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手段与目的，我们曾被教以不少经典名言；例如：民主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聪明人受此启发，容易悟出许多类似的命题。例如：学习是手段而非目的；生产是手段而非目的；生命是手段而非目的……。更极端点，甚至可以说：活着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再有值得称为目的的东西了。一个一切皆手段的社会，非常美妙吗？
即使没有多少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也不难理解手段与目的的联系与区别。当然，是否能给出准确的表述，那是另一回事。
以下说法或许大体可行：
主体所要达到的结果称为目的；为达目的而用的方法称为手段。
以上定义包括三个要素：主体、目的、手段。主体是目的的设定者与手段的运用者，是具有意志力的个人或者群体，如法人、公司、组织、民族、国家等等。目的不必是单纯的，例如，教育可能有一个复杂的目的：使受教育者驯服且具有技能。但目的应当是明晰的、可检验的。例如，“管理的目的是达到较好秩序”，“较好秩序”的意义就不明晰；“训练的目的是使人诚实”，是否诚实，不容易检验。手段既不必是唯一的，也不必是单纯的，但必需是可行的。例如，为了成功，既可用激进方法，也可以用温和方法，还可以两者兼用，但不能用祈求上帝的方法，这没有可行性。
没有无目的的手段，也没有无手段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目的与手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二者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区别：目的固然可以变更，却不可替换（否则成了另一个目的），而手段却可以替换；在时间上通常手段的运用在前，而目的的实现在后；手段与目的不可相提并论，二者的地位是不可交换的。例如，以暴力为手段可以达到夺取权力之目的，而“以权力为手段去施行暴力”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以上所述表明：
手段的选择与运用，从属于既定的目的。
对目的与手段的不当选择，都可能酿成恶果。这就要求对目的与手段都提出某些正当性要求。正当性至少包含如下三方面：合于法律、合于伦理、合于自然规则。下面以计划生育为例来解释。
计划生育的目的是实现人口的受控增长。这一目的当然符合中国的法律，也符合优生的自然规则。至于在伦理上，则未必尽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并无关于计划生育的正式立法，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并不存在违法的问题。至于行政条例，那是一个随时可以修改的东西，总可以使推行的计划生育方法不致违规。至于伦理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强制的计划生育方法，显然违背传统与现代的伦理观念；与基于生物学机理的优生原则，也未必尽合。如果改用温和的说服方法呢？至少没有法律与伦理上的障碍，但并无现实可行性。
总之，从目的与手段两方面来看，计划生育的正当性都并非无懈可击。幸而，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已经翻过去了。
上面谈到，手段从属于目的。这只不过是原则上应当如此而已。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则很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象：手段更可能集中了人们的主要关注、热情与谋略。这种倾向的极端，就是手段压倒一切的统治。
先看一个例子。文革的目的据说是“反修防修”。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目的，且不置论。而手段呢？那就是批斗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抄家、烧书、砸文物……。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时有多少人在批斗、抄家等等上倾注了疯狂的热情，谁还会想到什么“反修防修”？
手段统治目的，这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实际上极具普遍性。其所以如此，有利益、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
利益 将手段付诸实施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涵盖了大众）的利益，往往与手段中的那些具体措施息息相关，而目的则多半是一个遥远、朦胧、虚幻的东西，人们难以觉察到它与自身利益有什么关联，因而几乎不被人们注意到，甚至完全被弃之不顾。
心理 抛开利益因素，人们在心理上首先关注的，是眼前的而非长远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东西；而这就决定了，人们的眼光肯定首先盯着手段，而不是盯着目的。
宣传 促使人们将手段盖过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宣传造成的。原则上，宣传兼顾手段与目的。但实际上，目的可能不着边际而不易谈论，达不到宣传效果；而宣传具体手段则常常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当年苏区还留下这样的标语：“打到某某地方睡财主的少奶奶去”！这种动员力量，岂是“打倒封建主义”这种口号可比的。
这样一来，经过强调、拔高、反复炒作之后，本来处于从属地位的手段，最终必定喧宾夺主，上升到统治地位；而经过淡化、忽略、冷藏之后，本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目的，反而变成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完全不见踪影。这就完成了手段对目的的统治。
一旦走到这一步，就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易位：手段变成了目的！例如，在革命年代，谁敢说“革命不是目的”？在那时，无论事实上还是口头上，革命都是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为了革命”，肯定是具有至上意义的口号。如果某个书生气的人告诉人们：革命不是目的，它只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此人不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就算万幸了。
手段能够变成目的表明，手段与目的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界线，而这就也可能将目的变成手段。
如同手段变成目的，将目的变成手段也有一些类似的理由。
利益 既然在通常的理解中，手段是一种更便于人们操控、变更的东西，而与之相反，目的则显得冷峻、刻板、难以驯化，那么人们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强行改变目的的属性，宣布它其实就是一个手段。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来对之作出新的解释，以便进行驯化与操控，借以贯彻自己的意志。例如，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它多少具有某种神圣性，不可对之随心所欲；但若它不过是一种手段，是如同拐杖、扫帚一般的工具，那么就无须怀有敬畏之心，你乐意怎么去解释、运用它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雄辩的理论家总爱坚持说：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心理 即使在利益中性的情况下，人们心理上也倾向于将手边的、经常要打交道的东西视为手段，误认为它就是一种可以随意驱使的东西。例如，人们不太可能视共产主义为手段，因为它实在距离太遥远，甚至很少谈到它。民主起初也有类似的形象；但一旦它被“世俗化”，成了随请随到的“德先生”，成了挂在口头的常用词，那么，就感到有了驱使它的权利，也就仿佛觉得，它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宣传 任何东西，只要对着你的耳朵叫一百遍，它就会成为一件俗物，不再有任何神圣性可言。宣传恰好就具有这种力量。使那位曾经备受敬重的德先生失去光环的，正是无孔不入的宣传；宣传将民主从学者的殿堂驱赶到了乡村、茅舍，它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每位农夫按自己意思所设想的东西。民主不再是制度、程序与规范，而成了人人可加评点的“民主作风”，变成了一张笑嘻嘻的脸！于是就不再有人反对说它是手段了。
一旦人们成功地将某种目的变成了手段，那么惯性就会驱使人们去将更多的目的变成手段，沿这一方向走下去很难还有什么止境。这样，人们就轻易地获得了一系列手段，这些东西本来曾被视为目的。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程序、仁爱、人道、诚信等等，统统被赶入了手段之列；人们在说到“某某东西只是手段”时，心境平静，仿佛只是说出了什么老生常谈，丝毫不觉得冒犯了任何神圣。
既然如此，世间就不再有什么不可当作手段用的东西了。例如诚信，怎么能不是手段呢？不就是可用诚信来干很多事吗？例如，用诚信做思想工作、用诚信交友、用诚信促销、用诚信赚钱……。既然我使用诚信就如同使用其他手段一样，怎么就不能称诚信为手段呢？只是，一旦诚信也成了手段，它就与欺骗平等了，都不过是手中的工具而已；即使用诚信欺骗也不以为怪了。
真的，我已经找不出一件东西，它依然被圣洁的灵光包裹，不能是可用作手段的俗物。你能帮我找出一件这样的东西来吗？有了！文明不就是一种无比崇高的东西，它不正是人类的目的吗？然而，文明恰恰是手段，而且已经成了普遍运用的手段！你没看到，我们这里到处在悬挂“文明”的匾牌：文明之家、文明单位、文明新村、文明商场……。文明实在是一种绝佳的奖品，它可用来奖赏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此便于应用的东西，还能说它不是手段吗？
没有什么不可当作手段！如果你试图反驳这种武断，一定会绞尽脑汁。或许你终于找到了一样“终极之物”，一种绝不可视为手段的东西——神圣！你能说，神圣是手段吗？
当然是！神圣怎么啦，难道它就不能当作手段使？我可以照样使给你看。你没有看到，“封圣”这样的事情岂不到处都有吗？我们有圣地、圣物、圣徒，当然也不必讳言圣人。况且，已经有了“劳工神圣”，就不能不有“人民神圣”，神圣的就是普通人民，当然也包括你我他。总之，神圣作为一种褒奖、颂扬的手段，其使用之方便，一点也不比文明差。既然如此，神圣为什么就不是手段呢？
既然其崇高度达于极致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人们手中的工具，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不可作为手段的东西吗？
现在说“一切皆手段”，大概不再有任何人反对。
然而，当什么都成了手段，对这个世界就不能有更多的指望了。
首先，既然一切都成了手段，人类生活就不再有什么目的了，当然更无理想可言。一种全无目的的生活，你不觉得挺可怕吗？我承认自己不够超脱，远远摆脱不了长期纠缠着人类的那些书斋气的理想主义羁绊；我仍然追求人道、公义、平等……，我不认为它们是什么手段，它们就是目的！实际上，人生幸福，乃至人本身就是目的！
如果理论家告诉你：人生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那么就让他去作手段好了。那些坚持民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高人，究竟要用民主来达到什么更高的目的呢？是人间天堂吗？如果天堂中没民主，那不会是一个好的归宿；如果那里有民主，岂不正好说明，民主事实上是人类的目的之一吗？
其次，如果人类生活中，除了剩下手段之外再无其他，那么这个世界将十分可怕。你会说，不必见了手段就联想到阴谋手段、奸诈手段等等，也有好的手段嘛。原则上这当然没错。但一个没有目的、仅有手段的社会，势必滑向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深渊。
且不说手段的好坏未必容易判断，决定人们选择好手段的，不是什么善良愿望，而是一定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形成，不可能完全离开某些人类目标的导向。如果只能在不同手段之间进行选择，有什么坚不可摧的理由，阻止人们选择坏手段呢？如果民主与专制都不过是手段，我就没有理由只选择民主而不选择专制；如果民主是目的，我总不能理直气壮地排除民主吧。
其实，任何理论上的滔滔雄辩，都很少有说服力，最大的说服力来自现实生活。今天的世界大体上可分成两半：其中之一对于手段的选择受到严格限制，另一半则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只有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这两种情况导向了什么不同结果，已经尽人皆知，不必细说。
不妨举一件事以作说明。在今天，普京大帝在中国的支持率大概超过了俄罗斯。为什么？据说是因为普京是强人，能实现俄罗斯人的强国梦。至于普京封杀了多少独立媒体，暗杀了多少政敌，提拔了多少亲信寡头，庇护了多少贪腐高官，在边界上欺凌了多少弱邻，在莫斯科市场上抢夺了多少中国商贩，向中国的对手推销了多少先进武器——这些都不过是实现强国梦的手段，根本没人当一回事！你就能振振有词地说，用什么手段完全是无所谓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