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乡村不过是社会的躯体,那么,社会的头颅就必定是城市了。近年来有人津津乐道:当巴黎、伦敦这些世界知名大城市人口不过数万的年代,我们的京城就已经是百万之都了!就是在今天,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中国肯定居世界之冠。这样一来,不妨说我们就已生活在“大头社会”中了!只是,此中该有几分豪情在呢?
普法战争之后的1871年,战败的法国内外交困,被德军围困的巴黎又被起义者占领,全国民情沸腾,爱国者惊呼:敌人要砍掉法兰西的头了,祖国在危急中!
多时以来,巴黎就被视为法国的头。岂止是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等,无不将首都当作它们的头;在战争的危急时刻,无不竭尽全力去捍卫这个头。当然,许多国家的首都没有如此之大的重要性。例如,你记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等的首都吗?但如果集全国的城市于一体呢?还不能说那就是国家的头吗?
不妨说,一个国家的头就是它所拥有的城市。所谓大头社会,就是城市处于优势的社会。大头社会的极致,就是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今天,中国最起劲的口号之一就是“城市化”。显然,城市化乃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红色高棉敢于将200万金边人赶到农村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红色高棉并不需要而且厌弃工业!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时国家工业化的理念与现实如何,就不必说了。
城市化固然离不开工业化,但城市本身却未必是工业化的产物。中国的城市有4千年的历史,4千年前却谈不上工业。中国历史上,城市主要是政治城市或者军事城市,而不是工商业城市,在上古时代尤其如此。中国自始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古代城市只能是农耕社会的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其中居住着不从事任何产业的统治者及其附庸。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都证明了,早期城市的产生与国家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社会一旦需要并出现了统治者,无论他被称为黄帝、炎帝、王、君、公、侯、伯或别的什么,他总得有固定的居所,而且有一支武装护卫,让被统治者明白地意识到,强令他们服从的那个权力,就集中在统治者的居住地,该地或许还有最初的围墙或者堡垒。这样的处所不正是城市么?在战乱年代,即使仅几十人簇拥着的一个武装首领,也会守住某个堡垒对周边行使权力,那个标志明显的堡垒,不就被周边的人看作一个“城”吗?
城市既不神秘,也不温和,它一开始就是统治的象征。
城市中住着上等人,而“鄙民”则散居在周边乡下。城里人与乡里人的分野伴随文明而来,至少已有4千年的历史。城里人居高临下地监管着乡里人,而后者则敬畏地仰视着城里人,自古如此,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天经地义,只是到近代才开始质疑其正当性。
当然,本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城里”与“乡里”,而在于“统治”与“被统治”。没有人主张取消统治;但你能叫统治者住到乡下去吗?如果他搬到乡下,那个地方第二天就会变成一个城市!
古代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它与乡村的分野,是农耕文明的劫数。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贬斥的。更须注意的是,政治城市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城市的政治特色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的等级划分,恰恰对应着国家组织的等级划分;在等级制的权力金字塔之旁,正好竖立着等级制的城市金字塔。最上一级,国君的居住地就是首都或者京城;其下依次是州治、府治、县治等等,其中每个城市都住着相应级别的老爷,没有那个老爷,那个城市将“什么也不是”。
忽略城市的这种鲜明政治特色,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你必定听说或者亲眼看到:由《清明上河图》记录下来的开封,曾经是一个百万大城;自从皇帝老爷搬走之后,它衰败到什么程度?石家庄原来大概是村镇级别吧,自从省长搬进去之后变成了什么模样?
无论古今,城市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功能就是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古代城市而言,其政治功能绝对占据主要地位。
古代城市亦有经济功能,经济功能的基础就是人口。
今天中国的统计精确——毋宁说是不精确——到什么程度,是尽人皆知的。这一事实,可能会使你对古代统计不抱任何信心。不过,认为古代人口统计资料没有任何价值,那也太轻视古人了。古人所留下的城市人口数据,还是有趣而有用的。
看看几个古都的人口。长安无疑是最重要的古都,它建于公元前200年,与雅典、罗马、开罗一起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据说在唐代天宝初年,长安人口高达185万,今天只能姑妄听之。宋代的首都开封,在《清明上河图》时代据说有150万人,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不再是都城的开封就惨了,在1850年代它仅36万人。北京也留下了一串人口记录:1375年14.3万;1578年85万;清顺治初年40万;康熙初年55.6万;1795年74万;1882年108万……。
古代城市的人口构成,与今天当然有很大区别。政治城市需要安置大量的官员及其附属人员,这一点与今天并无区别。但却没有今天那样巨量的工商业人口。
古代城市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养活城市自身,首先是服务于官府,满足对官方人员的供应。对官方来说,城市不可缺少;而对于城市来说,正是官府的存在保证了城市的价值。因此,究竟是城市养活了官府,还是官府养活了城市,似乎还是问题。城市消亡,官府可以另外造一个城市,但官府消亡或者搬迁,城市将不复存在。
除了满足城市自身的需要之外,古代城市对于社会的经济功能非常有限。乡村的经济需求,例如对手工业、矿业、盐业、纺织业产品的需求,几乎都来自乡村。
就经济功能而言,“大头”的利弊如何呢?很明显,“大头”必定是社会的重荷。历代关于特大城市的信息未必可信,如果可信,那一定是灾难性的:宋朝人有能力养活150万汴京人吗?
古代城市几乎没有产业,其经济功能极不发达,这就制约了城市的所有其他功能的发展,尤其是限制了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功能。这使得古代的城市生活在规模、品质、情调、多样性等等方面都很原始,与现代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头,幸而还不至于太大。
城市与城邦
近年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对比就是: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都在中国,因而,就城市文明而言,似乎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如果是这样,中国文明的等级就应当高于西方;从高度发达的中国城市中,更应当率先生长出近代文明的元素,不仅有更早的文化思想启蒙,而且近代工业革命应当从中国的城市起步,从中国城市中培育出领先世界的商业文明,也从中国城市中最先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科学技术……。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西方拥有落后得多的城市文明,却领跑了近代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的革命呢?所有这些革命都是高度城市特性的,本质上只能在城市中发生。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吗?
关于城市文明的这一谜题,其答案就在于:东西方的城市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几乎无例外地是政治城市。西方当然也有政治城市,那种城市的命运,大体上如同中国城市。但西方那些真正主宰了后来历史的城市,却不是政治城市,而是工商业城市,其经济功能不仅是养活自身,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社会的经济生活。正是这种城市为西方的历史进程注入了全新的制度、文化、理念要素。而且,在政治上,这些城市或迟或早地走上了自治、法治、民主的道路,它们作为独立的社会单元,抗衡着由王权、教权等等所代表的旧时代。这样的城市,有一个极富表达力的名称——城邦。
在主要的意义上,东西方城市文明的区别,就是城市与城邦的区别。
现代城市文明的胚胎,被孕育于城邦而不是政治城市中。现代城市文明的那些主要元素:现代工商业、法治、民主治理、多元文化、开放艺术、自由学术等等,在某种原始的形式下,早就存在于城邦社会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东方的城市则几乎没有这些元素,而且官方极力扼杀任何可能的萌芽。由此只能得出结论:
基于东方城市的那种大头社会,无益于现代文明的发育与诞生。
进入新时代之后,东西方城市的那种传统分野不再存在,所有城市——至少在主要方面——汇入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因此,全世界的城市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元素。除了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不同所决定的那些区别之外,各国的城市越来越趋同。
全世界有一个“市长联盟”。如果城市之间的区别依然如同中世纪一样,市长联盟的代表坐在一起,想来会何等尴尬!今天,固然还不能在所有方面进行交流,但总该可以谈大体接近的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城市环保、城市建筑、城市人口、城市福利、城市医疗……。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但对于未来抱有开放心态的人们,将会努力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开辟合作空间。时间必定在朝向未来的那一方。
不妨看看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些城市功能。
经济功能 60年前,现代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表达了这样的宏愿:希望极目远望所见就是一排烟囱!好像没有一个有现代常识的学者,附和这一愿想;后来,天安门的前方也没有出现一排烟囱吞云吐雾,这应是首都之幸。但现代城市适度地发展产业,却绝对不可避免。像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这样的文化之都、金融之都,也不能完置身于产业之外,其他城市就更不必说了。在资金、人才、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城市应当是产业的主要集中地。今天,城市供应着乡村的方方面面,而乡村对城市的供应则十分有限。这是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
文化功能 不仅提供物质产品,城市也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更加如此。离开了城市,我真的想不起如何到乡村去获得文化消费,除了下乡看民俗表演、参观文化古迹、凭吊名人故居等等不多的例外。而且,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个强劲的趋势:未来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将愈来愈合而为一,无法区分。例如,今天无人可少的手机,究竟是物质产品还是文化产品呢?
政治功能 随着对于乡村的日益增大的优势,城市对乡村的那种自古以来的统治,似乎会日益加强,最后达于极致!逻辑上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结论可能恰恰相反:这种统治将日渐消失!理由在于:其一,在发达程度、生活水平、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将日益縮小,且愈来愈变得不重要;差别的消失使原来意义上的统治再无意义。其二,城市化的终极结果,必然是永久农村居民的近乎消失,城市统治将失去对象。在呼应这种变化上,中国可能走得太快了点:干脆取消了乡村的行政地位,城市将大片乡村吞并了!重庆成了超级大城市,而其辖区其实大多是地道的乡村。
其他诸如教育功能、医卫功能等等,皆有类似的趋势,不必一一细说。
综合起来,不妨说,现代城市越来越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如果认可这一点,岂不可以说,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吞噬整个社会!这样一来,城市这个头,就不是大了一点的问题,而是:“头”已经成了整个社会!既然如此,“大头社会”是好是坏,对它是否应取欢迎态度等等,就不再有什么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尽其所能地去增大那个头吧!你知道,这件事其实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不正是今天人们叫得越来越响的口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