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深居宫墙之内，对于墙外的一切，从不屑劳神费力、探寻究竟，却仍然想象自己全知全能，足以为天下师——你想必会认为，这样的人只能是上帝，凡人岂能有此神力？然而，恰恰就有这样的大凡人，曾经是万众景仰的世间神圣。具有好奇心的人不免关心：这类大人物真的全知全能吗？
观察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得明白几个要点。第一，智慧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不仅相差悬殊，而且固定不变。第二，智慧的等级恰如身份的等级，即如俗称的官大学问大，更简单地说就是上智下愚。在古代，最高的智者称为圣人；而最大的官就是君主。因此，说君主皆为圣人，也就顺理成章。虽然也有孔圣人这样的“无冕圣人”，但那毕竟只是例外，后世人哪敢到宫廷之外去拔出一个圣人来？于是就彻底圣君合一了，由此生出一系列涉及皇帝的词：圣上、圣主、圣旨、圣谕、圣裁……。
这些尽管是历代常识，但真正放在心上的也只是官员与士人。草民多半既不理会、也不了然，他们眼中的君主形象要简单得多，不过是居于宫墙之内、常人无法接近的那个最大的官儿罢了。总之，在普通人看来，皇帝就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至于智慧，那是有点缥缈的东西，还进不了小民的头脑。
就是多少读过一些书者如我，也理解不了深奥的“圣君合一”：皇帝的特殊之处，也不过是其居所墙更高、院更深而已，怎么就一定有大智慧呢？无论如何，高墙深院都不是最宜于培育智慧的地方；毋宁说，那恰恰是最适合培育愚昧之所。人为地将宫墙作为智愚的分界线，宫墙之内尽为智者，而宫墙之外尽为愚人，实在是天底下最荒唐无稽的事情。
不过，对于“君主智慧如何”这样的问题，要寻根究底，即使历史学家也无从回答。但至少可以肯定：并非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圣人。要证实这一点，只需举例就够了。数千年王朝，白痴皇帝都不罕见，只是史家碍于观瞻，未曾汇总罗列罢了。下面不妨略举数人。
刘阿斗（223—263在位）已经成为历史上的标准称呼，其帝号反而不为常人所知。阿斗在诸葛亮辞世之后还当了近30年皇帝，因此，将其弱智表现归结于诸葛亮的遮盖是说不过去的。就个人遭际而言，阿斗并不算特别不幸。即使没有诸葛亮的保护，也没有任何人侵凌过他的尊荣。就是被司马昭虏去中原之后，在优待中还是锦衣玉食，乃至在司马昭问及“思蜀否”时，直答“不思蜀”，留下了乐不思蜀这一著名典故。
挑出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291—306在位）司马衷，或许欠义道，此人除了智力低下之外，并无大恶，而且在位时间不长，就被人毒杀了。但其弱智确为世所公认。他给历史留下的一条著名典故就是：面对朝堂上提出的饥民乏食的问题，这位皇帝不禁问道：何不食肉糜？此际，我不能不联想到一个现代事例：1980年代，当有人反映市面上猪肉供应不足时，一个著名的高官竟质疑：何不吃龙虾？可见，真实信息难以透过宫墙传递，乃古今所同。
清朝对于皇储的选择与培养都很严格，不太可能出现白痴皇帝。如果立足于19世纪的中国，那么对晚清诸帝很难给什么恶评；但若立足于已进入文明时代的世界，清帝的智慧就很不足道了。恰处“千年大变局”关口的道光帝（1821—1850在位），似乎曾有过励精图治的表现；但他处置鸦片战争时，其脑袋就如一桶浆糊，昏话不绝。他居然相信，英国人就是没有膝关节，一旦被击倒，就站不起来。依此制定战略，焉能不一败涂地？
历史进入20世纪，已经到了“俱往矣”的时代，在古代君王面前，现代圣人自然底气十足。然而，恰恰是现代圣人难当，他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其智慧的评价，不再是以线装书为标准，而是以对世界的了解为标准。而后者恰恰是现代圣人的弱项。不难想见，其尴尬憋屈，竟何如哉！
幸而，现代圣人有一个最大的强项足以抵消其欠缺，那就是其无与伦比的离群索居，远离众人的视线，无论人们怎么仰视，都无法一睹龙颜，因而根本无从探知其智慧高下了。于是乎，除了留下“洞察一切、统御一切”的印象之外，对于圣上就不能更置一词。况且，因恐惧而战栗的庸众，自己的脑洞都关闭了，遑论大官人的智愚？
不过，现代圣人的这种优势，仅仅对于芸芸众生起作用，对于少数智者则无效。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总不乏独具慧眼的智者，正是这些人会不时看破皇帝的新衣。就是这些人，后来也发现自己智力不逮，竟然在那样长的时间内，没想到现代圣人对世界的无知，竟达到完全突破正常想象力的程度。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圣人们特别希望展示智慧的机会。核战争是中国圣人偏爱的话题，几乎逢会必说。最让世界震惊的说法是：核战争即使毁灭一半人，但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也是值得的。苏联阵营的领袖们以及世界各国人士，对此有什么反应，就不必说了。
在评价此事时，人们多半关注观点的荒唐与情怀之不人道；而我意则更在那种令人惊讶的弱智。我深信，人类绝非仁慈的动物，以成就伟业的勃勃雄心压倒人道原则的荒谬主张，并非罕见，未必仅中国圣人所独有。但敢于说出来的绝对罕见，因为，意识到全世界对伤天害理主张的愤怒，意识到冒天下之大不讳所带来的巨大声誉损失，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无论怎样替中国圣人辩解，都无法否定一点：文明人类——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类——对于任何声称毫不足惜毁灭一半人类的言论，除了鄙视之外，再无沟通余地；对此，自负极高的中国圣人竟然一无所知。
文革让现代中国的荒诞剧达到顶峰，同时也将所能展示的愚昧推向顶峰。人们或许更多地注意到文革的暴虐，而我则更在意文革的荒诞，而荒诞必定是愚昧的产物。文革所展示的愚昧之多不可胜数，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件或许是：林彪事件之后，竟然将《571工程纪要》若无其事地公诸于众了。有人立即会说：好啊！这恰好是政治上的坦诚，恰好是文革中的亮点。实在荒谬至极！整个文革都在不断的翻云覆雨的权谋中运行，从未见坦诚二字，独独对于一生声誉攸关的关键事情，却用起坦诚来了，岂非咄咄怪事？从来的准则都是报喜不报忧，根本没有违背这一准则的理由。更可信的解释是：对于《纪要》中揭示的那些事情，大多数国人反感到什么程度，“洞察一切”的现代圣人实际上并不知道！此中的弱智有多骇人听闻，就不必说了。
无论是古代君王还是现代圣人，无论他们表现出什么震骇世人的弱智，我都深信，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天生愚笨，当然晋惠帝这样的白痴除外。那么，事实上无可怀疑的愚笨表现，究竟源于什么呢？
简单的回答是：祸害就是那堵宫墙。是宫墙隔断了正常的信息渠道；而没有源源流入的信息，不断更新知识储备，不断调整观念与心态，哪来智慧去应对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
或许有人会立即反驳：现代圣人并非那种深居宫内的人，他畅游天下的兴趣与精力，或许超过其所有高层僚佐。就现象而论，或许如此。但这并不足以让信息流通渠道畅通。于其不利的主要因素有三。
首先，信息交流主要有赖于接近于平等的沟通，现代圣人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恰恰是他那君临天下的无比强势妨碍了他；人们连仰视他的机会都难得一遇，更别说在平视中与之无拘地沟通了。愈到晚年，他愈离群索居，落落寡合，甚至隔绝于所有高层助手。就是与他着意栽培的林邓二人，1960年之后，也绝少交谈机会。他多次抱怨邓在开会时坐在后边躲得远远的。邓并非孤僻之人，除非特别不自在，应当不致刻意躲着谁。如果连邓在其面前都不自在，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其次，现代圣人有着非同寻常地顽固的先入之见，这特别妨碍他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新信息。一个在青年时代饱读线装书、对新学毫无兴趣、形成了自己一套系统看法的人，哪来与“洋学生”们融洽相处、平等切磋的愿望与气度？他一生都竭力赞美老大粗、欣赏老大粗，而对喝过洋墨水的王明、张闻天、刘伯承等人，则敬而远之。凡此种种，都使他终生未能超越1920年代就已达到的思想水准与知识规模。这在普通人其实并无大碍，而对一个志在天下、以世界领袖自期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缺陷。
还有，他彻底隔绝于自然科学，以致完全不具备接受高层次现代知识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与思考模式。更要命的是，这个缺陷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是完全不清楚的；否则，他也不至于那样毫无顾忌地大谈自己数学得零分了。任何有一定现代知识素养的人都知道，完全不懂数学肯定不是一种荣耀，像他这样看重面子的人岂肯自暴其短？
这些缺陷，并非走出某堵宫墙即可克服。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本文一开始强调的，宫墙阻隔了信息的流入，岂不成了疑问？这就需要适当扩展宫墙的概念。通常意义上的宫墙，不过是一个物理障碍；突破这一物理障碍未必很困难。而由制度、观念、偏见等等构成的无形的墙，实际上更会阻碍信息的流入，这种墙是更难穿越的。
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宫墙，都在阻障宫墙内外的顺畅沟通。于是，宫墙内外就成了两个彼此隔离的世界。这种局面的受害者，首先包括君王一类的大人物，同时也包括宫墙内的大小官员，实际上还包括宫墙外的大众。
在皇宫早已弃用的现代中国，皇宫已代之以形形色色的大院：政府大院、总部大院、某某海大院……；而宫墙则代之以大院的高墙。对大院的特权、强势、神秘性，大众怀有既羡慕又嫉恨的复杂感情。今天，大院围墙已经成了中国的柏林墙；试图突破它的鲁莽尝试，每天都在上访者群体中上演着令人心酸的悲剧，那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的一景，点缀着崛起中国的空前繁华。
今天，人们的兴趣集中在：高墙内的大人物，在智慧、学识、能力上远胜于墙外的大众吗？不要以为这是天外奇谈，实际上，公众中的大多数人或许不假思索地想：人家是大官啊，在他们面前，咱小民算个啥！当然，高墙内不少人也是这样想；那个气势如虹的河南官员不是说老百姓算个啥吗？在另一个极端，高墙外也可能有一些怀才不遇者发泄愤懑：天下最容易的事不就是当官吗？
在高等教育几乎普及的今天，对于官员们敬之如神的那种心态，早已不见踪影。可悲的是，高墙内的人还没有完成心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自古以来弥漫于社会中的那种官场傲慢，依然居于统治地位，致使中国老百姓在当今世界享受着一种绝无仅有的福祉：没完没了的学习重要讲话、领会领导精神、理解上级指示，似乎没有了这些，简直没法活！
身为21世纪的公民，应当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至今还在颐指气使的官员：收起你那一套居高临下的教训，你并不比我高明！
实际上，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草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就是比大人物们更高明！当然，并非市井小民有更高的天赋，而是他们处在接收信息的更有利的地位：更多的接触现实的机会、更少成见与偏见、更灵活的观察角度、更自由的思考空间……。今天，自媒体上那种如潮汹涌的民间舆论，不正是大众越来越自信的表达吗？
统治这样日益觉醒、成熟、自信的民众，谈何容易！可悲的是，迄今变化甚微的官场，几乎依然酣睡如故，根本不意识到，从来都被官员们教训的小民，将越来越成为官员的监督者、教训者甚至竞争者。高墙内外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易位，将如何深刻地改变社会，或许还未可逆料。但新潮流之不可阻障，不再有什么疑义。
官员们能够坚决不相信吗？
无论高墙之内的人如何想象，未来的社会只能是：高墙将不会永远密不透风，高墙内将不会永远坐着一尊被人膜拜的神，墙外的人不会永远自愿进贡敬神的香火，高墙内外的自由平等的沟通终将成为常态，原来意义上的不可逾越的高墙终将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