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神圣年代，肯定非20世纪莫属；唯有20世纪，是世人竞奔天国的年代。而关于天国之路的最感天动地的故事，其主角不是被引向天国之路的芸芸众生，而是本应最远离天国幻想的一些西方人士，他们弃绝文明世界的富裕生活，穷毕生精力去实践其救世理想，最终让自己成为天国事业祭坛上的贡品。
文革中，除了那些灭绝人性的惨酷故事之外，也有一些颇具浪漫理想气息的传说，这就是少数红卫兵越境进入东南亚丛林，加入当地的游击队，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参与世界革命。当时听到这类传闻的人大感骇异，且将信将疑。而我的想法则恰恰相反：志愿去国外打游击的中国人怎么这样少，中国不正是那个“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高调唱得最响的国度吗？不要拿朝战与越战的事例来反驳我！由国家派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为异邦人两肋插刀的热血男儿，真还不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正因为如此，下面要讲的热血男儿故事，对中国人才特别有意义。我的第一个故事关涉西班牙国际纵队。
在普通中国人心中，能够记住的西班牙人大概就是哥伦布与皮萨罗，他们让西班牙成了最早的殖民大国。但非常吊诡的是，正是皮萨罗等人在美洲掠夺的黄金源源不绝地运回西班牙之后，西班牙逐渐沦为欧洲的贫困户，直至20世纪初，它都是一个落后的、前工业化的封建国家。只是到1930年代，现代文明的曙光才透射到这个欧洲角落。1931年，西班牙国王在革命大潮即将来临时退位。经历几年混乱的过渡期之后，1936年选出了一个共和政府。然而，左倾的共和国的诞生却不是西班牙的新纪元，而是厄运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时西班牙的保王党人、以农民为主体的守旧势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非常强大，他们一致地仇视新崛起的共和派。反共和分子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旗手，他就是保守的弗朗哥将军；也找到了强大的国外同盟者，这就是法西斯的德意两国。共和政府刚一成立，弗朗哥就竖起叛旗，很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叛中心。在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看来，在西班牙土地上发生的内战，是共和与反共和、进步与反动、和平与法西斯之间的大决战！
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世界左翼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左翼知识界尤其激进，在法国、西班牙这类国家，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居然还留在保守阵营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西班牙的内战爆发之后，全世界的左翼人士无不热血沸腾，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毫不犹豫地从世界各地奔赴西班牙，他们组成了那个将长留青史的国际纵队。他们在义无反顾地冲向刀山火海时，喊出的那句无比激昂的口号就是：
为共和而战！
在持续三年的战争中，国际纵队中的许多人，就呼喊着“为共和而战”的口号喋血疆场了，其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将不会被历史记住。历史记住的倒是一些幸存者，其中不少本来就是一些文化名人，包括白求恩、海明威、奥威尔，后者就是著名的《1984》一书之作者。
在“为共和而战”的牺牲者心中，共和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将迎来他们向往的天堂。只是，他们不是为了享受而奔赴这个天堂，而是在他们的理想中，这个天堂中有自由、平等、正义等等，而反共和派要摧毁这些东西，唤起了他们为正义而战的激情与决心。
那些长眠于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战士，在临死之际，想必怀有天堂将至的欣慰。至于他们的事业失败了，且即使胜利也未必会真正实现什么正义，他们即使活着也未必能迎来理想中的天堂——这些，他们都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些怀有同样美好理想的热血男儿，从世界各地奔赴中国，那里也在为一个天堂而战，这个天堂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
这些人中首先就有大名鼎鼎的白求恩，他曾经在西班牙为共和而战；离开西班牙之后还没有洗去战尘，就转赴中国为解放而战。他奋斗并最后献出生命的地方，与他的故土加拿大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人生目标，似乎是专门为异邦人谋福祉——这种观念远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完全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影子，根本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
比白求恩名气较小的，还有马哈德、李敦白、韩丁、阳早、和平等等。这些人没有组成什么国际纵队——国际纵队观念不符合中国人的一元化传统，即使有人主张，也未必被允许。于是，“国际主义战士”们就完全以个人身份，融入了中国的革命队伍。或许，这是一种幸运，这使他们每个人都有更丰富、更具有传奇经历的故事。只是，他们的故事太长，没法在这里讲述。这是一些最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人！然而，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没有费点工夫，去撰写他们的传纪，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良心债！
这些人中的较早离世者，例如白求恩，都功德圆满。其他人就各有患难了。印度人马哈德在延安娶了中国妻子，终身在中国行医，还算幸运。李敦白在文革中以间谍罪长期坐牢，平反出狱之后返回美国，据说在商业上大获成功。韩丁是农业专家，长期帮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只是他在中国的居留期，恰恰是中国农业的灾难期，韩丁的努力大概少有实际效果。韩丁1950年代之后回美国务农，1980年代又多次来中国传授现代农业技术。阳早是农业专家；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妻子和平，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不愿意在美国从事核武研究，追随阳早来中国支援农业，在陕西农村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而且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变成了地道的中国底层劳动者。夫妇二人在北京度过晚年，一直保持着圣徒般的德操，竟然为自己稍优于中国百姓的物质待遇深感歉疚，曾坚决要求搬到较简朴的住房中去！
他们就是这样一批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清教徒，就如同较早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一样，立志于帮助中国人进入天堂，而自己则甘愿奉献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清白——他们中不少人至今都被人认定为间谍、殖民者、居心不良者！这些人关涉两种很不同的天堂：老一代传教士所推荐的天堂，是传统意义下的灵魂归宿之地；现代国际主义者所追求的天堂，则是一个被解放的幸福世界。两个天堂都有一点缥缈，尤其后者带来的现世报应更加苦涩难言：救世者与被救世者都进了——或者一度进了——地狱！
马哈德等人尚可欣慰的是，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那枚期待中的红像章！如果今天他们还在世，胸前戴着那枚红像章，会如何看待中国大地上的天国呢？
1930年代的中国人与西班牙人，强烈地向往天堂十分自然。然而，对于美英法这种高度发达社会中的富裕居民，天堂之路还有意义吗？今天的西方，基督教普遍式微，宗教意义上的天堂多半不再有吸引力。那么，西方人将奔向什么新的天堂呢？
在贫穷世界的人看来，今天的西方社会，不已经是天堂了吗？难道西方人还认为需要脱离苦海、进入“真正的”天堂吗？这就涉及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了：人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终极满足，他永远会觉得现实很坏，永远想象有一个天堂在遥远天际展旗亮彩！
今天的西方人埋怨些什么呢？缺吃少穿者、无家可归者、困苦难言者不能说没有，至少不会很普遍了。像北欧这样的模范福利社会，尤其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苦难。但就是世界最幸福国家之一的丹麦，其自杀率竟然居世界前列！如果没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或者烦恼，何必自杀？不管如何难以理解，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由东方人来讲述西方人的苦恼，肯定不是合适的事情。我们至多只能作某种揣测：西方人看到了他们的文明的缺陷：在高度的自由下，个人意志并不能充分舒展；在极度平等的环境中，失败者仍然有不可排遣的失落；代际隔阂造成严重的疏离；处处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在高度的富裕中，失去目标之后的彷徨，等等。这些，与不发达社会中的烦恼，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就其无法忍受、就其激发年青人的反叛而言，很难说有什么区别。
于是西方人，尤其是年青人，不能不追求自己的天堂，他们的天堂就是一个更加解放的社会，一个更少约束、更尊重年青人的独立、让年青人有更多发展机会的社会；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就是那些激进的年青反叛者自己，也说不清楚。
最激进的那部分年青人，不假思索地走上街头，模仿更激进的左翼分子，到处竖起造反旗号，极力制造混乱与恐怖，试图以这种方式来震动那个因循守旧的成人社会。当然，这不会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只会是一条通往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之路。
这就是1968年发生在巴黎、罗马、波恩、布鲁塞尔等地的左翼骚乱，被一些人称为“西方的文化革命”，这恰好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中国文革相呼应。中国的文革有多荒唐，西方的文革也就有多荒唐！唯一不同的是，西方文革缺少一个作为旗手的伟大领袖；那些误入歧途的年青人只是咎由自取，没法归罪于他人。
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天，世界上相继发生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就是：翻江倒海般地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左翼运动，显著地退潮了，直到今天都没有明显的复兴——迹象。其中的原因想必不很简单，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权威的解释。对于这件事，大多数人或许根本不感兴趣。
或许，左翼运动的退潮，是另一股更大更猛烈的潮流冲击的结果，这股潮流就是从二战后渐入高峰的全球化与市场化；而在其后面推动的，则是更加强劲的高新技术浪潮。这一划时代的大变局，对于今天与未来的世界，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首先是全球化这把巨铲，大大地削平了世界，显著地縮小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之间的差距，这就使得老一代的天堂梦幻者，一时失去了方向：该奔向哪一个天堂？是西方式的还是东方式的？
市场化的巨大成功，则使竞奔天堂这件事整个地失去意义。
一个竞奔天堂的世界，必定以两种人的存在为前提：苦难深重的受难者与热心救苦救难的救世者。在市场化潮流的强大冲击下，这两种人如何了呢？
市场化极大地促进了普遍的繁荣。虽然没有将人们直接送达某个天堂，也谈不上创造一个普遍幸福的世界，但至少大大地缓解了旧世界的苦难，加速了社会中的阶层流动，将大多数人推上了上升的通道，这就给了每个人无限多的机会，也增加了种种希望。这样，不仅那种受苦受难的普遍呼号大大减弱了，而且自己努力摆脱困苦的信心也普遍增加了。对于救世者的期待，不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气氛；今天更时兴的社会潮流是：努力工作拯救自己！
与此同时，那种游走全世界、志愿以救世为职业的人，普遍减少了。这当然首先是不再有那样多的人迫切等待救助，救世者不再有那样多的活动舞台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识界的巨大变化，不再源源不绝地输送候补的救世者了。知识界的变化主要来自新科技热潮、来自彻底的专业化，人们急匆匆地奔向某个职场，原来那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迅速解体了。如果没有一个终日想入非非、成天幻想着救苦救难的知识分子队伍，左翼就成了一潭无源之水，唯有一天天走向干涸了。这样，左翼与知识界的那种近乎天然的结盟就不再存在，左翼运动的传统基础就崩溃了。
这就是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世界潮流。
而此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则极大地加剧了上述潮流。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阵营的迅速解体。这两件事的后果是：原来东方阵营的两个主要营垒，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迅速脱离了传统左翼轨道。这就使得左翼运动失去了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失去了活生生的天堂样板，任何以乌托邦样板作为激励的鼓动，都不再起作用。
这样一来，无论在等待救助的受难者心中，还是在最后残存的救世者心中，那个在遥远天际若隐若现的天国，其帷幕都在徐徐降下；天国之路即使没有完全封闭，也无人上路了。绵延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这一幕大戏——竞奔天国的大戏，就此最终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