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乡村不过是社会的躯体，那么，社会的头颅就必定是城市了。近年来有人津津乐道：当巴黎、伦敦这些世界知名大城市人口不过数万的年代，我们的京城就已经是百万之都了！就是在今天，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中国肯定居世界之冠。这样一来，不妨说我们就已生活在“大头社会”中了！只是，此中该有几分豪情在呢？
普法战争之后的1871年，战败的法国内外交困，被德军围困的巴黎又被起义者占领，全国民情沸腾，爱国者惊呼：敌人要砍掉法兰西的头了，祖国在危急中！
多时以来，巴黎就被视为法国的头。岂止是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等，无不将首都当作它们的头；在战争的危急时刻，无不竭尽全力去捍卫这个头。当然，许多国家的首都没有如此之大的重要性。例如，你记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等的首都吗？但如果集全国的城市于一体呢？还不能说那就是国家的头吗？
不妨说，一个国家的头就是它所拥有的城市。所谓大头社会，就是城市处于优势的社会。大头社会的极致，就是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今天，中国最起劲的口号之一就是“城市化”。显然，城市化乃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红色高棉敢于将200万金边人赶到农村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红色高棉并不需要而且厌弃工业！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时国家工业化的理念与现实如何，就不必说了。
城市化固然离不开工业化，但城市本身却未必是工业化的产物。中国的城市有4千年的历史，4千年前却谈不上工业。中国历史上，城市主要是政治城市或者军事城市，而不是工商业城市，在上古时代尤其如此。中国自始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古代城市只能是农耕社会的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其中居住着不从事任何产业的统治者及其附庸。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都证明了，早期城市的产生与国家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社会一旦需要并出现了统治者，无论他被称为黄帝、炎帝、王、君、公、侯、伯或别的什么，他总得有固定的居所，而且有一支武装护卫，让被统治者明白地意识到，强令他们服从的那个权力，就集中在统治者的居住地，该地或许还有最初的围墙或者堡垒。这样的处所不正是城市么？在战乱年代，即使仅几十人簇拥着的一个武装首领，也会守住某个堡垒对周边行使权力，那个标志明显的堡垒，不就被周边的人看作一个“城”吗？
城市既不神秘，也不温和，它一开始就是统治的象征。
城市中住着上等人，而“鄙民”则散居在周边乡下。城里人与乡里人的分野伴随文明而来，至少已有4千年的历史。城里人居高临下地监管着乡里人，而后者则敬畏地仰视着城里人，自古如此，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天经地义，只是到近代才开始质疑其正当性。
当然，本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城里”与“乡里”，而在于“统治”与“被统治”。没有人主张取消统治；但你能叫统治者住到乡下去吗？如果他搬到乡下，那个地方第二天就会变成一个城市！
古代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它与乡村的分野，是农耕文明的劫数。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贬斥的。更须注意的是，政治城市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城市的政治特色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的等级划分，恰恰对应着国家组织的等级划分；在等级制的权力金字塔之旁，正好竖立着等级制的城市金字塔。最上一级，国君的居住地就是首都或者京城；其下依次是州治、府治、县治等等，其中每个城市都住着相应级别的老爷，没有那个老爷，那个城市将“什么也不是”。
忽略城市的这种鲜明政治特色，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你必定听说或者亲眼看到：由《清明上河图》记录下来的开封，曾经是一个百万大城；自从皇帝老爷搬走之后，它衰败到什么程度？石家庄原来大概是村镇级别吧，自从省长搬进去之后变成了什么模样？
无论古今，城市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功能就是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古代城市而言，其政治功能绝对占据主要地位。
古代城市亦有经济功能，经济功能的基础就是人口。
今天中国的统计精确——毋宁说是不精确——到什么程度，是尽人皆知的。这一事实，可能会使你对古代统计不抱任何信心。不过，认为古代人口统计资料没有任何价值，那也太轻视古人了。古人所留下的城市人口数据，还是有趣而有用的。
看看几个古都的人口。长安无疑是最重要的古都，它建于公元前200年，与雅典、罗马、开罗一起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据说在唐代天宝初年，长安人口高达185万，今天只能姑妄听之。宋代的首都开封，在《清明上河图》时代据说有150万人，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不再是都城的开封就惨了，在1850年代它仅36万人。北京也留下了一串人口记录：1375年14.3万；1578年85万；清顺治初年40万；康熙初年55.6万；1795年74万；1882年108万……。
古代城市的人口构成，与今天当然有很大区别。政治城市需要安置大量的官员及其附属人员，这一点与今天并无区别。但却没有今天那样巨量的工商业人口。
古代城市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养活城市自身，首先是服务于官府，满足对官方人员的供应。对官方来说，城市不可缺少；而对于城市来说，正是官府的存在保证了城市的价值。因此，究竟是城市养活了官府，还是官府养活了城市，似乎还是问题。城市消亡，官府可以另外造一个城市，但官府消亡或者搬迁，城市将不复存在。
除了满足城市自身的需要之外，古代城市对于社会的经济功能非常有限。乡村的经济需求，例如对手工业、矿业、盐业、纺织业产品的需求，几乎都来自乡村。
就经济功能而言，“大头”的利弊如何呢？很明显，“大头”必定是社会的重荷。历代关于特大城市的信息未必可信，如果可信，那一定是灾难性的：宋朝人有能力养活150万汴京人吗？
古代城市几乎没有产业，其经济功能极不发达，这就制约了城市的所有其他功能的发展，尤其是限制了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功能。这使得古代的城市生活在规模、品质、情调、多样性等等方面都很原始，与现代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头，幸而还不至于太大。
城市与城邦
近年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对比就是：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都在中国，因而，就城市文明而言，似乎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如果是这样，中国文明的等级就应当高于西方；从高度发达的中国城市中，更应当率先生长出近代文明的元素，不仅有更早的文化思想启蒙，而且近代工业革命应当从中国的城市起步，从中国城市中培育出领先世界的商业文明，也从中国城市中最先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科学技术……。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西方拥有落后得多的城市文明，却领跑了近代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的革命呢？所有这些革命都是高度城市特性的，本质上只能在城市中发生。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吗？
关于城市文明的这一谜题，其答案就在于：东西方的城市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几乎无例外地是政治城市。西方当然也有政治城市，那种城市的命运，大体上如同中国城市。但西方那些真正主宰了后来历史的城市，却不是政治城市，而是工商业城市，其经济功能不仅是养活自身，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社会的经济生活。正是这种城市为西方的历史进程注入了全新的制度、文化、理念要素。而且，在政治上，这些城市或迟或早地走上了自治、法治、民主的道路，它们作为独立的社会单元，抗衡着由王权、教权等等所代表的旧时代。这样的城市，有一个极富表达力的名称——城邦。
在主要的意义上，东西方城市文明的区别，就是城市与城邦的区别。
现代城市文明的胚胎，被孕育于城邦而不是政治城市中。现代城市文明的那些主要元素：现代工商业、法治、民主治理、多元文化、开放艺术、自由学术等等，在某种原始的形式下，早就存在于城邦社会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东方的城市则几乎没有这些元素，而且官方极力扼杀任何可能的萌芽。由此只能得出结论：
基于东方城市的那种大头社会，无益于现代文明的发育与诞生。
进入新时代之后，东西方城市的那种传统分野不再存在，所有城市——至少在主要方面——汇入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因此，全世界的城市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元素。除了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不同所决定的那些区别之外，各国的城市越来越趋同。
全世界有一个“市长联盟”。如果城市之间的区别依然如同中世纪一样，市长联盟的代表坐在一起，想来会何等尴尬！今天，固然还不能在所有方面进行交流，但总该可以谈大体接近的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城市环保、城市建筑、城市人口、城市福利、城市医疗……。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但对于未来抱有开放心态的人们，将会努力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开辟合作空间。时间必定在朝向未来的那一方。
不妨看看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些城市功能。
经济功能 60年前，现代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表达了这样的宏愿：希望极目远望所见就是一排烟囱！好像没有一个有现代常识的学者，附和这一愿想；后来，天安门的前方也没有出现一排烟囱吞云吐雾，这应是首都之幸。但现代城市适度地发展产业，却绝对不可避免。像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这样的文化之都、金融之都，也不能完置身于产业之外，其他城市就更不必说了。在资金、人才、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城市应当是产业的主要集中地。今天，城市供应着乡村的方方面面，而乡村对城市的供应则十分有限。这是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
文化功能 不仅提供物质产品，城市也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更加如此。离开了城市，我真的想不起如何到乡村去获得文化消费，除了下乡看民俗表演、参观文化古迹、凭吊名人故居等等不多的例外。而且，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个强劲的趋势：未来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将愈来愈合而为一，无法区分。例如，今天无人可少的手机，究竟是物质产品还是文化产品呢？
政治功能 随着对于乡村的日益增大的优势，城市对乡村的那种自古以来的统治，似乎会日益加强，最后达于极致！逻辑上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结论可能恰恰相反：这种统治将日渐消失！理由在于：其一，在发达程度、生活水平、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将日益縮小，且愈来愈变得不重要；差别的消失使原来意义上的统治再无意义。其二，城市化的终极结果，必然是永久农村居民的近乎消失，城市统治将失去对象。在呼应这种变化上，中国可能走得太快了点：干脆取消了乡村的行政地位，城市将大片乡村吞并了！重庆成了超级大城市，而其辖区其实大多是地道的乡村。
其他诸如教育功能、医卫功能等等，皆有类似的趋势，不必一一细说。
综合起来，不妨说，现代城市越来越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如果认可这一点，岂不可以说，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吞噬整个社会！这样一来，城市这个头，就不是大了一点的问题，而是：“头”已经成了整个社会！既然如此，“大头社会”是好是坏，对它是否应取欢迎态度等等，就不再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尽其所能地去增大那个头吧！你知道，这件事其实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不正是今天人们叫得越来越响的口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