐者愚昧吗？其中的主力都是大学生，他们不可能完全看不清1959年发生在庐山的事情的是非曲直；其中至少有一人在明白原委之后，不愿意继续泯灭良知，退出了文革运动，他就是所谓“首都三司”的第一任“司令”、北京地院学生朱成昭。那么，其他的人愚昧吗？怎么就不明白，自己所干的事情百年之后将被后人唾骂呢？实际上，无需等一百年，殴打彭德怀最凶的人在1980年代就被判刑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站边的问题：
群众总是站在最高权力一边！
这一逻辑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很快改变。既然如此，就别指望没有人对落难者扔烂菜叶了。这些烂菜叶曾经抛向谭嗣同、彭德怀，也曾经抛向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抛向了胡耀邦、赵紫阳。今后还会抛向谁呢？
一个既有谭嗣同、又有抛烂菜叶者的社会，一点也不值得怀念。无论谭嗣同的故事有多光彩夺目，但终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荣耀。
我们就该只要谭嗣同，而不要抛烂菜叶者啊，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如果只有谭嗣同，而没有扔烂菜叶者，那么，正义将得到伸张，公道将得到弘扬，社会将有崇尚道义的风尚，任何崇高行为都将得到群众的一致赞誉，国家岂不是一片光明吗？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就不再有谭嗣同了！
试想，如果慈禧年间的老百姓都深明大义、是非分明；所有忠良都在普天之下赢得美誉，而所有奸邪都被民众唾弃，那么，维新大业就不会那样举步维艰了。朝廷上将不会有多少阻挡维新的死硬分子，慈禧也绝不敢公然拂逆民意，长期把持国柄、悬空光绪；更不敢将海军经费挪去为自己修造颐和园——倘如此，即便仍然不免需要某个戊戌，也不致有六君子之难。
如果1959年的庐山，只有仗义君子而无势利小人，就用不着怒发冲冠为民呼的彭德怀了。毛纵然虎威盖世、雄心万丈，也绝不敢公然冒犯秉持正义的大多数人。如果没有那个俯首听命的大多数，毛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岂止是接受彭德怀的意见书，会更主动地征求意见。更可能的是，彭德怀根本就不会想到写那份意见书，因为其中所陈述的问题将根本不会存在。然而，当时有的恰恰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大多数，彭德怀以及国家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1967年的北京，大学生与市民都不是那种只知扔烂菜叶的人，能够仗义执言，至少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就不可能有那种野蛮残忍的批斗会，就不致使彭德怀在古稀之年再度蒙难，被打断肋骨。如果没有那样多盲目呼喊万岁的人，没有那样多无知盲从的人，毛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发动他的文革，陷国家于灭顶之灾。如果连文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批斗会！
可见，谭嗣同与扔烂菜叶的民众共存，彰显了一个时代的荒谬。生当一个文明时代，我们肯定不再希望看到扔烂菜叶的民众了；那么，我们还会需要一个舍生取义的谭嗣同吗？
一个不再需要谭嗣同的时代，该有多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