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社会一直都在走向自由！想必你只是哼哼鼻子：这有什么好说的，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嘛。但是，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中国人的自由实际上在不断倒退！那么你很可能会真正勃然大怒：怎么？你在胡说八道吧！历史不断进步才合乎常理，怎么可能倒退呢？
那么，中国社会的自由究竟是进还是退呢？
中国固然没有出过像卢梭、密尔这样的自由思想家，但不可能没有自由观念、自由理想、自由追求。实际上，对自由的赏识与向往，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庄子的一篇《逍遥游》，就足以让你相信古人认知与欣赏自由的超凡想象力。
如果没有对于自由的思考与追求，哪来如此海阔天空的美丽想象？对于天地宇宙、人类动植、生生死死、往返周游，你能想得那样远那样多吗？
以庄子的神来神往来推断古人的自由，或许过于浪漫。但至少能肯定，上古人的社会生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自由。那远不是一个禁锢的社会，无论居住、游乐、交友、旅行、拜师、授徒等等，人们都有广泛的选择空间；来自社会或自然的约束，并不是那样坚不可摧。
如果没有一定的居住自由，列国间哪来那样大的人口流动？如果没有充分的旅行自由，孔孟之徒如何得以周游列国？如果没有适度的婚恋自由，《诗经》中哪来那样多涉及男欢女爱的诗篇？如果没有相当的游乐自由，古籍中哪来那样多关于娱乐、游戏的记载？
可以想象，与阴郁的中世纪比较，上古时代人们的脸舒展得多，笑口常开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唯一不可高估的，似乎是古代自由人的多寡。
据说，上古是“奴隶社会”，奴隶当然不可能有多少自由。“奴隶社会”之说，该由历史学家去考定，且不说它。但大体上能肯定：那时的奴隶并不像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多，这可以考古发掘为证。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说明，那些并非奴隶的人们，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自由。
幸而，我们对上古时代不可能了解得太多太细；否则，后人不能不更加悲哀——上古人曾享有的那样多自由后来哪去了？
后世人有多少居住自由？集结在山西洪洞县著名大槐树下的那些移民；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中，辗转入川的两湖人、江西人（其中就包括邓小平的祖先）；因现代大型水利工程而搬迁的无数人——他们都是自愿的吗？有谁关心他们的居住自由呢？
后世人有充分的旅行自由吗？仅仅“父母在不远游”这条戒律，就足以将大多数中国人困死在其出生地。
历代统治者对于“游民”都有高度的戒备，认为这些人是动乱之源。中国人之厌弃旅行、探险，在全世界都是突出的。否则，就不至于到了20世纪，还有陆续发现云贵川等地新风光胜地的报道，似乎数千年来，那些地方从未有人涉足！
在极左年代，“旅行自由”更是一种危险的想法，那时擅自离乡外出，是要作为“流窜犯”押解回籍的。1960年前后，兰考、信阳等地的县委书记——包括大名鼎鼎的焦裕禄——的主要职责，就是守在车站不让民众外流。你能对被截回的民众谈旅行自由吗？
现代人有充分的婚恋自由，应当不成问题。但中世纪肯定没有这种自由；否则，就没有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红楼梦》中的那些悲剧了。
在早期中国社会，寡妇再婚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后来这种事情就被理学家们封杀了。中国节妇牌坊之多，堪为世界奇迹，那是我们先人光荣的丰碑，还是耻辱的记录？将所有残酷的礼教约束都归罪于孔夫子，固然省事，却不合事实。实际上，孔夫子时代的礼教约束，是远远少于后世人的。孔子本人就是由其父母的浪漫“野合”而生，孔圣人谴责过他的父母吗？
极大地限制了妇女自由的缠脚恶习，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实在是中华文明的奇迹。对于这种陋习，千年以前的古人是一无所知的。这表现出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经济自由包括置产、经营、交易等等的自由。在这些方面，古今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不至于错失参与近代产业革命的机会。此处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的经济自由，实际上经历了断断续续的倒退。
自古以来的格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意味着，法定的土地所有权都属于帝王。在分封制时代，土地所有权是分散的，这给土地的流动留出了空间。秦始皇彻底的国有化政策，结束了土地的流动。其后两千余年，土地国有化始终是王朝的主要冲动。随着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每一波交替，经济自由亦出现相应的反复。
在古代，农业以外的主要产业是制盐、冶铁、采矿等等。这些产业的私人经营权，是经济自由度的重要标尺。似乎没有证据表明，先秦时代盐铁一类的经营是官府垄断的。到汉武帝时，盐铁等的国营还是私营，成了引发激烈政争的问题，著名的《盐铁论》正是这段历史的记载。此后的历代王朝，类似的争论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实际的财政考虑，常常导致国营的强烈倾向。在这一点上所表现的，更多的是经济自由的倒退。
与经济自由关系最大的是对商业的取向。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重农抑商，它作为历代王朝的既定国策，愈到后来愈加顽固、日益极端。
明清两代，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禁止沿海居民与外商自由贸易，甚至严禁人民出海，将沿海居民清空，实现空前的闭关。至于国内商业，永远表达为一个十分形象的汉字：末！与此相应，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士农工商。
如此贱视商业，不仅抑制了商业自由，实际上也大大约束了农业、手工业等等的自由。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王朝时代严厉的抑商政策也存在于先秦时代。列国时代的一些成功的商人，例如越国的陶朱公、以冶铁致富的欧冶子等等，都活得有声有色。这就表明，与商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自由未免于倒退。
与欧洲不同，像公民权、选举、议会之类的政治自由元素，不曾出现于古代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就完全不存在政治自由。实际上，古代的政治精英——起初的贵族及后来的士大夫——还是具有一定政治自由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可利用多种途径参与权力竞争、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属、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策建议等等。
就参政的机会而言，贵族与平民的差距极大。在分封制时代，政治权力由世袭贵族所垄断。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所谓“士”，一开始完全是贵族的附庸，尚未进入权力的阶梯。
中国社会自先秦时代开始的一个潮流就是：政治权力不可阻遏地自上至下移动，直至最底层的士都获得分享权力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政治自由处于上升通道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停滞沉闷的中国社会一种罕见的进步。
但是，如果考虑到几乎并行地存在的另一股潮流——政治言论空间逐渐收縮——，那么上述进步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在先秦时代，以“诸子百家”的出现为背景，贵族乃至士人所享有的政治言论自由是比较充分的，与后世严酷的言论环境相对照，尤显突出。
以孔墨之徒为代表的百家徒众，摩肩接踵奔走于诸侯之间，频频出现于各国宫廷，各逞其能，以其如簧之舌，奋力推销各自的政见。那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竞争年代，是一个政治学说百花齐放的年代，是一个不知何为政治异见的年代。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开放局面，就没有诸子百家本身，没有商鞅、苏秦、张仪、韩非、李斯……。如此一来，是否还有“千古一帝”秦始皇，是否有秦皇实现的天下一统，都颇成问题。
然而，恰恰是适度的政治开放所促成的天下一统，结束了短暂的开放，从秦帝国开始进入漫长的政治黑暗时期。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之后，贵族阶级就趋于消亡；贵族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让位于皇帝的自由——如黑格尔所言，中国就是“一个人的自由”。
取代“士”的后世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途径进入权力。他们继承了士的政治地位，却未能继承士的言论权利。在愈来愈专制的朝堂上，极少数士大夫勇敢地行使了他们的言论权利，付出的代价往往是鲜血与头颅。在秦皇、汉武、朱元璋的御座前饮血的敢言士大夫，真实地诠释了王朝时代的政治自由。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由草莽武夫赵匡胤开启的大宋王朝，对士大夫表现出足够的宽容；赵氏所实现的政治自由进步，即使千年之后都未能超越。然而，相对于黑暗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言，赵宋王朝不过是透出了一束短暂的亮光。
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政治自由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恐怕还是一个未了的问题。
在思想领域，似乎不像政治领域那样刀光剑影，似乎应当存在较大的自由空间。其实不然。思想自由的高度缺失，恰恰是中世纪漫漫长夜的主要黑暗之所在。
如同政治领域一样，在思想领域，先秦时代也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高峰，几乎没有被后世超越。今天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列国时代的先贤创造的。列国先贤们几乎独立地取得了他们的思想成就，没有当时官方太多的控制与参与。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比美于古希腊的辉煌。
令人不胜惊讶的是，那些自鸣得意的现代理论家，一方面以先人们高度发达的思想遗产夸耀于世界，另一方面却完全忽略古代的思想自由环境，仿佛古代思想的辉煌，竟是鼓吹道统的先王们创立的。
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推行，思想自由的短暂岁月，就如同闪光般地消逝。自那时直至今天，创造了思想界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历代王朝对于思想自由的强势控制，甚至超过对于人身自由的控制。就是那些崛起于草莽的最无思想的帝王——朱元璋是他们的代表——也自认有资格统治天下人的头脑。正是朱元璋这类半文盲，敢于煞有介事地亲自评论古代经典，为天下读书人设定思想的规范与界线！
民间逐渐失去从事教育、著述、撰史的权利，是思想自由萎縮的主要标志。先秦时代民间办学是一种几乎未受到挑战的传统，孔夫子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后世的帝王一方面将愈来愈崇高的荣誉加诸孔夫子，同时却大幅度压縮由孔夫子开启的民间办学权利。自设立国子监之日起，“高等教育”就完全由官方主导了。
历代民间著述固然存在；但在官方出版物——例如《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等——的强势发行面前，民间出版物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著作，或许是引人注目的例外；但如果没有主要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的官方地位可供乘风借势，理学的命运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明末三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确实提供了相反的例子，他们在远离官方的环境下，完成了各自的煌煌大著。但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高度特殊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并无典型意义。在司马迁之前，真正有影响力的史著都是民间的；司马迁的《史记》只能算半官方的史书。自司马迁之后，民间撰史——通常被贬称为野史——就日益成为罕见的事情。
在考虑了这诸多方面之后，你还能说，中国思想界在越来越走向自由吗？
关于自由这一论题，当然还可以谈及学术自由、文学自由、艺术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在这些方面，虽然未必能够断定，自由的丧失是一种确定不移的趋势；但不难说明，这些自由并非总是与时俱进，可以举出种种迂回倒退的事例。例如，从先秦时代几乎完全的学术自由，倒退到“独尊儒术”之后的学术专制，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综合起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伴随着自由的进步，还是自由的倒退呢？恐怕还不好一言定论。两全的结论或许是：进步与倒退兼而有之；在很多方面，明显的倒退更加触目惊心。
我并不认为，以上结论为历史悲观论者提供了理由。因为历史并未终结于某某年，未来还很长。曾经倒退并不意味着将继续倒退。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对于自由进步的期待，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充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