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影视剧中见过之外，现代人不大可能有机会看到神乎其神的江洋大盗。如果有人声称：江洋大盗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世间蟊贼会突然降临，你想必会认为，这纯属欺人之谈。实际上，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警告远不是危言耸听，任何关注天下苍生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打算写一部《盗寇史》。如果有，我现在就预订了！替强盗修史的想法，一点也不荒谬。须知，强盗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是并不令人喜欢的部分；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一部分的古往今来，怎么谈得上通晓文明史呢？
在儒家经典中，强盗不可能找到适当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强盗的事迹不感兴趣。恰恰相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草民与读书人，对强盗的兴趣浓厚。这特别体现在武侠小说广受欢迎这一点上。不要辩称：武侠小说中都是堂堂正正的行侠仗义之士，其中哪来强盗？这就不必自欺欺人了，那些纵有高尚名义的杀人越货之徒，难道都不算强盗？
我承认自己对于神通广大的江湖侠士有点着迷，而且着实将《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不入流的书搬上了书架，说是供闲时消遣，但迄今尚未翻阅过。心中依然是那句话：待悠闲时不妨看看。
在盗侠的谱系中，近代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只能算末代晚辈，根本排不上座次。在民间传说中，古代最有名的大盗有两人：盗跖、庄蹻，他们完全够格称为“强盗之祖”；在盗匪窝中是否供有他们的牌位，未曾考证。
盗跖事出《庄子·杂篇》，据说是春秋时代鲁国贤臣柳下惠之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樞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其行事非强盗而何？不过，在现代官方史家的笔下，盗跖却交了好运，被封为了“奴隶起义军领袖”。
庄蹻事出《史记·西南夷列传》，据说是楚庄王之后，奉派经略西南边陲，驻滇池为王；如何领巨盗之名，则史无明文。
对古代盗侠的最早系统记载，首推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对于游侠人士，司马迁以饱含同情的笔调作了如下综合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跖、蹻暴戾，其徒颂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对于其中提到的朱家、剧孟、郭解等，书中介绍稍详。这些人都继承了古时侠士之风，仗义疏财，振贫扶弱。至于他们颇为丰厚的资财来自何处，则书中语焉不详。古代的江洋大盗，当然不至于将行状写在脸上。太史公所称的“游侠”，或许称为“侠盗”更为贴切。尽管司马迁有许多暗示，但终究没有点出“盗”的那一面，乃至侠乎盗乎，刻意让其模糊不清。
在后世名气更大的是宋江这伙强人。尽管梁山108条好汉是小说家言，但宋江等36人横行州县、打家劫舍，是于史有据的。在《水浒》中，施耐庵倒也爽快，并不掩饰梁山好汉就是强盗。不过，如同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一样，梁山好汉大都豪爽可爱，似乎不是什么反派角色。
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司马迁这类半官方史家，对于强盗——至少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那部分——给与了某种正面评价。其实，这可概括为一句被广泛认可的古语：盗亦有道！
无论古今中外，盗贼都构成人类社会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部分，也可以说，他们组成正常人社会之外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有特定的人员构成、行为模式与文化。这个社会内部未必充分组织化；否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黑社会。
在正常人眼中，盗贼社会是陌生、灰暗与神秘的，这不能不引起某种好奇心。首先感兴趣的问题或许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来自何处？既然没有人认为盗贼是天生的，那么上述问题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如何会走上盗贼的道路？
这样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崇尚人道的社会中才有意义。在文革年代，盗贼作为坏人，被归属于反动阶级；盗贼的习性，就是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为什么要当盗贼——反动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有了如此简单而又绝对的回答，提问者当然不再有话可说。不过，这种答案无用，它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尤其无助于与盗贼沟通。阶级理论的精髓在于，它认定盗贼自其降世起就是与我们本质上不同的人。
事实恰恰相反，盗贼本来是与我们一样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只是因为其特殊的人生际遇、生活环境与生存状况，迫使或诱使其自甘堕落，铤而走险，干起掠他人之财的营生，以致迷途难返。
同样境遇的人，究竟洁身自好还是自暴自弃，取决于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犯罪学问题，不是此处所能深入讨论的。要强调的只是：作为歹徒的盗贼固然可恶，但他们终究是不幸之人，社会对于其可悲的沦落不无责任。
红色贵族刘源家世显赫、血统高贵，没人敢将他与盗贼相提并论。但文革中命运将他抛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饥寒交迫，而且受尽凌辱。在回顾知青生活时，他坦然承认，为了生存，没少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如果不是在他彻底沉沦之前，出现了奇迹般的时来运转，谁敢保证：后来堂堂的上将，肯定不会掉入最不堪的人生险途？这里用得着一句稍稍改写的套话：
蟊贼盗寇宁有种乎！
那个被称为中国十大悍匪之首的抢劫杀人犯张君，出生在常德的一个贫苦农家，是张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张君在12岁时，身患绝症的母亲渴望吃一碗肉丸，他竟历一学期之久，攒足了5毛钱，终于了却母亲的心愿。
了解这件事的人，应当不致认定张君天生残忍、毫无爱心。因家贫而早早辍学的张君，开始模仿那些影视人物，在家乡打架斗殴，幻想成为一名江湖好汉，在边缘社会中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名气。一旦到了这一步，生活的逻辑就使他无法止步了，他成了一名江洋大盗，等待他的只能是可悲的结局。
不能说，张君是当代悍匪中的最恰当的典型；我相信，那些不幸走上这条路的人，完全可能有着很不同的人生故事。但张君的故事至少提示人们：今天的江洋大盗，完全可能有一个不染污秽的昨天。
问题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明天的江洋大盗，今天完全可能就在我们周边，他们很可能是平常而可爱之人，更不可能在脸上写着他的可怕前程。那些诱使张君们最终堕落的环境因素，一件件看来其实也很平常，其他人也未必与之绝缘；何以独独在张君们身上发生作用，恐怕连社会学家也未必能说得清楚透辟。
就特定的个人而言，任何精致的社会学理论都不足以预测：此人的未来，是阳关大道还是危险歧途。社会学理论仅仅在统计平均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如果诱发盗贼的那些社会因素因被忽略而不被管控，那么盗贼的队伍势将有增无已。
鉴于此，社会的责任，就是要尽可能消除那些诱人为盗的社会因素，其中包括贫困、失业、被歧视凌辱、帮派团伙流行、诲淫诲盗的影视泛滥等等。
张君在进入“盗贼社会”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早就一头扎进了那个“后备盗贼”的社会，这也是一个隔离于主流社会的社会，其成员的典型面貌就是：无业、困于生计、得不到家庭与社会的援助、染有不良嗜好、不参与主流社会的各种活动……。
总之，这是一个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社会”。正是边缘社会成了盗贼的温床。
真正关注社会安全的人士，不可能不将注意力投向边缘社会。
边缘社会的构成也是杂乱无章的，其内部并无组织性可言——如果那样，周永康的后任们岂能安寝！
对于庞杂无比的边缘社会，并不容易分析。我们宁可选择一个小得多的目标：仅仅分析边缘社会的一个很特殊的部分，它恰恰是未来最危险的江洋大盗的温床——这就是无业的大学毕业生群体。
没有任何明确的官方数据，足以准确估计今天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数字，但间接的推断足以肯定，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数量，达数千万人之众。此结论基于如下考虑：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八百万人以上，即使已经大加水分的当年毕业生就业率，也在90%以下。这样，每年都有近百万之众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失业者队伍。当然，这些人还会继续找工作，有些甚至五年六年地等下去。但他们的竞争力肯定将与时俱降，直至“人老珠黄”无人问津。
已经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仍然面临巨大的失业威胁：因学非所用而被辞退；因单位破产而失去工作；因自主创业失败而无业；因种种原因而自动离职……。鉴于市场化格局已初步成形，职业流动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中途失去工作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同于其前辈，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颇看重其工作的内在价值、个人的生活品味等等，比较随便地变换工作，不太在意难免的失业风险。当然，也有一些人盲目自负，志大才疏，不惜贸然丢弃现有的工作，去圆更具吸引力的创业之梦。
凡此种种，都将一个个曾经壮志满怀的大学生，推向他们从未细细思量过的失业境地，成了社会的边缘人。在中国，脱离边缘社会重新就业的难度极大；首先，与每年新出炉的8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竞争，就难有胜算。
生活于边缘社会者，将面对许多人生难题；由大学毕业生组成的边缘社会尤其如此。
人非圣贤，谁能不在意世俗荣华？现在工作都没了，口腹之欲尚难满足，哪里谈得上购车、购房、成家？不要说来日方长，有些事情实在是时不我待。望着那无情地逝去的青春，谁能安之若素呢？
人们或许忘记了那个当年高考的优胜者、那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那个以灿烂前程相期许的佼佼者，但当事人自己可不会忘记，即使丢了工作，雄心犹在啊。但身处一个边缘社会中，你如何去施展拳脚呢？你有坦然面对同窗旧友的勇气吗？
即使你意志如钢，奋斗不息，但你的父母亲友沉不住气啊。你的双亲为供你读大学，或许近于倾家荡产；今天年事已高，面对他们，你能毫无愧色吗？为成就你的学业，你的亲友或许曾经慷慨解囊，这可能只是一笔人情债，但更可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债，你能心安理得吗？还有，在将你送入大学的师长眼中，你曾是他们的高足、骄傲与希望，你将如何面对他们的询问与期待？
即使你壮心不已，发愤图强，有些事情恐怕也难天随人愿。或许你至少能做到一点：不啃父母，养活自己。为此，你只要不吝体力就行了，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多着呢。问题是，你能放下架子，甘愿干一份低贱活吗？
你面对的这一切都不轻松啊。无论如何艰辛，多数人终究将挺过这一关，完成角色的转换，是好是歹都将日子过下去。这于个人与社会都是值得庆贺的。
不幸的是，恐怕终究不免有一些人不会甘心如此打发一生。更不幸的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很可能恰恰是颇有才具、自我期许甚高的人，他们是被错置了的才俊；他们的潦倒，可能是因在阴差阳错中错过了机会，或者可能纯粹是无常命运的作弄。
我熟悉的一个理科博士，曾经是我认定最能有作为的人。工作后，不知哪根神经走神，他折腾几次之后竟然丢掉了某个软件公司的优厚工作。在这样的行业，在外面晃几年之后，就永远不可能重操旧业。此人就这样失业了，无论如何惋惜也帮不上忙。
这一类人本来是或应当是命运的宠儿，却不幸成了命运的弃儿。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挺得过来的。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同情远远超过对其他人。我只祝愿他们有时来运转之日。但我也不无忧虑：在困境中，他们能把握住自己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心生邪念，铤而走险呢？如果他们决意要做现代的盗跖、剧孟，那将是难以对付的高手啊。
掌握高科技的高智商者，应当是社会的栋梁；倘不幸而误入歧途，则很可能是本领高强的江洋大盗，岂不是祸害社会的大蠹？
就在这个人们充满期待的新世纪，会出现一批才高八斗的江洋大盗吗？但愿这不过是杞人忧天，否则将令人不寒而栗。恰恰就在刚才，我看完一篇惊心动魄的详尽报道，那个最终落网的江洋大盗，正是曾经的学府高才！你如何去慨叹这类人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