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皈依佛学与否，对于佛法中的金刚经、禅经等等，大概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它们似乎具有先天的神圣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圣殿中，亦有同样神圣的尊者，它就是辩证法，称之为经，一点也不过分。不过，“辩证经”可不是一尊容易接近的神；哲学已经够让大众敬畏的了，居于哲学之巅的辩证法就更加神秘莫测，除了高山仰止之外，谁敢随意品评？然而，现代理性的真正确立，恰恰有赖于对这尊神的祛魅。
谈到辩证法，已进入了哲学的神圣殿堂，那里只有昂然挺立的众神，似乎没有供俗人消遣的故事。其实不然，辩证法也不乏故事。当然，也别指望它们有多大众化。此外还得声明，辩证法是地道的泊来品，没有什么本土风味，是典型地属于“那一套”的东西。
辩证法起源于古希腊。在俗人眼中，辩证法已属高级哲学了——富于联想的人甚至宣称，形式逻辑是哲学的初等数学，而辩证法是哲学的高等数学——希腊人有何能耐，能做出这样的大学问来？其实，并非希腊人有多聪明；只是古希腊有其得天独厚之处，这就是：城邦国家、商业立国、大众政治，其中每一项在古代都非同凡响，三者兼有就更是特异之邦了。
这种土壤如何适于培育科学文化且不说，此处只是强调：在那种环境下，公共生活特别发达，在公共事务与学术生活中，盛行讨论与辩论，而这就给辩证法的生存创造了最佳气氛。辩论中常常不免对立意见激烈交锋、反复换位，这些已具有辩证法的特色。因此，最初辩证法不过是以“辩论术”的面目出现，并非什么系统的哲学理论。
辩证法在欧洲学人的圈子内流行了两千多年，仍然是一种思考、表达、论辩的机智方法，并没有成长为什么大理论，值得著为长篇巨制。就是作为方法，它也不过是许多科学方法之一，散见于各种作品中，并不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那样系统地使用。
但哲学史上的一个大人物改变了这一局面，此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黑格尔。正是黑格尔将辩证法的运用推至高峰，他的巨著《逻辑学》，既是辩证法的一座大厦，也是运用辩证法来表述概念世界的一个绝妙典范。没有人超越黑格尔，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成了绝响。
不过，在官方哲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多半不这样想。在中国人看来，辩证法是马克思的一个发明——唯物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吗？辩证法不属于马克思还属于谁？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既没有发明辩证法，也没有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著作，甚至没有费功夫去系统地概括辩证法。马克思不做这件事，当然是明智的——不需要或者不值得做！
想读马克思的辩证法著作，不免会失望。但还是不可否认，马克思是黑格尔之后最全面地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其代表作就是著名的《资本论》。今天《资本论》是否仍然是经济学的圣经，或许值得讨论；但涉及19世纪学人的辩证精神与风格，《资本论》还是不失为典范。当然，那种风格是否值得沿用，那是另一个问题。
仅以专门论及辩证法的文字而言，恩格斯是比马克思更下力的作者。恩格斯的这类著作，最著名者当然是《自然辩证法》。颇有趣的是，我相信恩格斯不会想到，百年之后，“自然辩证法”竟然成了中国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我也相信，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一做法本身就是违背辩证法精神的。
恩格斯当然通晓辩证法。但他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坚决地主张：19世纪的那种哲学应当消亡，因为它已经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那种哲学还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研究科学，这在现代世界已不合时宜。这一点，也是中国学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此外还指出，《自然辩证法》只是一个运用辩证法的札记，尽管饱含智慧，却不是什么“自然辩证法”的系统之作。我相信，恩格斯不会认为值得去写一部辩证法专著。但我相信，现代中国的哲学教授，一定会有这类著作问世，只是没有翻阅过，因为我的科学理念并不支持我去花此时间。
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可谓近代德国哲学的同门人士，都执着地信仰辩证法。读此三人中任何一人的著作，都能让你意会辩证法；但还是未必能完整、清晰地界定辩证法。而这恰恰是中国学人最需要的。中国学人是考试训练出来的，他们应考试而生、应考试而活。凡属不能“依甲乙丙丁写出是什么”的东西，根本就不算学问！依此，上述三人手握的辩证法，就算不了学问。幸而，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件大事，他就是苏俄的伟大导师斯大林。
斯大林早年读过教会学校，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也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如何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启蒙。但确定无疑的是，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小节，属于斯大林。这样，中国学人终于有了参加哲学考试的信心。至于斯大林的表述是基于自己的心得，还是某个秘书的运思，那恐怕属于国家机密，就不必深究了。不管怎样，斯大林的著作问世之日，就是人们翘首以待的“辩证法经”的诞生之时。或许是斯大林名声欠佳，今天哲学界已不太提到斯大林了，这是后话。
至此，你可能仍然不知道，辩证法究竟是什么！这一缺陷很快就会被弥补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三条或者四条规律而已。“三大规律”之说，首见于黑格尔；另一条规律——下面的第一条——是斯大林加上去的。
普遍联系与发展规律——说“世界是普遍联系且发展的”，当然无人反对，但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极平凡的事实，将其上升到“规律”的高位，用一句邓拓的名言来说就是：伟大的空话！现代官方哲学家似乎也有点难为情，干脆将它删除了。但这样一来，斯大林的唯一哲学贡献岂不就没了。此处保留着，以见对斯大林不薄。
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即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列宁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现代领袖则用《矛盾论》一书作了发挥，后来又将它表达为“一分为二”，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天才发展。至于为什么一定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多”，没有任何人认为需要解释。
量质互变规律——即所谓“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或者“量质互变”规律。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量的积累导致质的变化，反之亦然。至于为什么，这种问题同样无需回答。
否定之否定规律——它描述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模式：克服对立面，然后自身又被新的对立面所克服，如此继续不断，乃至螺旋形地上升。
这些是真理吗？就其描述了事物运动的某种一般形态而言，说它是真理，并不为过。但依据现代科学思维的高标准来衡量，就无法认为它们是什么有清晰意义的规律。至少，你不可能将它们作为规律加以运用。
如果以伟大的四条规律支撑起来的“辩证经”，只是搁在神龛中供人膜拜，那么，它们确实不失为珍品，将长久地被人们欣赏，就如同今天《易经》备受欣赏一样。只是辩证经的现代解释者与监护者，并不满足于仅仅起这点作用，而要让它来解释自然、社会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就相当于用它来包打天下了。这种抱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辩证经的能力，其结果如何，就如同20世纪所有抱负非凡的乌托邦进军一样：志在扫荡天下的伟大征服，最后将自身扫荡进了历史遗物的百宝箱。
这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哲学的人本来就少之又少，在与旧世界作生死斗的造反者队伍中就更少。我曾对人言：没学过数理化而自称懂哲学绝不可信。有人担心这“太刺激人”，但我至今不改初衷。
就是造反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甚至大知识分子，例如艾思奇，你能相信他真的读懂了康德、黑格尔？就是黑格尔，也未必能读懂哲学界的后来人罗素、海德格尔。不要以为这太恐怖了。一个没有哲学的人类，未必一定过得很坏；但既然有了哲学，且不想丢弃它，想去把握它，就有这么费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无论艾思奇读了多少哲学，他不能不领受任务：将辩证法教给其他人，这是政治任务！于是，一个辩证经横行天下的时代来临。
辩证经扫荡天下的成果有多辉煌，无需举太多的例子，因为有关事例的性质与样式都没有太大差别。
1960年代，领袖发现了“一分为二”，而当时不多的专业哲学家之一的杨献珍，则主张应以“合二为一”补充之。于是一场空前激烈且有点暴戾的大决斗爆发。当然，结局没有任何悬念：持“合二为一”论者岂有不向领袖投降之理！如果不是躁动于哲学幻想中，真正静下心来扪心自问：你能拒绝“合二为一”吗？或许，用来证明“一分为二”的阶级矛盾，不是证明“合二为一”的最好例子（其实也未必）。但是，即使你举了一千个“一分为二”的例子，我再举一千个“合二为一”的例子有何难哉！“氢氧化合成为水”不是“合二为一”又是什么呢？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来，举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谁都知道，争论是没用的，这里真正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个：权力！
此处显然不是全面评价辩证法的地方；不过，略作论列，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我得承认，我所受的科学训练，妨碍了我彻底服膺于黑格尔等辩证法大师；要完全成为辩证法的信徒，我不幸生得太晚了点。从根本上说，我不可能对辩证法给予太高评价，在现代科学风行天下的今天尤其如此。
即便如此，我仍然不能对辩证法不屑一顾，干脆认为黑格尔的那几卷书就是一堆废话。今天，最极端且颇带轻蔑的说法是：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就那些最浅薄的辩证法掮客而言，这样说并不过分；但我并不愿将此看法加诸辩证法本身。无论如何，辩证法应当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因为它表征了人类智慧发展的一个阶段，尽管不是一个特别高端的阶段。
要较好地理解此处面对的问题，我不得不插入一段题外话。
还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通过不太困难的综合，人们就发现了一些高度概括的普遍结论，其中就包括辩证法规律，也包括阴阳、金木水火土等等。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人类，很容易不假思索地将这些东西认作普适的宇宙法则；而思维惰性则决定了它们不容改变，从此成了思维世界的金律。但一旦人类智慧进入成人期，就发现曾经的偶像缺陷累累，最主要的缺陷是：其一，构成金律概念的陈述，完全不符合现代科学所要求的严格标准，因而所表达的意义完全不清晰。其二，这些结论没有经过任何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检验。至圣的金律唯有经过某种改造之后，才可能在人类知识宝库中获得一席之地。包括易经、太极图说、经络理论——不幸也包括辩证法——等等在内的古典文化遗产，其命运就是如此。
辩证法不可能逃过这一劫数。辩证法涉及的概念，如量、质、矛盾等等，都未曾经过严格界定，因而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可以作各种很不同的解释，由此导致的歧义之混乱，可想而知。出路有两条：其一是尽可能地精细化，但这条路走不太远；其二是干脆承认这些东西是无法精确定义的概念，只能给予某些解释，且对其相互关系作某些限定，相应结论也只能在所限定的范围内作有限的应用。
至于辩证法规律的真理性，则应视为在逻辑上无法证明；鉴于其不乏事实基础，不妨作为公理使用；而任何公理都难免人为选择的因素，而这就丧失了原来的那种绝对地位。
依据现代科学精神重新解释了的辩证法，至少不再有明显的逻辑缺陷，但也不再有先前那种受人景仰的神秘性，不再是人类科学殿堂中高不可攀的一尊神，而只是可为常识接受的某种平凡之物。这对于辩证法其实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因为几乎所有人类文化遗产的命运都是如此。但是，辩证法殿堂的守卫者呢？他们能够顺应潮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