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如何纠结于官民关系，但有一点似乎为古今中外所同，即统治者对于民众从不吝赐以最美好的言辞。中国历代流传的“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为民请命”等等，不仅被广为传颂，而且被历代从政者奉为头等官箴。至于统治者事实上如何爱民如子，人们从历史透镜中所看到的，很可能是颇不同的景象。
乾隆是否爱民及如何爱民，官史、民间与乾隆本人各有说法，暂且不论。先看一段历史记载，毕竟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
乾隆是有名的巡游皇帝，他“下江南”的故事都搬到舞台上了。他在出巡途中，经常顺便处理一些公务。话说1757年，皇帝大驾来到江苏山东交界地段。突然有两名河南夏邑灾民拦驾告状，称豫西遭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县令孙默串通巡抚图勒炳阿，隐瞒灾情。恰好三天前，夏邑籍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时向乾隆举报了图勒炳阿。如此“戏中有戏”，看来故事绝不简单。乾隆从来都是处置复杂案件的老手，且喜欢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于是顿时来了精神。
乾隆从容部署，并不武断。一方面令彭家屏、图勒炳阿一起查勘灾情，一面派心腹去实地调查。乾隆人极聪明，他据情断定，所告夏邑事多半属实。但并不打算就此处置河南官员，而要就此事做足文章，这才是乾隆的真正高明处。两天之后，又在山东遇到夏邑灾民刘元德告状，内容相同。乾隆立即意识到，这牵涉到官场的复杂内斗，而这是他绝对不容许的；与此相比，灾民的冤情倒不重要了。
乾隆的处置迅速而严厉，有如雷霆万钧。他立即命令严审刘元德，刘供称其告状得到夏邑秀才段昌绪、武生刘东震的资助，段刘二人都极欲拱倒夏邑县令孙默。此时，乾隆的心腹已报告他：豫西灾情及地方官渎职都属实。如此岂不正好顺应民意、严惩渎职官员？那你就想错了！乾隆另有思路。此案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乾隆正在兴奋点上。他命山东巡抚提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同时将孙默、图勒炳阿革职。孙默何等人物，竟然抢在摘下乌纱帽之前立一大功：在段昌绪家中搜出大逆文字，对于乾隆来说，这比救灾就重要多了。至此，乾隆还不满足，他还要挖出更大的案情，目标就是那个为民请命的彭家屏。突审彭家屏及搜查彭家果然大有收获：彭家屏插手夏邑案及窝藏禁书的证据俱获。
现在才到了由乾隆做总结的时候，他的处置极富特色，颇堪玩味：
协助灾民告状的段昌绪：斩立决。
举报渎职官员的彭家屏：赐令自尽，其子处斩，全部家产入官，其田地分给贫民，以示爱民如子。
渎职官员孙默、图勒炳阿：革职按问。
灾民：免除豫西四县历年所欠农业税。
或惩或赈，涉案者皆有发落。这件事岂不就完了？这才不是乾隆的风格，他要从此案中发掘出所有的政治资源。现在是他妙笔生花的时候了。他接连下发“红头文件”，训谕天下。他传谕：
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
一句话：全赖他明察秋毫！退休干部举报与刁民告状，不仅不受鼓励，而且使他深恶痛绝。此时，乾隆意犹未尽，再次谕令夏邑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最后，乾隆也没有忘记宣传舆论工作，他命令各地方官收集民间反应火速上报。哪里需要去搜集？秘书早已准备好了，当然是一边倒的赞颂之声：
据士民人等同称，我等自祖父以来，享圣朝太平之福，养长之恩。安居乐业，百有余年。恭逢皇上爱民如子，凡关民间疾苦，无不加恩矜悯……若尚不知尊君亲上，更何以生世为人？
这正是乾隆所要的那种效果。
至此，夏邑大案才算落幕。此案的信息极其丰富，其内容已经大体清晰，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乾隆的心机，值得归纳一下：
A 对于“民”不能不兼有爱与防，而首要的是防。老百姓永远是刁民或者潜在的刁民，绝不可放纵。
B 即使在对民施以“如子”之爱的时候，官民关系也如父子关系，“父为子纲”的那种纲常伦理，就是规范官民关系的准绳。对“子”可赐以恩惠，但小民若伸手索要，那就属于刁顽，断不可开先例。
C 小民如有冤屈，务必依例逐级上诉，绝不可越级告状，更不可告御状。再大的冤屈，只要违背官方意愿上访，就属刁民。
D 地方官员只能管分内之事，否则就是干政，罪不容赦，应以彭家屏为戒。
E 治理的第一要务，是维持伦常秩序，此即“稳定压倒一切”之谓也。
以此对照乾隆的办案过程，不能不佩服乾隆思路之清晰、坚持原则之彻底、运思之缜密。只是，“爱民如子”的温情就无影无踪了。
上述的结论A—E，仅仅是乾隆的逻辑吗？对于现代官场有所了解的人，不难看出，这些逻辑在今日官场实际上也是被认可的，无论官员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在门面上，“爱民如子”仍然是今天的最高官德，少有人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唯一可能的异议是：时代不同了，再提“爱民如子”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此时，就会有高明人士出来献出良策：
“爱民如子”不妨换成“尊民如主”！
好一个“尊民如主”！看起来完全是另一种境界，将民抬升到了至尊的地位，这不正是现代精神所要求的吗？况且，官员都已是公仆了，被公仆全心全意地服务着的“民”，不是“主”又是什么呢？
只是，“尊民如主”这个词有点欠通俗。不过，理论家早就准备了一个绝佳的词：主权在民。这个词一直写在我们的旗帜与纲领上，几乎都成经典了。事实上是否确乎如此，这件事暂且搁下。此处不能不插入一段题外话。
对于东西方思维之差别，学界已经说得很多，主流结论或许还是认为，东西方各有千秋。在我看来，似乎意犹未尽。不妨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在作出某个判断时，东方人的着眼点在规范性，即应当如何；说得够多之后，应当的东西，无形中在心理上就成了已然的东西。与此相反，西方人的着眼点在实证性，即事实如何。东方人循习惯的思路走下去，形成了一整套应当的东西，成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因此，东方文化乃是发达的伦理文化。西方人则走上另一条道路：观察、实验、检验、论证。第一个对此作出概括并形成某种方法论的，就是“近代科学之父”培根，他所倡导的就是科学的道路。东西方的两条轨道：一个道德，一个科学，在风格、后果上都判然有别。
言归正传，还是谈主权在民。
依据东方思维，首要的问题是强调“主权在民”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为此，一定得搬出大经典来作依据，少不了请教老祖宗、老祖宗的老祖宗……。这件事自然有理论家管着，用不着我辈操心。如果反复讲清道理，道理说多了，人们在心理上就会被幻化，仿佛觉得“主权在民”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这样，在我们这里就是“主权在民”或者“尊民如主”，你敢说不是？这很好啊，岂不胜过“爱民如子”！其实，就说兼有“爱民如子”与“尊民如主”亦无妨，就正如兼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样。
依据西方思维，就得观察、检验，看看“主权在民”有何事实依据，然后决定它的真伪。当然，这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能如同在X光机下面看结果那么快捷。有效的检验方法或许是，考察是否已经形成某些稳定有效的程序，依据这些程序，使得民众的意志得到真实、可靠的体现。选举肯定是最重要的程序之一；就算不考虑选举，总需要运用某种合理程序；根本无程序可言，却坚决认为“主权在民”已成为事实，西方人肯定不能接受；而东方人却愿意接受，这是祸是福，就只有让历史来说话了。
为使此处所循逻辑更清楚些，不妨虚拟一段对话。
甲：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主权在民。
乙：怎么能证明你们有此优势呢？
甲：当然有！人民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可能不主权在民。
乙：我问的是，你们是否真的是主权在民？
甲：当然是！难道你没听说过，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乙：这怎么能证明“主权在民”是事实呢？
甲：哦，哦，你可以问问申纪兰啊，看她是不是主人翁！
乙：……
乙已经无言以对，唯有一走了之。甲当然觉得自己辩赢了，因为对方再无话说。
站在旁边观看的你，想必十分清楚，是否已经“主权在民”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回答。但真要回答此问题，却并不容易。原则上，有如下两种方法可用：
直接法 给国内每人发一张问卷，其中须回答的问题是：对于国家事务你能作主吗？如果多数人给出肯定回答，那么“主权在民”再无疑问。
间接法 同样作一问卷调查，但问题的设置则不同。例如可以是：现行选举法合理吗？是否经常参加选举？是否经常被政府部门咨询？如此等等。
初看起来，间接法与主权在民似乎缺少关联。但实际上是更有效的调查方法。该如何依据调查结果作出结论，人们不乏共识。
现在回到爱民的问题。进行一般的分析，比讲个故事要难些。难点在于，涉及人心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而且，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会使得分析更加复杂。
统治者能爱民吗？我回想起，初次接触到“牧民”一词时，不胜惊讶与悲哀。我们的先人，其境遇就低到了畜群的水平，仅仅是统治者放牧的对象，与蒙古草原上的牛羊无异！仅仅在私下说说也就罢了，竟出现在国家的政治文献中，出现在正式的乌纱帽上，如“州牧”不是？万千百姓士人听着，居然不以为意，岂不怪哉！于此，不能不想起某高官的话：多么好的人民！人民听了，似乎只是受宠若惊。
知道这一层，对于成为“爱民如子”的对象，哪能有什么反感！岂止不应反感，实在只有高兴之理：能够像羊群得到牧人细心照料那样，被统治者眷顾着，夫复何求？在“大批判年代”，有人高调批判“清官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更忠于统治者，更能麻痹人民。那时我就想，这些人真的宁愿生活在贪官治下吗？此处也是，你不满意于被尽责的牧人管着，难道宁愿与虎狼为伴遭受蹂躏吗？
我承认，在一个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凡统治者高调鼓吹的一切，诸如爱民如子、万民伞、仁政、清官、圣帝贤君之类，无不包含虚假成分；惟其如此，它们才能在统治者的刻意维护下存留下来。不过，这一切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的苦难。在这种意义上，你能拒绝吗？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更好的人间、一个伊甸园？况且，旧时代的德政、仁政，也并非全属虚假。要知道，社会终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完全不必刻意恶化小民的状况，正如牧人不必有意损害他的羊群一样。
但对“爱民如子”一类旧时代遗物的容忍、辩护与肯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这些，毕竟不是一个现代人的追求，其价值十分有限。而且，在一个更高等级的文明中，过去年代曾经肯定的那些价值，将越来越成为无价值！今天的一介草民，当然欢迎甚至需要来自任何人的爱，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的爱；但并不需要那种居高临下的爱，那种爱越来越虚假，甚至伴之以真正的压制与奴役！
现代人所需要的，更应该是对平等的追求，对自由的认可，对基本权利的尊重。这些，远远胜过乾隆式的“爱民如子”，当然，也胜过现代“爱民者”的“无比关怀、无限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