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托邦的劫难之后，“回归常识”，一时成了最高亢的呼吁。人们似乎确信，一个大多数人都信赖常识的社会，不可能走上歧途。其实，大多数人认可的常识，也可以是很荒谬的。无论你信与不信，我都要告诉你：实际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发现。
对于常识，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共同的一点是，没有人敬畏它。谁会敬畏常识呢？它普通之极、平凡之极啊。
正因为常识平常之至，竟没有人注意到，它也需要一个恰当的界定。如果你以为这件事简单得不屑一顾，那么不妨回答一下：“物质总是热胀冷缩的”、“水能灭火”是常识吗？其实，如今天许多人都知道的，这些并不完全正确，其谬误之处，就是普通人都可援用很平常的事例来揭示。因此，它们都应从常识中排除掉。
有了上面两个例子之后，真的不敢说“什么叫常识”了。能将常识界定为“众所周知的正确知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常识就总是“靠得住”了，本文就没办法做下去。能将常识界定为“通常认为正确的知识”吗？这能够包含那些常人认可而实际上不尽正确的知识，似乎说得过去。问题是，它没有可操作性：怎么去判定“通常认为”呢？目不识丁的人，根本不“通常认为”鲜卑人是通古斯人；翰林院的大佬，也根本不“通常认为”土地神就住在城隍庙中！
关键之点是，很少有可称之为“人类共同常识”的东西。说到常识，首先应明确，所说的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群的常识。某个人群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另一个人群可能视为谬误，或者根本未曾与闻。如果不特指任何人群，当然就自动理解为全人类的常识，那就是“人总是要死的”、“人缺少不了阳光”这类老生常谈，不值得对之感兴趣。就是你可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人离不开粮食”这种结论，也绝不是人类常识，游牧民族可能根本不吃粮食。
这样，我们能写出的“常识”定义，就只能是这样：
一定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对某事物所持的认识，称为该人群关于该事物的常识。
这里没有写进时代，不妨理解为它已隐含在人群中了。例如，“民国学者”、“先秦士大夫”等等都是受时间限定的人群。“大多数人”这个限定词不能少。例如，说到“儿童的常识”时，恐怕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儿童都无例外地具有。常识涉及的事物，天上地下，不受任何限制，并非一定指“日常事物”。“事物”中也包含了人；例如，“孙中山是民国之父”，就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常识。对于定义中的“认识”也应作最宽泛的理解，即包括信息、看法、判断、评价等等。至于其真实或者正确与否，显然都是不能定死的；否则，就根本谈不上评论常识的可靠性了。
常识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较细致的谈论中需要加以分类。依人群分类可以说到：农民常识、商人常识、体育界常识、官场常识、学界常识等等；依事物分类可以说到：天文常识、地理常识、物理常识、居家常识、健身常识等等。
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常识可靠吗？鉴于常识多种多样，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笼统的回答，就不免不着边际：
常识未必可靠！
如果你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常识之何以不可靠，那么事例中误判常识的人愈优秀，就愈能说明问题。下面特意选择德国人与中国人，看看他们如何因误信常识而蒙祸。
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倾向于信任哪类人的常识？想必会说，宁可信任那些天赋较高、文化更深厚、历史经验更丰富、更勤于思考的民族的常识。这样的回答，他人似乎很难反对。如果你进一步认定德国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想必大多数人会认同你的看法。德国人自己也会肯定，他们是足够自信的民族。
德国人恰恰掉在这种盲目自信的陷阱中，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
设想我们已经循时间隧道返回到1920年代，走入到当时的德国民众中，直接感受到当时的民众气氛，会发现德国人最欣赏哪些常识呢？下面就是一个举要。
国家需要有一个强人，即使是独裁者，也比那些优柔寡断、一事无成的文弱之人要好。自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国的哪项重大建树不是强人的功劳？正是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威廉皇帝这些强人，为德国赢得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那些空谈民主的庸人，却在欧洲列强的胁迫面前无所作为，辜负了这个千年帝国的光荣与梦想。
国家需要强权，即使是专制强权，也比一个无所作为的弱势政府要好。德国历史上的光荣，从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而屈辱则总是与软弱可欺有关。
国家目标只能凭借军事手段来实现。普鲁士的崛起，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崛起；19世纪德国的逐步复兴，首先是对拿破仑的军事胜利的结果；1870年第二帝国的建立，主要是一项军事成就；一战后的灾难，则是军事失败的结果；德国的千年光荣，主要就是它的军事光荣；唯有征服、成功的征服，才能给德国带来幸运与前途。
德国人的胜利，主要是对法国人的胜利；只要降服了法国人，欧洲的统治权将不在话下。三十年战争的焦点在法国；19世纪德国迈向统一的进程，始于战胜拿破仑法国；第二帝国的崛起开始于降服法国，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德国人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中获得的认知，在德国精英与民众中，都已成为普遍认可的常识。
然而，这却是一些可怕的常识，其中每一条都恰恰指向希特勒、指向第三帝国、指向纳粹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希特勒确实是德国的劫数，他几乎以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形式出现在德国；他既没有欺骗德国，也没有背叛德国，而恰恰是遵循着德国人的意志，实现着德国人的愿望。德国人因此而遭致灭顶之灾，岂不是咎由自取吗？
在20世纪的上半叶，德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纳粹主义的希特勒德国与民主主义的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追随当时欧洲的主流文明，崇尚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观，承认并坚守战后的国际和平。
在战后那种乱局下，魏玛政府纵然效率不高，但它始终忠于法治原则，杜绝极端主义。倘能假以时日，它必定能将德国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不幸的是，魏玛政府却没有得到稍多一点时间与机会，至少被一半德国人抛弃了，因为它违背了德国人的主流常识，它过于理想主义了。在魏玛共和国与纳粹德国的历史性搏斗中，前者不幸失败了。这不仅是魏玛的失败，实际上也是全欧洲的失败；自此，欧洲就劫数难逃了。
经历了这一场噩梦之后，德国人自己也清楚，他们曾坚信不疑的那些常识，并不可靠；岂止不可靠而已，简直是导人入祸的谬误！
日耳曼民族与中华民族分别居于欧亚大陆两端，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将中国人与德国人相比，我的兴趣不在此中的高下优劣问题，而在中德两国的如下共同点：两国都极其自信于从自身历史中获取的常识；两国在20世纪都不幸经历了浩劫。不消说，中国的浩劫就是文革。
中国人的如下常识，你多半会深信不疑。
弱国无外交。在晚清年代，这是朝野的共识；在民国年代，国共两党都曾这样表示；就是在今天，一旦与大国发生外交冲突，这一类的声音就随之而起，或许是庆幸中国已经不弱，或许是遗憾自己还不太强。总之，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是丛林法则，完全以实力说话，绝无道义、规则可言。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在钓鱼岛、在南海、在台湾海峡……，总有大国在频频显示实力呢？
举国体制是强国之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是，一生都伴随着重大成就的狂欢庆典：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2006年三峡工程建成；2008年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成功；2012年第一艘航母下水……。每一次成功，都要特别强调举国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如果再加上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成功经验，那么对举国体制的信仰，就更加坚定不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既用来表明自己坚守正义获得广泛支持，同时也是彰显对手因不义而孤立。经过多少年的反复宣示之后，它就成为深入人心的格言。况且，它也符合中国历代先贤的遗教：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现代中国人大都确信，道义全在我们这一边，因此朋友遍天下，无往而不胜。
得天下者坐天下。这与其说是一种主张，不如说是一个事实。自古迄今，哪朝哪代不是得天下者坐天下呢？难道还有得天下者将天下奉送他人？天下似乎就是一份不动产，得到者当然就有所有权。像加里波第在意大利打下天下后挂冠而去、华盛顿在美国打下天下后解甲归田这种事，那都是海外奇谈，不会有几个中国人真正相信的。
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曾一度广泛流传，甚至上了主流媒体，似乎得到官方认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政府为民做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前，事无巨细找政府，是一种习惯与生活方式；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几乎将每一件事寄望于政府，直至包括管制菜场物价。至于依赖于制度与自治，似乎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祸从口出。这不是什么治国经典，而是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也不是积一朝一夕的经验，而是积数千年之经验，该是蒙口舌之祸的多少人的鲜血凝成的肺腑之言！仅仅这一句话，就足见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如何险恶了。如果在经历了1957年、1959年、十年文革、清理精神污染之后，还不懂得管住自己的口，那就只配与最愚蠢的那一部分人为伍了。
这些常识，人们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多半已身体力行。不过，即使将每条常识付诸实行，其效果仍然有好有坏。例如，同样运用举国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大获成功，而在大跃进中却惨遭失败；一直信仰着得道多助，但在极左年代愈来愈孤立，而在改革开放年代却呈现出“八方来朝”的情景。
中外都有常识致败的事例。那么，常识何以靠不住呢？
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分别涉及常识本身、常识的运用者与运用常识的环境。
首先，常识并非一定正确。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常识，都是不完全归纳法的产物，这就“先天不足”，不能保证毫无例外地适用。例如，举国体制固然不乏成功的事例，而且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未必总是成功，实际上失败的事例几乎同样多，只不过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不提罢了。就近的例子就是大跃进的惨痛失败，那种完全非理性的、不计后果的运用举国体制，至今都让人们记忆犹新。
其次，运用常识者出于自身的局限，可能缺少应有的客观理性与足够的谨慎，不能瞻前顾后、权衡利弊、相机行事。世界如此复杂，而客观形势则变化无常，任何常识无论它看起来如何颠簸不破，都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未必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例如，“得道多助”或许本来不错，但如果你过分迷信自己坚守的“道”，即使那个道已经不再受欢迎，仍然盲目以“得道”自居，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都还不知道败于何处。
最后，包括常识在内的任何知识，其有效运用都需要一定的环境与条件；在这种环境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恰恰相反的结果。对于环境的要求中，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而这恰恰容易被忽略。例如，所谓举国体制，并非中国特产，就是西方国家也未必不用它。美国的登月工程及今天的火星计划，岂不是举国体制？但人家有完善的法治环境、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没有任何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敢胡来，因而其项目执行谨慎、稳重，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失误。至于大跃进的失败，与其说是举国体制的失败，不如说是一意孤行的唯意志论的失败；说那是“人祸”不已成定论吗？
常识确实可能欺人，但人却不必一定被欺。若要不被常识所欺，最重要的是不能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