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受到最多的训示，就是应当做什么：应当爱国；应当看齐；应当三个自信……。没有人意识到，实际上更简单、更有效的为人之道，是记住不做什么！例如记住：不贪渎；不盗窃；不偷功；不欺骗……，总之，不为所不当为。这是一种不为的为人之道，与那些似乎更堂皇、更有为的为人之道比起来，它能有优势吗？
听到“不为”二字，想必你自然联想到老子的“无为而治”。但本文的角度有所不同，甚至恰恰相反：这里，“不为”指不为那些尽管平常却应戒除的不良行为。
不为容易吗？当然不易！否则，许多宗教就不必定下那么多的教规，如《十诫》、《五诫》之类。如果容易戒掉，还用得着随时警惕、严防死守吗？
不过，人生事千千万万，世上人也是千千万万，岂能一概而论？总有一些人对某些事，说不做就不做，毫无难处；例如，要我不抽烟就是如此。另一些人对某些事则断难戒除，如吸毒者戒毒。那些用极大意志力去戒除点什么的事例，也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故事。
在历史上，一些有志于成大事的人，为达到他们的目标，确能勉为其难，奇迹般地戒除有碍于事业的嗜好。
越王勾践并非圣人，但在被吴国击败，准备报仇雪耻期间，却成了千古难寻的贤君：“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终于灭了吴国。但扶助勾践灭吴的两个主要大臣文种、范蠡，在灭吴成功之后一自杀，一出走。可见，勾践并不想继续礼贤下士，最终回归本色。刘邦本是一个乡下无赖，“好酒及色”，无所不为。但一旦先项羽一步攻下秦都咸阳，面对无尽的宫殿美女财宝，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仿佛突然成了圣人。从刘邦后来的表现来看，他岂有真当圣人的志向？不过是为了与项羽争天下，暂时忍着贪欲罢了。在“重庆谈判”期间，据说某大人物为了取悦对手，能忍一生所难忍，竟然连烟都戒了！可见，君王们为图大业，能够大忍于一时。但他们终究不能忍耐到底，岂不说明“不为”毕竟不易吗？
也有一些境界更高的事例。
唐太宗最被公认的德行，大概是容得下批评，即世所称的“从谏如流”。这种好品质集中地体现在对待谏臣魏征上。史书所载，尽是魏征如何当面直谏，不假辞色，而太宗则如何放下身段，倾听忠言。这就不免让人费解：李世民半生驰骋疆场，夺城掠地，何等英武，何等自信！岂是容易俯就他人之人？但一旦当了皇帝，就不能不受到圣贤之言的种种约束；只是自制力如何，就人各不同了。而太宗恰恰是一个十分真诚、追求完美之人——《贞观政要》应可作为明证——自觉承受一番磨练，成就了一代伟大帝王；只是其间的内心纠结与艰辛，岂易与外人道哉！在朝堂上受了魏征冲撞、颜面尽失的李世民，回到后宫还余怒未消，恨恨地说“总要杀掉这个乡下佬”！尽管如此，他终究没有“杀掉这个乡下佬”，而且接受了魏征的大部分谏言。这岂止是李世民一人之幸，更是苍生之幸！
中国数千年历史就造就了这么一个贤君，他至今都未被古今领袖超越。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要不是李世民首先超越了自己，克制了自己的恣肆、专断、暴戾，他能成为今天人们印象中的唐太宗吗？
蒋介石似乎无法与唐太宗相比。很多年中，大陆史家为他描摹的肖像丑陋不堪，但也未必全非事实。至少，他在上海十里洋场的那段生活，绝对够不上洁身自好。否则，他1927年娶宋美龄之前，就不致要为清理家室而处理那么多难题。这些嗅事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类似于蒋介石经历的人，修为上大概都好不到哪里去。值得一提的倒是，蒋宋结合之后，蒋氏似乎真正改邪归正，完全成了正人君子，此后再无为人不齿的丑闻。至于唐人书上的那些东西，不过是刻意虚构的毁人之言罢了。总之，蒋氏的戒色是成功的，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政要的软肋。
蒋介石做到“不淫”很容易吗？只要看看他的一些日记片段就知道了。在日记中，蒋介石记述了自己戒色的内心斗争：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晚上就在日记中记下“见色心动”，还给自己“记大过一次”。以如此“一日三省吾身”来警戒自己的好色，在中国数千年的统治者中，恐怕就这么一个。你能说，蒋介石的自省、自律的功夫很不足道吗？
在种种不良人类行为中，“好色”未必是最难戒除的。“撒谎”或许更是人类的一种痼疾。你不妨扪心自问，自己从未撒过谎吗？撒谎普遍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无日无之，无处无之，无人无之。因此，要说明撒谎之多，并不需要举什么例子。
没有人对普通人撒谎感兴趣，只有大人物撒谎才会成为新闻。但是，大人物可以利用国家力量来传播谎言，并不容易揭穿啊。尽管如此，今天人们还是知道了一些著名谎言的真相：斯大林对全世界撒谎说：1937年莫斯科大审判的犯人全是打入苏联内部的西方间谍；而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表明，所有罪证都是精心伪造的；抗日初期康生撒谎说：陈独秀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当时大多数国民党政要以及周恩来等人，都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认为这种指控完全不可想象；金日成撒谎说：1950年6月25日，韩国侵略了朝鲜；而苏联档案所载却是，正是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直下汉城。如此等等。
既然撒谎如此容易，要完全不撒谎就很难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不撒谎之人，反正我举不出例子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举出一些可敬人士，他们在饱经谎言之害以后，决心以推动讲真话为职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兑现了自己的庄严承诺；至少，我相信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
启蒙思想家卢梭，在晚年写下了著名的《忏悔录》。或许是宗教生活的缘故，西方人不惮于忏悔。不过，用一大本书来忏悔一生，以东方人的眼光看来，仍然十分可惊。卢梭真的将自己的所有秘密都和盘托出了吗？如果这样要求不免太苛刻，那么至少可问，《忏悔录》中说的全是真话吗？书中充满了作者失败与秽行的记录，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没有理由认为出于编造，其真实性似不必怀疑。事无巨细地写出这些，作者内心会经历多大痛苦的撞击，殊难想象，说真话不易啊。
不知是否受到卢梭的启示，巴金写了有几分类似的《随想录》。从东方人的标准看来，写《随想录》的勇气更加令人震撼。在文革之后，有机会作文说话的人，都在忙不迭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忏悔自己如何参与制造苦难。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仍然生活在文革的迷雾中。说出让自己蒙羞的真话，那需要承受钻心之痛的勇气；要求他人这样做，岂不近于残忍吗？说真话之至难，巴金老先生应当有真切体会。在晚年的病榻上，巴金仍然以其病弱之躯，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呼吁社会讲真话、听真话、容忍真话。如果不是在谎言的浸泡中煎熬一生，何至如此？我们还能平心静气地拷问老先生：你撒过谎或者后来还撒谎吗？
直截了当地告诫他人“别作恶”，似乎近于羞辱；这等于认定该人曾经作恶或者近于作恶了。在一般人看来，作恶的总是某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自己则总是离恶远远的。要不，怎么几乎听不到谁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曾经整人、打人、伤人甚至杀人呢？千年之后，人们读到今天的文字，想必会误认为，文革中在这块土地上制造罪恶的，都是境外入侵者！
承认自己作恶难矣！在柬埔寨大屠杀案的审讯中，连红色高棉的二、三号人物乔森潘、农谢等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参与了大屠杀，仿佛死难的数百万人全是被波尔布特一个人干掉的。乔森潘等人大概还不至于否认自己有任何罪行，他们所不愿意承担的，不过是独立行恶或者首恶的责任而已。他们宁可承认，自己曾经协助某个恶魔为恶；似乎有波尔布特这样的大魔头挡在前面，他们就感到灵魂安宁了。
可见，在人们通常的心理上，“助虐”似乎算不了很大的罪恶。正因为如此，助虐者才多不胜数，而不助虐则难乎其难。
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受审的那些人，都没有了原来的那股豪气，一个个否认自己是纳粹中的重要人物；而当年在希特勒面前争功时，谁不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角色！后来尽可能将自己说成次要角色，也不知是为争取减轻刑罚，还是寻求某种精神安慰：自己毕竟不是最坏的人啊。没有人有勇气承认，即使助虐也是很大的恶！
殴打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致死的女红卫兵——其中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家庭的千金——想必都认为自己不是首恶，因而不必负太大责任；因为自己打出的那一拳应不致人于死。
两德统一之后，原东德的秘密档案曝光，1600万东德人惊奇地发现，他们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其中记录了自己的种种言行，包括私人生活中最隐蔽的细微末节；提供这些材料的，是警察局的线人，据说这种人多达200万，其中可能就有被害人的朋友、老师、学生、甚至配偶。告密者竟然多到几乎普及于全社会的地步，告密这种勾当，就很难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罪行了。但正是这种助虐行为肆虐，社会才陷于空前的黑暗。告密者固然无须面对法律的制裁，但不能不面对灵魂的拷问。正因为德国人认真地面对了这一拷问，统一之后的灵魂净化过程，才真正推进了社会的和谐。
诸如撒谎、助虐之类的事情，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是司空见惯的。正因为如此，在社会舆论与个人修养中，它们都难以获得认真的对待，更谈不上将其从社会中清除。
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个人道德问题呢？
在眼睛盯着社会的研究者看来，当然是社会问题。社会研究者首先会关注有关的事实：在“史诗般的”1958年，能不撒谎的人占多大比例；那时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真实数据相比相差多少倍；人们为什么要将经济数字夸大到荒唐的程度，等等；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有多少人参与了打人、伤人的暴行；有多少人有诬告、虐待行为；为什么有人公然施暴而无人制止，等等。
这些研究不无价值，可惜是冷冰冰的。例如，关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的研究，有些人只是对数字游戏感兴趣：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3500万，而是约1000万。更有甚者，认为只有承认死人不超过1000万者，才能算左派！重要的不是对具体数字的争论，而是争论时的那种冷冰冰的心态，似乎一旦能压低到1000万，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的，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人。
一件事一旦被送进学术殿堂，人们的注意力就可能会集中到华丽的文章，而生命、命运、权利这些东西，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完全无人问津了。社会理论无论如何辉煌，它对于人性、命运这类个性化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疏离，它几乎不可能不是冷冰冰的。
因此，我并不认为，仅仅依靠社会学研究是解决问题之道。
对于那些个人能够选择“为或不为”的行为，个人的选择无疑具有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呢？
无论个人觉得他的选择如何自由，他在无意识中都不得不服从一只看不见的手，以致诸多个人选择的综合表现服从某种规律；这种规律是个人不注意、不关心、多半也不理解的。解释这种规律背后的社会原因，正是学者们的任务。在个人无法左右社会倾向这一点上，个人似乎是不重要的。
但无论社会如何强大，个人在选择时也可以忽略社会，而仅仅诉诸自己利益上的考虑及良心上的衡量。例如，个人完全可能因不忍心殴打卞仲耘而选择走开，就像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当年所作的那样。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或许恻隐之心十分软弱无力，但它却是划破黑暗夜空的火花；无数这样的火花终将汇聚成火的洪流，冲破黑暗的暴虐。“不为”，似乎仅是一种个人力量；但它终究是一种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