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乎他人，至少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在乎“他人对我的评价”与在乎“他人的利益”。本文仅考虑前者。个人是否在乎他人评价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涉及个人心理、个人意志及社会环境等诸方面的考察，相关的分析未必很简单。
历史或许会证明，1980年代是一个特别富有故事的时期，是应当填满许多大手笔的《悲惨世界》、《人间喜剧》、《苦难的历程》等等的时期。有了社会素材而无巨著问世，或许是真正的时代悲哀！不能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可以口耳相传。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不是胜过许多载于文字的经典吗？口头流传的对人物的褒贬，就是通常所说的口碑。在1980年代，有两个人的口碑颇受人注意，这就是胡耀邦与邓力群。
此两公都已辞世，不可能再在意这个世界了。但其亲朋故旧还在，不可能不关心自己倾心维护的人的口碑。在历史上，胡邓二人并无特殊恩怨。但在那个家国命运都特别关键的十年，二人却总在演《龙虎斗》。在胡的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主动攻击。在对待同侪上，他从来都是那种没什么心计的人。恰恰因此，才难以理解，邓为什么如此深仇大恨般地盯住了胡，几乎不放过任何放明枪暗箭的机会。然而，邓的这番良苦用心，最终并没有改变二人口碑判如天壤的局面：胡几乎成了某种“良知”的化身，而邓则充当了近于奸佞的角色。邓或许还不至于那么坏，但口碑的力量就是有那么强大，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无可奈何啊。
在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不仅仅追求好口碑，更指望载入史册，显身扬名。曹丕就明言：“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那些希望在悼词上写上“伟大的什么”的人，当然不满足于一个好口碑而已。
但也有不少人，恰恰是凭其当世之好口碑，最终得以显身扬名。就在近现代史上，就可以举出：武训、晏阳秋、卢作孚、梅贻琦、束星北、阿炳、马寅初、叶企孙、顾准、黄万里、周有光、资中筠、高华……，他们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不太可能在官方的正史上获得一席之地。但正是社会给予他们的良好口碑，让他们被人们记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骄傲。
谈到口碑，不能不提出以下问题：
A 世事众说纷纭，真存在众口一词的口碑吗？
B 口碑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吗？
C 口碑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有人认可”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口碑，当然不可能存在。任何受到广泛赞誉的人，例如胡耀邦，亦未必没有非议。一些人虽然没有明显非议，却未必被众所周知，例如叶企孙。口碑只能是在知名的圈子内的主流评价。
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人物评价的影响力是永恒的；像口碑这样的口头评价更只有很有限的生命。可能的两种结局是：逐渐淡去以致湮灭于无形；或者，由载于史传的文字评价所代替，当然最终还是不免湮灭于浩瀚的历史长河。
问题C才是我们的关注点。大体上，口碑有两种功能：激励个人与社会功能。前者与口碑对象有关。良好的口碑对于个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应当在乎他人的评价。这是一种利己主义吗？即使是，也是一种不坏的利己主义；如果连这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将更坏。不过，口碑对个人的激励十分有限。首先，因为滞后效应，真正的口碑很可能出现在评价对象的身后，来不及对个人起作用。例如，今天对张志新的好口碑，如何去激励已死去的张志新呢？如果说迟到的口碑仍然有某种激励作用，那是因为，个人对自己的正义行为终将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赞赏抱有信心。对于蒙冤负屈的人士，这种信心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在开封的病床上濒死的刘少奇，口中依然喃喃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对此深信不疑；倘如此，也就能够安然上路了。
口碑的社会功能在于：良好的口碑对于良善之辈是真正公平的、价值彰显的回报，这一事实对于世道人心有巨大的影响。不妨说，正是在漫长历史中，对无数良善之人的良好口碑，渐渐融汇为社会的伦理观念，激励着人们普遍向善。这种力量纵然无形，却非常强大。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约束，人类或许早已退化为禽兽。
“口碑”一词本身并不限于好评，否则就没有“口碑不佳”这种说法了。不过就习惯而言，口碑更多地用于褒奖。同样，“物议”本身也是一个中性词，不过习惯上通常用于贬抑。
自古就有“人言可畏，物议难防”的说法，足见对物议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是真正的杀伤力——不可低估。毁于物议的人士古今都有，随便就可举出很多。
晚清大臣无能，似乎是众所公认的定论。但那时的清流大臣却非常厉害，狂热爱国而又敢言，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指斥当朝重臣，不让半分；被他们指为汉奸者，无不遭时论痛诋，没有人能招架得住，就连有宰相之称的李鸿章也不得不退避三舍。
民国历史上有一个被国共两党一致打倒的人物，他就是陈炯明，今天众所周知的罪行就是叛变。他反对孙中山是真，而叛变革命则未必。辛亥之后在广东首举义旗的就是陈炯明，他因此而成为广东的第一任都督。但他认为革命成功之后就应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孙中山再举义旗对抗北京，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争执，一直将自己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最后只得躲到香港去度过余年。
较之于晚清，民国年间被舆论斥为汉奸的人更多，其中当然有不少真汉奸，汪精卫、陈公博之辈便是。但也误打了不少忠良之士，最著名者就是抗日英雄张自忠。1937年张自忠因病滞留北京期间，曾奉命与日方交涉，因而被舆论指为汉奸。为洗刷污名，张自忠自此发誓以身报国。1940年，在湖北枣阳与日军重兵交战，张自忠毫不退避，直至战死在阵地上。要不是一心向死，一个上将何至像士兵一样临阵冲杀？
可见，物议足以口诛忠良，尽管其所鞭挞者亦不乏丑类。李鸿章、陈炯明、张自忠等之不敌物议，岂不让在意美誉之士更畏人言？
关于物议有如下一些可注意之点：
物议来自社会舆论，没有舆论就不可能有物议。因此，物议存在的前提是，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使之足以形成某种舆论。文革中，迫使无数知识精英自杀的“群众批判”不是舆论，那不过是当局导演的貌似自发的行动。
物议所遵循的原则，也就是作为物议背景的社会舆论的原则。此原则是否可取、是否具有正义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因而物议的作用可好可坏。痛诋周作人媚日变节的物议当然有道理；但导致民国影星阮玲玉自杀的物议，就是以旧礼教杀人。
类似于口碑的作用，物议的作用亦分两类：震慑个人与影响社会；物议足以使个人畏惧舆论，并影响社会的世道人心。至于向好还是向坏，就要依舆论的性质而定。例如，对舞弊者的物议，会形成可观的社会压力，致使欲犯规者三思而行，因此推动社会崇尚诚信；对异见者的物议，则可能迫使个人缄口不言，使社会走向普遍冷漠。
无论口碑还是物议，都来自社会，或者来自社会中的某个特定人群；而其对象则是某个个人。因此，口碑或物议与其对象的关系，也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强大的，而个人则十分渺小，根本不足以抗衡社会。正是这种强弱悬殊之势，使得个人通常屈服于社会舆论，而这正构成口碑与物议发生作用的心理基础。只有当社会四分五裂、根本无法形成大体一致的舆论时，社会才失去对个人的约束力。
社会相对于个人的强大，固然是个人逃避不了的现实，但是好是坏，却不能一概而论。一个公序良俗居于主流的社会，它的强大自然有益于全社会向善。但一个奸邪当道、不义公行的社会，则其强大唯有使大多数人不幸。这一层道理明如白昼，无需多说。
值得深思而通常被忽略的，倒是看来相反的一点：即使是一个整体上健康的社会，过分强大也非其成员之福。社会永远不缺少特立独行之人，这些人于社会并无大碍；他们的异见异行究竟是好是坏，也许一时还看不清楚。而人类经验则往往表明，正是这种另类言行，很可能包含着重要创新的天才萌芽。但因囿于习惯，社会舆论常常不能容忍这种异见异行；而当社会过分强大时，势必将这种另类言行扼杀于无形。这种事例，无论古今中外，都不胜枚举。
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除了要求它奉行良好的文明价值——这导向公序良俗——之外，还要求它对任何人——包括那些不受社会欢迎但也不致公然作恶的人——持有适度的宽容；没有这种宽容，社会迟早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无论口碑有多大的激励力、物议有多大的破坏力，它们是否对某个人发生作用，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反应，亦即个人在乎还是不在乎。或许会说，在彻底的“在乎”与彻底的“不在乎”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形态，有程度不等的各种“在乎”。细究起来，事情确实如此。不过，一个初步的分析不妨忽略那些中间形态。
那么，是在乎好，还是不在乎好？对此问题的回答，首先应作“立足于个人”与“立足于社会”的区分。
如果立足于社会，而且社会足够强势，那么，如前面已指出的，个人无法抗衡社会，必定大多数人屈从于社会。这样，社会的大多数必定既在乎口碑，也在乎物议；或者概言之：
大多数人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这就是一般规律，它与形成社会舆论的人群所信奉的原则无关，也与社会制度无关，当然就与东方、西方无关。在这种意义上，“在乎他人”，只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由社会决定的一般心理取向，无所谓好坏。这一层考虑，就不必多说了。至于“弱势社会”这种特殊情况，并无普遍性，不太有考虑的价值。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立足于个人的选择。依据上面的结论，对于社会舆论，个人一般地选择“在乎”；选择“不在乎”者，至多是少数例外，这就是那些特立独行之人。不过，恰恰是这些例外有最大的重要性，他们的选择不仅影响自己的命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气氛。如果个人选择“在乎”，那么就与大多数顺从社会的人无异，几乎表现不出“特立独行”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种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不假思索的被动服从。因此，真正重要的是选择“不在乎”。
如果你不在乎好口碑，根本不顾及他人说好说坏，就是认准自己的奋斗目标，勇往直前，那就真的是忠于信仰、志趣笃定了。这样的高尚品性，当然值得推崇。正是拥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人类文明才增添许多亮色。但对此的评价也不宜过高。首先，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绝对不在乎他人评价的人。喜欢听好话，乃是人的本能之一。还有，即使好评如潮，听听也无妨；或许你可能从中发现某些值得警惕之处。例如，如果已有人在山呼万岁，你也仅仅应之以“不在乎”吗？
如果你不在乎他人的物议，即使评头品足、吹毛求疵之声如风贯耳，你总不为所动、我行我素，那可算是意志坚定，非随风摇摆之辈了。问题是，真有人能在倾盆大雨般的谤议之前充耳不闻吗？胡耀邦当然是极具操守的非凡人物，但他在去世前三年面对无数诬陷、攻击与误解，其内心痛苦之至，岂“不在乎”三字得了？其次，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物议也未必明智；倘这样，你很可能忽略了一个信息窗口，而由此进入你脑中的信息，可能有助于你修正航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万无一失呢？
尽管如此，尽管“不在乎”并非绝对有利无弊，但我还是要说，对于口碑与物议，对于他人的评说，你还是不在乎吧！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质，在今天尤其十分稀缺；恰恰相反，今天人们太在乎了：太在意博取名声，也太在意规避或者压制物议。很少人意识到，他们在乎的东西其实十分肤浅，也十分虚幻；而隐藏在后面的价值，则无人关注。今天遍地是浮躁之徒，缺少的就是超脱之人。没有超脱之人，哪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