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乡村与城市是社会的构件，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常识，其实并无深意。有两样东西几乎就是乡村与城市，它们曾经是社会的细胞，却又不为一般中国人所熟悉，它们就是村社与城邦。它们不会是什么泊来品吧？至少不完全是，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生活在21世纪，谈什么文明的黎明期，不免会被人讥为好古成癖。不过，就当是一个成年人回忆其儿时往事，总该别有一番趣味。况且，黎明期的状况对今天的文明，有着可观的影响，这是有意了解人类的过去未来者，不能不感兴趣的。
对文明的记忆极受时间限制。如同一个成年人对于其幼年所知甚少一样，人类对于文明黎明期的了解也近乎一片空白，在大众意识中尤其如此。多亏学者们，依据各种考古资料与神话传说，复原出了文明黎明期的某种概貌。此处，我们只关注两件东西：村社与城邦。
简单说来，村社与城邦就是上古时代的乡村与城市，它们与后世乡村、城市的主要区别是：它们作为自治单元而存在。
我们常常惊讶于人体组织的复杂与完善，惊讶于造化的神奇。只有生理学家能够告诉你：人体组织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简单的胚胎细胞发育的结果。依据生理学，完全可以精确地指出，什么胚胎细胞发育成某个人体器官。类似地，今天无论何等复杂的社会组织，也是文明胚胎的细胞，历千万年发育演化的结果。然而，不同于人体的发育，文明的胚胎发育过程却难以呈现，以致人类对早期文明史的印象模糊。与人体发育史比较，文明发育史的巨大区别在于：文明的发育期过于漫长，而且不可直接观察。对于古代的村社与城邦，今天毕竟获得了某些片段的了解，实在得感谢艰辛发掘的学者们。
不同于今天的村落与城市，古代的村社与城邦，并非一个庞大社会的构件，而是一些彼此独立的社会单元。它们更应被看作一些微型国家、或者国家的雏形；早期人类在村社与城邦中的生活，是为建造真正的国家必须完成的操练。正因为如此，它们对于文明的发育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村社如何？这要看在哪个年代。如果问的是五千年以前，那得去问龙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等的考古学家。中国自始就是一个农耕社会，远古的居民群落，只能是依赖农耕生活的村社。不过，纵然考古学家手中握有种种古代生活的残砖剩瓦，也不能还原出古代村社的详细图景。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考古资料一般真实可靠，只是如何解释则可能人言言殊。
如果问的是三千年前的村社，那么除了考古材料之外，还有古代文献可用。例如，《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那不是远古的村社，又是什么呢？文献所述大体意义清晰，不存在猜谜般的解释问题，但真实性则颇成问题。一个突出的疑点，就是古书中所说的村社井田制。如果它确实存在过，无论对其评价如何，都得承认：古人对于建造某种整齐划一的农耕社会，有非同寻常的执着。这一事实尤其应使现代乌托邦鼓吹者兴奋，人民公社难道不可以从井田制改造而来吗？别以为这在开玩笑，我就遇到中科院的一位可敬学者，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井田制的现代实施方案。
这些，可能让你对于中国古代的村社充满想象，但也仅此而已。
此外，村社还散见于多个不同的古文明：欧洲、俄罗斯、南亚、印第安社会等等，其中尤以俄罗斯的古村社引人注意。俄罗斯村社大约出现于600年前，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之前，甚至不排除今天还有遗迹可寻。俄罗斯村社呈现出一幅悲喜交集的田园画，其中既融入了农奴的世代苦难，也包含了许多世界知名文化巨匠的非凡生涯。这些，在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就有典型反映。
如果某种古代社会组织在现代彻底地解体了，那么它正是村社。在那些仅有百分之几的人口务农的欧美社会，当然不可能有村社的踪影。在俄罗斯，农村远非现代化，古老村社应当作为标本保留下来；但经过斯大林主义的社会运动的反复辗压之后，村社组织已经踪迹难寻了。中国的农村，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原始标本；其实，古代村社遗迹比任何地方都少。很可能被人误解为村社转世的毛式公社，其实完全是一种乌托邦，与基于传统秩序的古代村社少有共同之处。
城邦与城市不是一回事吗——中国人的首要疑问就在此。
当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城市——尤其是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城市，即统治者为安放权力中心而设的城堡，它是官员及其扈从的居所，而城邦通常是工商业的集中地；城市一般依靠乡村养活，而城邦完全能独立营生；城市归属于权力的等级系列，而城邦通常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单元；政治城市是社会保守势力的堡垒，而城邦通常是新社会胚芽的发育地……。如上意义的城邦，在中国自古迄今都不曾存在，国人根本不知城邦为何物，实在毫不足怪。在人类文明史上，城邦的出现并不是太普遍的现象，在亚洲、非洲、美洲，都少有城邦的踪迹。要观察城邦，唯有到欧洲去。
从远古直至近代之前，欧洲及地中海地区都有城邦存在，而且它们演出了文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戏。公元前一千纪，城邦与城邦联盟是环地中海地区唯一受欢迎的国家形式，这种制度起源于苏美尔，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希腊人所共有。最著名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它们在文明史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在中国，首先提示人们关注希腊城邦的文明价值的，是现代中国最可敬的思想家顾准；可惜，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传世不多，因为官员们不喜欢他的书。最著名的希腊城邦当然是雅典，要展示它对人类的贡献，只要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及其门徒们的贡献就够了。
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希腊城邦渐趋衰落。崛起的马其顿不适应城邦制度，它剥夺了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主权，借以建立329个城市。这个数字充分说明了希腊城邦数量之大。就是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波斯及中亚游牧民族，通常都尊重希腊城邦。古罗马最先就是作为城邦崛起的，它的巨大成功，正在于继承了古希腊的城邦精神，这使罗马对落后民族具有吸引力。顺便指出，古罗马的最终失败，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古代城邦的弊端：官僚制度不发达，行政系统人数少、非常任、私人承包、甚至将行政权赋予平民甚至奴隶等等。
在漫长的中世纪，少数繁荣的城邦，成为黑暗欧洲的一些文明孤岛。16世纪时，共和制城邦在西方占有一席之地。城邦威尼斯、热那亚是地区强国；瑞士是城邦的联邦；德意志的城邦实质上有完全的主权，其中纽伦堡、奥格斯堡是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等是新教运动的领头羊。
在现代欧洲，城邦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当然不再存在。这与其说是城邦制的陨落，还不如说是城邦制的彻底胜利：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欧洲城市都成了事实上的城邦！
西方曾经城邦遍地，且在其漫长的存在中得到充分的发育。而在中国，则对城邦几乎闻所未闻。且不说其后果如何，单单这一区别就足以令人迷惑不解了。或许，理解东西方文明差异的钥匙就在这里，岂能不令人关注。
首先看古代的村社与城邦在西方留下了什么。今天，两者都早已消失，但并不是那种从此踪迹全无的彻底消失。如果说，它们终究有什么遗存，那就是它们所孕育的文明基因遗留下来了，至今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品质与样式。具体地说，村社与城邦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充分的组织、精神、法理、习俗等等的资源。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文明基因——自治，包括自治的组织、精神、习惯等等，正是来自于有强大自治传统的城邦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仅缺少自治的城邦，就连有一点点自治传统的村社，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因此，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早早地丧失了独立性，致使社会没有任何自治传统。社会始终在两种极端状态——原子化的无政府状态与集权的大一统——之间震荡，既无活力，又无稳定性。曾国藩恪守“湘军不收城里人”的原则，而欧洲城邦却常常是强悍武装力量的源泉——这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邦的区别。在传统意识中，中国市民地位不高，口碑欠佳，并非从军的理想候选者，不被曾国藩看好是很自然的。
东西方的文明之途，遵循完全不同的轨道，而其缘起，就是在村社、城邦方面的区别。但这并非终极的解释：在村社、城邦上，东西方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这显然不能到村社、城邦自身去寻求解释，而要寻找更本原性的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文明的黎明期，东西方社会面临着很不同的环境。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社会能够且需要形成大一统帝国，而欧洲则不能且并不紧迫需要一种大一统局面。中国统一趋势之强劲，在战国时代就已充分显示出来。在一个大一统的强权之下，还谈什么自治！西方之所以不需要且不可能大一统，希腊社会表现得最典型。希腊是一个国土非常破碎的国家，海岸线十分曲折，港湾与海岛众多，这给城邦国家的割据提供了天然条件。大多数城邦以商业立国，海外贸易十分便利，而当时的环地中海地区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之发达与商业气氛之浓厚，几乎接近于近代西方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要城邦不发达都不行啊。对城邦缺少兴趣、追求大一统的马其顿，很快就成了失败国家。由城邦发展起来的罗马帝国，固然是一个大帝国，但它并未真正实现环地中海地区的大一统；即使有过短期的统一，也很快崩溃了。这恰恰说明，大一统不是当时的潮流，得不到环地中海地区的普遍支持。
于是结果是：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文明古国，至今都让中国人自豪无比；而欧洲则经历了数千年的四分五裂，至今也不要指望统一。那个有时显得是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欧盟，不过是一个吵吵嚷嚷的松散联合体。欧洲并不需要以其统一而自豪；它引领了世界近代文明，这已经足够了！
异途数千年的东西方文明，可能合途吗？那个写了《大同书》的老夫子康有为，肯定主张东西方文明合途；殊途同归，岂不美哉！
大概不会有人指望“地球合众国”降世。可指望的是文明合途，这不仅可能，而且正是许多人的期待。问题是居主宰地位的将是什么文明？
那么，现在你就需要留心了：已经有人在大声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人在高调肯定北京共识；有人在欢呼崛起的大国将登世界之顶；有人在主张由中国代替美国制定国际规则……。如果是这样，东西方合途确实指日可待，不过将服从于东方的哲学。如果那样，这个世界将很美妙，尤其将有一位共同的圣人孔夫子。不过也会缺失一些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治、民主、独立、多元化等等，它们是人类苦苦追求了数千年的文明价值。这对于那些视文明价值如生命的人来说，肯定不是好消息，毋宁说是世界末日！
你能让一个从未有过城邦、根本不知城邦为何物的文明，去一统天下吗？没有过城邦，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城邦精神！这一缺失的最直接的后果——不必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任何城市的市民，将不再拥有一位他们自由选出的市长！没有自己选出的市长这件事很严重吗？由领袖挑选最信任的人当市长岂不更好！只是那样一来，那个市长将有权力拆毁你的房屋、半夜将“低端人口”从家中赶到大街上、规定你的孩子不能上某些学校、不准你去教堂……，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无所谓吗？况且，这远远不是排斥城邦的后果之全部，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在后面呢。
那么让另一个文明来引领世界呢？同样将面临最愤怒的叫喊，甚至有人立即就要出来拼命！但真正要紧的东西是，那种文明引领世界已经数百年了，今天事实上还在引领几乎所有人，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无论你觉察到与否。
未来的世界或许会很分裂。但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文明，我坚信它将是且只能是由城邦精神孕育出来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