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系统理论的一个常识是：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截然有别。不幸的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这一区别。这种疏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几乎少有人注意。一瞥其中的奥妙，于学理与现实都不无益处。
系统、系统论、系统控制等等，都来自海外，我们的本土文化不曾涉及这些东西。
若谈及某些具体的系统，例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动力系统、操作系统等等，并不难理解。但一旦实现逐级拔高的抽象，谈到越来越一般的系统，例如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大系统、封闭系统、开放系统等等，就不免遇到逻辑上与认知上的困难。本文不拟涉及系统理论的深奥问题。
你会说，至少开个头应该不困难吧。例如，不妨解释一下：什么叫系统？坦率地说，一开头就被你难住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什么叫系统。依照今天通行的观点，一门学科抽象度愈高，其中的概念愈简单、愈基本，就愈难给出严格的定义。这是追求逻辑严谨性的现代科学思维的一个难题，不妨将它命名为欧几里得难题，因为正是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在研究几何学时最先遇到这类难题。解释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物质、什么叫运动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的难题。
你会说，别吓唬人啦！我们的哲学老师说过，如果用辩证逻辑，没有什么不能定义的！那么，我只能说：我既不主张也不用什么“辩证逻辑”，且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无所不能的神器。况且，我也从不和哲学家讨论问题，以免扰乱我所熟悉的世界秩序。
烦人的是，我还是没有绕过那个缠人的问题：什么叫系统呢？
系统就是由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事物构成的集合体。
且慢赞美这个定义，先听听我自己的评语：不过是一句咬文嚼字的废话！我一点也没有哄你，真是一句大废话。因为什么叫“互有联系”？什么叫“事物”？什么叫“集合体”？全无交待。你又会说，如此简单的东西还用解释？但“系统”不同样简单吗？为什么一定要定义呢？至此，关于定义“系统”的讨论，就只好无功收场了。
尽管如此，被我自己贬为废话的定义，用作某种参照亦未尝不可，只是不宜发给正式许可证罢了。
鉴于以上教训，下面直接进入具体问题，不再纠缠抽象概念。
熟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就是：
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立于其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简言之，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这一原理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奉为圭臬；至于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它、是否在实际研究中奉行它，那当然是另一回事。至于被马克思主义者冠以“资产阶级”头衔的西方学术界，也不乏严谨的学者认可马克思的观点，而且在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坦然地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得出某些不无说服力的结论。更多的人则并不明确引用马克思，但持有类似于马克思的思想，通常称之为经济决定论。这一概念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别，并无本质意义，因此下面将不作区别。
不用讳言，经济决定论受到广泛的批评。本文的主要兴趣正在于：这一类的批评是否有道理？问题的症结何在？
对经济决定论的最直接、最难以反驳的批评是：无数的事例表明，经济对于政治等等并不起决定作用。一个几乎现成的例子，不是来自西方，恰恰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本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经济的市场化与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很难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仍然完全不同于西方。如果不是这样，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也根本无法顺利进行。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东西方的巨大差距依然如故。这一事实，显然不能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
当然，这只是随手举出的一个事例而已。类似的事例多得不可计数，不必赘述。
如果认为经济决定论会被如此轻易击倒，那么也太肤浅了，马克思等人还不至于如此肤浅。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你是在哪一个系统中考虑问题？选取的系统不同，答案将很不一样。
例如，如果某个观察者立足于19世纪的欧洲，他会发现，普遍实现的经济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或迟或早地带来了社会的民主化，也推动了整个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但如果你立足于某个巴尔干小国，所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那里仍然停留在某种落后的自然经济阶段，但在政治上或许跟上了欧洲的民主化潮流，已有一个普选的政府在台上了。这样一来，结论似乎是：经济决定论适用于欧洲，但不适用于那个巴尔干小国。
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欧洲与那个巴尔干小国有何不同呢？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来，回答很简单：在当时的条件下，足够大的欧洲大体上可视为一个封闭系统；而一个处于邻国影响下的欧洲小国，却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经济决定论仅适用于封闭系统。
为什么经济决定论适用于封闭系统，并不能仅仅从系统的封闭性得到解释，而需要更深入的实证分析，此处不论。为什么经济决定论不适用于非封闭的系统，则能简单说明如下。像巴尔干小国这样的系统，它位于欧洲这个更大的系统中。尽管小国还未实现市场化，但全欧洲的市场化环境，已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这完全可能带动小国的政治开放。如果那个小国是封闭的，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类似地也可以解释晚清年代中日两国的差别。在1860年代，中日两国都处于同样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但日本是一个小国，且有较开放的历史传统，较早地实行了对外开放，因而顺利地实现了明治维新，大幅度地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传统也更加封闭，开放的程度很低，就自然只能有由其落后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结构了。
在中国，“地理决定论”这种东西影响度要小得多，它也不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可。不过，地理决定论在西方还是颇有市场，其影响力甚至接近于经济决定论。在形式上，地理决定论亦大致接近于经济决定论，它可表述为：
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
你很可能一眼就看出：这未免太武断了吧？它广受批评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它所受到的批评比经济决定论还要多。不过，地理决定论也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肤浅、不值一驳。实际上，它有许多非常富有说服力的重要应用。以下就是一个颇有兴味的应用。
中国与欧洲在制度文化上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差别？用经济决定论显然是解释不了的。中欧在经济上固然差别甚大，用此来解释中欧的制度文化的差别亦不无道理，但为什么经济上有如此大的差别，却没有得到解释，它不能用社会的内部因素来解释，只能到社会之外去寻求原因，那就是地理环境的差别。
根本差别就在于：欧洲大陆海岸破碎，港湾众多，西欧内陆的每一点到海岸的距离都不大，因而可以说，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是海洋国家或准海洋国家，内外交通都高度依赖于海洋，海上贸易发达，各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密切。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决定了欧洲经济的重商性质，同时也决定了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渠道众多，既具有列国林立这种多元化特质，同时又具有某种程度的一体化格局。
中国则恰好相反：中国大陆太庞大太完整了，内陆的大多数地方离海岸遥远，是那种典型的大陆国家。海上交通在国内交通上几乎不起作用，而自古以来朝廷从不感到有海外贸易之必要。乾隆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一方面加固了内陆的自然经济形态，强化了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传统，抑制了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另一方面则助长了闭关锁国的倾向，强化了盲目的大国孤傲心理。这些都是非常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作用，即使到今天也未必已完全消除。
由此看来，盲目地排斥地理决定论，并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误用地理决定论，这亦牵涉到系统的封闭性。如同经济决定论一样，地理决定论并不适用于不封闭的系统。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就地理环境而言，中韩两国显然截然不同：中国是一片大陆，这种地理环境如何决定其大陆型的政治经济结构，前面已经作了分析。韩国则三面沿海，海上交通方便，可以说是一个海洋型国家。如果地理决定论适用于它，那么它的包括经济、政治诸方面在内的社会结构，应当更接近于那些海洋型国家，例如南洋诸国或者地中海国家。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亚洲国家中，韩国可以说曾经是最汉化的国家之一，它几乎完全抄袭了中国的制度文化，因而成了一个纯粹的大陆型国家。
可见，地理决定论并不适用于韩国。理由就是：韩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无法抵挡从中国输入的制度文化。
从对应用经济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的分析，足以看出，区别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其意义何其重大。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是重要的，并非仅仅与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有关而已。
一个社会系统可以只涉及一个国家，例如中国，此时这个系统的元素就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系统也可能涉及一组国家，例如欧洲，此时这个系统的元素，就是欧洲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封闭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尽管它可能与地理因素有关；封闭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意指系统内外的元素之间的交流被完全阻断。例如，说王朝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意指不存在境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当然，现实情况远非绝对如此。因此，当说到中国的封闭性时，不过是极而言之罢了。实际上，地球上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封闭系统。就是在哥伦布之前，欧美之间也曾有某些联系，只是微不足道，且没有什么结果罢了。前面在分析经济决定论的应用时，将欧洲看作一个封闭系统，更是一种近似的说法，只是忽略外界对欧洲的影响而已。
在本文中，将开放系统理解为不完全封闭的系统，它的开放程度当然可能呈现很不同的情况。因此，一个开放度很低的系统，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非封闭系统”。
本文要强调的核心结论就是：
包括经济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在内的社会定律，可用于封闭系统而不可用于非封闭系统。
对于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上述结论有重大意义。至少可注意如下两点启示：
其一是，如果希望从观察资料归纳出某个社会定律，可用的资料应当取自某个封闭系统。当然，所得结论也只能用于同类封闭系统。
其二是，切忌随意将社会定律用于非封闭系统。倒不是因为用于非封闭系统的结论一定错，只是说那样的结论没有可靠性，因而少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