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民俗的人，常常不忘提到国人的口头禅：“吃了吗？”于此足见国人对食物的重视，民以食为天嘛。但在稳坐GDP第二把交椅的今天，大多数人已不太在乎口中之福了。对于另一种食品——文化食品——的看重，也就突出起来。这自然关涉到各人对文化食品的胃口，这就有了文化胃口这一话题。
如果你成天守在电视机前，没有人能将你赶走，那么与你赖在小酒店里烂醉如泥，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嗜影视成癖而已，如同嗜酒成癖一样。可见，今天影视已具有类似于饮食的功能。更一般地，任何文化品都成了大众“消费品”；人们“消费”文化产品，就像消费食品一样，借以解除“饥渴”，以逞一饱。这样一来，文化消费品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食品，此所谓文化食品也。至于另一个同义词：精神食粮，今天似乎倒少用了。
进了食品店，你会循着各种类别的牌子去取其所需。文化食品同样五花八门，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指南，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下面是一个大略的分类。
书籍 “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对书的推崇，实在无以复加了。其实，那不过是旧时代士人争功名所需而已，国人其实远远没有那样爱读书，只要看看今天服装店生意兴隆，而书店纷纷倒闭就清楚了。
也不能完全怪国人不爱读书，从小学到大学活生生地被喂了近20年的不对味的书，哪还有读书的胃口？不见书即呕吐就不错了。书的品种也实在太多，没有人能兼收并蓄，各取所需而已。教科书自然有学校替你操心，不必考虑。学术类书籍也各有所属，局外人不会有兴趣，大众的眼光不过盯着消遣类书籍罢了。即使这类书也还有雅俗之分。那些文学珍品，虽然胜似山珍海味，今天其实最少人问津。真正的大众“食品”，就是那些武侠小说、爱情传奇、戏说史事、致富宝典、谋略大全、秘闻精粹、交友秘诀，等等等等。其中的上品，亦足以解乏；而其下品则纯为垃圾，有品味的人避之唯恐不及。
影视 这完全是泊来的西洋镜，古人哪有这种福分！如果你每天在这上面花去5个小时，就不要去听对影视作品的恶评了。正如袁世凯就是爱吃馒头，而林彪则对黄豆情有独钟，这叫做各有所爱，别人怎么说其实是无所谓的。我最爱看那种韵味无穷的正剧，但今天几乎已经绝迹，可见别人不爱看，那也只能自认倒运，总不能给一个人制一部作品。那些一心只盼着“高雅”作品的人就死了这条心吧，今天就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即使打开电视就是抗日神剧，也别发火，就是有太多的人，爱从“徒手劈开日寇”的神话中取乐，你能怎样？记住！在制片人眼里，拍影视绝对是一门生意，一定要以票房为准的。这条铁则，即使最高裁判官也无可奈何。
音乐 今天还知道侯德健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有几个了；这于侯德健可能是一个遗憾，但于中国演艺界，则谈不上是什么损失，因为新上来的歌星实在太多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说不出几个演艺界的偶像，那可真是很没脸面的事情。岂止如此，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歌星了：在任何聚会上，有谁不能登台吼两句？至于顶尖的歌手，目标就在维也纳、纽约的大剧院了，尽管人们知道那不过是借国家的金钱换来的。只要不是景况太差的家庭，大厅里少不了一架钢琴，如何让它发点声音，其实不是最要紧的。
戏曲 慈禧经常将名伶杨月楼召到宫里去，在戏台前一坐就是一天；朱镕基退下后不时要哼哼京剧；不少人只要听到当年的样板戏，就会摇头晃脑不能自已。还说中国人不爱戏剧就没道理了，尽管未必有几个人欣赏莎士比亚的老古董。但看看年轻一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近去世的梅葆玖，无论媒体如何大献颂词，你不妨去问问身边的年轻人，有谁知道他究竟何许人也？戏剧界的人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将那些稀世珍品录制下来，送到博物馆去，让将来的考古学家有所依凭。至于将年轻人赶到京剧院去，则纯属荒唐之举，也绝对行不通。前些年教育部长突发奇想，竟要在学校开设京剧课，大概以为现在还是文革年代！
美术 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张大千、徐悲鸿、吴冠中、黄永玉的画作，就更不知道他们的画的市场行情了。琴棋书画，自古都是中国文人的雅好，要说中国人没有美术需求与鉴赏能力，岂不荒唐？但像巴黎、维也纳那样处处是画廊，对一个半疯的梵高画的《向日葵》也如痴如狂，将那个任凭画笔在画布上记下胡思乱想的毕卡索捧上圣坛，似乎还远不是我们的国情。大概能肯定的是，今天的家庭装饰品中，油画在增加，而国画则明显减少，齐白石的那些东西就更无人问津了。这是不是潮流，就只有专家能回答了。
不管怎么说，与文革时那个文化荒漠年代相比，今天人们对文化食品的需求，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如果说，在文革年代只是因饥不择食，而随便接受一点糟糠充饥的话，那么，今天就等于到了一个巨型商场，各种文化食品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完全不知所措了。
过去的苦恼是没东西下肚，今天的难处是可“吃”的东西太多，而真正合口味的东西，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太难找了。那么文化品生产商——作家、音乐家、画家、歌手、演员、出版家、制片人、影视公司、剧院等等——呢？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岂不欣喜万分，何愁不赚个盆满钵满！局内人就没有这样乐观了，或许他们正苦不堪言呢。
文化人的主要苦恼之一，就是众口难调。在这一点上，文化品生产商的难处，其实与饮食店老板的难处没有什么两样。酸甜苦辣，各有所需啊。
雅与俗 雅当然是人们不吝恭维的，否则，就不会有那样多的人附庸风雅——连王立军都挤进了书法家队伍。但要够得上雅，谈何容易！较老的一代人，都是啃着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等过来的，那种情结之深，远非今天的年轻人所能理解，如何能要求年轻人与你一起去欣赏那种意义上的雅？至于俗，虽然台面上屡遭贬抑，但实际上不乏红运。张艺谋已经够俗，赵本山则更进一步；赵本山还嫌自己俗得不够，又培养出一个小沈阳来。他们那些东西，真没法当作艺术来欣赏。但要与春晚节目比起来，似乎又胜一筹；即使聊供一笑，总比听照着书本说套话要好。消费者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选择，文化生产商们就煞费苦心吧。
洋与土 这不就是雅与俗吗？那倒未必。洋的东西也可以很俗，热得火爆的《哈利·波特》还不俗？土的东西也可以很雅，沈从文的《边城》土则土矣，却未必不雅。仍然有人对于“崇洋媚外”大发义愤，其实很有些无谓。对域外的东西更加好奇，是非常自然的心理。再说，无论你多么爱国，也不必否认，在文化的许多方面，我们毕竟不在国际水平之上；如果不要“洋货”，你到哪里去欣赏高水平的东西？如果仅仅是要有“洋味”的东西，那么国产作品也够用；张艺谋的作品至少在技巧上已洋味十足了。
朝与野 此处，分别以朝、野二字喻庙堂文化与平民文化。这还用说，谁会喜欢庙堂文化呢？那可未必。至少有两部分人喜欢庙堂文化。其一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从事文宣工作的人士；其二是浸淫于庙堂文化多年、已形成固定胃口的人。他们就是每年春节晚会上坐在嘉宾席上拼命鼓掌的人，或者，是央视统计中据说给春晚好评的那“95%”之内的人。谁敢忽视这部分人的胃口？至于平民文化，当然未必一定是什么好货色，但至少少一些官腔，不板起面孔教训人，或者干脆不谈他的伟业，你的崛起。只是这样一来，就显得不那么主旋律，岂不砸了供你饭吃的那口锅？是否能端上桌来就成了问题。
藏与露 1980年代最轰动的电影，除了日本的《望乡》之外，大概要算国产的《寡妇村》了。将许多人赶进电影院的，无非是人们想看看，“床上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感兴趣的人未必一定心有邪念，对性事的好奇心实在是一种无害的本能。文明的责任，不过是将人们的注意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藏”得多点，“露”得少点。究竟喜欢藏还是喜欢露，那就因人而异了。这样一来，就既苦坏了影视界，也难为了审查机构。最后肯定是谁也不满意。只要想想，当今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这个难题，也就释然了。
谁在琢磨受众的胃口呢？那当然是张艺谋们，这可关系到他们的钱袋子啊。这与火锅店的老板关注顾客的胃口，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文化食品，竟然会有各种胃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类问题就不只张艺谋们感兴趣，而且是文化心理学的好课题。
首先，胃口是习惯使然。为什么南方人爱米饭、北方人喜面食？还不是习惯使然。在看样板戏、哼样板戏乃至演样板戏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要他不喜欢京戏哪能成？而长期混迹于卡拉OK厅的人，流行音乐自然成了至爱。你会说，长年累月专吃一种“食品”，岂不倒胃口？一点不错，肯定有吃厌了的人，这些人自然陆续退出了。而一直自愿留下来的人，就必定有了某种稳定的胃口。张艺谋们其实深谙这种心理学，将他们既拿手又便捷的产品，狂轰滥炸般地塞给受众，根本不要去问你喜欢不喜欢，只要神经足够坚强，能坚持下去，就总会留住一批长期受众。实际上，哪有什么现成的受众，受众多半是制造出来的啊！
与强大的主旋律相比，张艺谋们就算不了什么。正是主旋律造就了最大的受众群体。每当我走过广场，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妈们，使出浑身解数大唱红歌、大跳红舞，不免暗暗思忖：她们明白自己唱些什么吗？我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人们或许从孩提时代起，几十年来看的、听的、唱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已刻在脑子里，永远不可能去掉了。我在独自干某件事的时候，有时不免下意识地哼起某个歌曲，只是很过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我刚才哼什么来啦，不是“……北京的金山上”吧？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劫数，你能往哪里逃？明白了这一点，对于广场上的大妈们，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她们已有了固定的胃口，一个由主旋律造就的胃口。
无论是张艺谋们操作的文化机器，还是主旋律的强大声音，都只能制造“大众胃口”。就个人而言，具有什么“文化胃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办法一句话说完。就如饮食胃口，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问，你喜欢吃什么？若回答“当然爱吃米饭”，固然说明了基本的饮食倾向，但还远不足以说明完全的饮食爱好，还得补充说“也爱吃辣椒、腐乳、臭豆腐……”，那些较特殊的爱好，其形成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即使本人也未必心中有数。至于文化胃口，唯有更加复杂，牵涉到人们的文化层次、身份背景、生活经历、家庭环境等等，绝不是能用一条规则解释清楚的。
我根本无意于详细解释文化胃口的成因，那只能是文化学专家的任务。我想说的，只是一点由文化胃口引出的感悟。
首先应当肯定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文化胃口是多种多样的，这件事几乎不需要证明。问题仅仅在于：社会与个人将如何去因应文化胃口的多样性？
永远不要指望文化胃口会趋于统一，或者指望有什么力量能强行使文化胃口一致。最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又响彻云霄了，可见样板戏的时代并不遥远，那个时代的文化胃口当然是统一的——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是不允许不统一的。但是，你喜欢那种统一吗？我相信，就是那些至今都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人，也绝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任何一点特殊爱好，情愿服从某种统一规定的胃口。
文化胃口的多样性，既是文化多样性的结果，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动因。文化多样性，未必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初衷，但肯定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且应当认定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成就之一。人们未必自然地喜欢文化多样性；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更可能本能地不喜欢文化多样性，主管文化的官员尤其如此。但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也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去排除多样性，我们除了面对一个多样性的前景之外，将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