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几乎传遍世界的寓言说，一个皇帝被周边人所骗，误认为自己已穿上了一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新衣。身为皇帝，无论明君还是昏君，被臣下所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岂止穿衣之类的事情而已。只是这样一来，皇帝眼中的世界，势必很不同于真实的世界。这件事对于王朝安危的重要性，却未必是每人都清楚的。
那个误认为穿上了新衣的皇帝，其实什么也没有穿，当然是因为有人谎称献上了一件新衣。于是事情实际上是：皇帝被某人所骗，该人声称献上一件新衣，而那竟是一件乌有之物。当然，这个寓言骗不了你，你绝不会相信天下竟有这样好骗的皇帝。
其实不然。似乎并不特别愚笨的人，也可能容易受骗，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看到这一层，才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是皇帝渴望新衣。贵为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能缺什么？就是为他置备一宫殿的衣服，又何难哉。问题是，本性贪婪的人类永无满足之日，愈富足的人愈感到贫乏，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厌倦眼前的一切；他要的不是已有之物，而是要新的！恰恰是真正新的东西不常有啊。
一无所有之人，送给他的任何一件破衣都是新的；而应有尽有之人，其眼中几乎每件东西都是旧的，对“新”的渴望较他人更甚，皇帝尤其如此。
其次是有人热衷于给皇帝献上新衣。给皇帝进贡，是天下人争先恐后要做的事情。献上贡品，那是无与伦比的一笔投资，其收益可能足够享用一辈子。在宫门前等待着给皇帝进贡者，必定每天都排着长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会获得入宫的幸运。当然，贡品并不限于新衣，包括能使得“龙颜大悦”的一切：新奇物品、绝世美女、祥瑞吉兆、边事捷报、皇帝功德载记、对皇帝的最新颂词……。
贡品最好是新而无形。一件有形的新衣肯定打动不了皇帝，他见过的新衣何止千万，再新的东西，在皇帝看来也会是旧的。新而且无形，那么皇帝未必能一眼识破，或许他就可能动心了。其他贡品也是如此。但要新而无形，却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你报给皇帝：某某地方现出祥瑞，说不定皇帝要派人查验，完全可能弄巧反拙；如果是一个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东西，或许可能蒙混过去。你给皇帝拍马屁，寻常的吹捧肯定不行，皇帝早就听腻了；太露也不行，容易使皇帝生疑。只有那种精巧含蓄、不露形迹的谀词，才真正让皇帝沁透肺腑、五脏皆乐。这种功夫岂是每人练就？自然是天下难事了。
这一切成功与否，就看最后的结果了。完全的成功就在于：皇帝穿上那件无形的新衣之后，要真正认为自己确实穿了新衣，否则就失败了；还要皇帝周边的人全都助兴，一致赞颂皇帝的新衣，只要有一个人不识相，竟然道出真情，还是失败了。这两点都不无风险，但毕竟顺利闯关者多，否则就不会留下“皇帝新衣”这一千古传奇了。
新衣的故事虽然事涉皇帝，其实亦可用于任何“无冕之王”。新衣故事中皇帝之所以表现特异，仅仅是因为他拥有绝对的专制权力，至于其称号是皇帝、元首或别的什么，其实是无妨的。因此，下面涉及的事例并不限于皇帝。
无论进贡新衣者如何谄媚有术、手腕高超，终究是欺骗，只不过是一个匠心独具的奇异骗局罢了。但欺骗皇帝毕竟是一件既担风险、又背伦常的事情。那么，谁会骗皇帝呢？
只有那些既有动机、又有本钱的人，才可能欺骗皇帝。
邀宠争功的大臣 大臣就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干部，已经位高权重，但并不满足；况且身在中枢，如履险境，不稳则退，岂能不时时注意在皇帝身上投资，岂不随时将皇帝喜欢的新衣奉上？
既在皇帝身边，自然对皇帝脾性摸得一清二楚，献上新衣时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规避风险。民国初年，袁世凯最渴望的新衣，就是“万众拥立”的民意，周边的人刻意进献的正是这种“民意”。他哪里知道，那都是蓄意编造的假民意，是一件皇帝新衣，其巅峰之作就是专为他一人编的那份报纸。很可能，袁世凯至死都不知道，那份报纸竟是假的！
苟求利禄的文人 文人由于本能，或者由于功名心切，最热衷于粉饰太平、讴歌圣上。古代文人无论科场制艺，还是朝堂对策，都不能不用上一生的功夫，使出浑身解数，将对圣朝、圣上的赞颂编织得浑圆剔透。或许，圣上根本看不到这种妙文，但在那种普遍以拍马屁为高的氛围下，此类文章自然可获优评。
凭借天下文人的如花妙笔，再衰朽的乱世也就成了盛世，皇帝宁可信哪一个，那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众口造金”的奇迹，也有一个现代版。就在大饥荒的前夕，“五七”之后幸存下来的文人们，一个个舞文弄墨，似乎一心在“致君尧舜上”，硬将一个“万户萧疏”的局面，粉饰成一个“莺歌燕舞”的盛世。这件“新衣”，圣上岂能不信，岂能不受，岂能不爱？这种马屁经的一个最新版，就是轰动世界的吓尿体雄文《厉害了》。
乐得逢君的草民 草民远在荒野，任何呼号都达不了天听，似乎最无进献新衣的机会。但历代草民恰恰最乐意皇帝穿上新衣，并非邀宠，而是出于善意。乐圣上之所乐，常常是草民的本能习惯。在这一点上，中国草民构成天底下最善良的一个群体。
历代以来，中国草民——无论其处境如何悲惨——的家庭神龛上总少不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其中的“君”才是最实在、最受崇敬的。只要家中还有人在，锅中还有粮下口，草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可天下太平、圣朝天子功德无量。
从老百姓那里得到一个好口碑，在中国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去斟酌，自己对皇恩的赞颂是否恰如其分，草民们想必认为，这不过是尽子民的本分罢了。一个人尽此本分，当然谈不上什么效力；但天下人都尽此本分，便织就了一件巨大的新衣，它正是圣上求之不得的。今天有如泉涌的那许多“吓尿体”，就多半来自草民。
中国农民所承受的苦难，莫过于大跃进时期无人能逃过的饥荒。在大饥荒过去三年之后，我在参与四清运动时发现，农民对于大饥荒的惨痛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只要碰到“诉苦会”——诉民国之苦——就常常不经意地诉起公社的苦来，任何导演都无可奈何。尽管如此，对于圣上的英明，却仍然没有半点疑问。这就是中国农民，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在矛盾中，但他们居然看不出此中有任何矛盾。
今天，对于西化的恐惧已经压倒一切。其实，西化之最可怕者，唯选举而已。但这不过是虚惊罢了。我敢打赌：如果在辛亥前进行选举，当选者一定是宣统小儿！如果今天选举，谁会当选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既然如此，究竟何惧之有呢？
飘飘欲仙的皇帝自己 皇帝还会受自己的骗？正是这样。其实，那个最勤勉、最固执也最有效的说服者，非皇帝本人莫属。皇帝最希望的是什么，其心中岂不一清二楚，岂不时时刻刻念兹在兹？一个念头在头脑中盘旋得太久了，不免就会成为幻象，其真实性就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这样，最终不就信了！
既然可以信别人，信自己岂不更天经地义吗？蒋介石的领袖梦早在黄埔时期就开始了。只是，身边那些人并不特别买账。论资格、学养与才气，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辈岂肯让半分？这就缺了起劲献新衣的人。蒋本人倒是毫不气馁，自说自话，永远记得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挂在嘴边。说多了，他岂不觉得这些真的全都成了现实？只是，他多半至死都不知道被自己骗了。
所谓自欺欺人，实此之谓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被那样多人骗过之后的皇帝，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呢？没有人可能去窥探皇帝的内心，但并不难作某些合理的揣测。
皇帝自称“朕”、“余一人”，就如同蜂群中的蜂王，绝对不同凡响，有其特殊的气势、脾性、口吻、眼光与视角。更重要的是，他眼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经过许多献“新衣”者刻意塑造过的世界，是人们恰好希望皇帝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五彩缤纷、琳琅满目，但其实不过是给真实世界披上的一件新衣，真实世界则隐藏在它的后面。
制造新衣的人们，为着自身的目的，在皇帝的内心世界中赋予了些什么呢？
那个世界只有莺歌燕舞，并无刀光剑影。总之，那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是值得与任何古代盛世相比的辉煌时代，是真正能够呼应“黄河清、圣人出”的时代。你如果读过大跃进年代周扬、郭沫若、臧克家、赵朴初等的颂诗，对于一个现代盛世的形象，就心知一二了；而那个形象，无疑正是圣上心中的世界形象。圣上未必就不知道，真实世界中必定不会事事如意；但耳边一种声音响久了，再独立的人也不能不从众啊。
那个世界一定是众星捧月。每天都有不绝的人告诉皇帝：如今的天下，就是无远不服，万邦来朝，天下归心，异声绝迹……，圣上岂能不信？
1795年，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的英国使团来到北京，希望一举打通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与外交关系。然而，乾隆皇帝从大臣那里听到的却是：英夷给圣朝进贡来了！这岂不让乾隆龙颜大悦？
中苏分裂之后，全世界大多数共产党人自然跟了莫斯科，他们似乎还是相信，那里毕竟是正宗。我们自己的报纸，却尽是全世界都尊北京为领袖的报道，圣上岂能不信？
那个世界一定是万众一词。皇帝或许好恶多多，但真正最喜欢的还是悦耳之言，最忌恨的则是异己之声。一旦不断有人告诉他：普天之下都遵圣上所言了，他能不相信，异己之声已经绝迹吗？在1959年，圣上大概认定，“大跃进就是好”已成共识。偏偏一个彭德怀在庐山发出不同声音，领袖的盛怒可想而知。而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几乎所有人都持彭德怀的声音了，当初庐山的那种众口一词局面岂不成了假象？领袖是否这样想过，是否略有迷惑，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渴望新衣的皇帝，与一群热衷于献上新衣的臣下，合力营造了一种奇异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异化成了裸帝，而皇帝的“化妆师”则异化成了帝国的掘墓人，最后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那么，为害者是谁呢？
归根结底，制度才是最大的为害者。
皇帝渴求新衣，这无关乎制度，只关乎人性。即使是民选总统，也未必不爱新衣，只是他身边没有那么多献殷勤的人。但给皇帝以无形的新衣这件事，就不能不关乎制度。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热衷于讨好皇帝？还不是因为都想与皇帝做笔交易，从中得到好处。皇帝无非是以赐给臣下好处来换得新衣；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皇权制度给了皇帝公权私用的权力。为什么未必愚蠢的皇帝会轻易被臣下所骗？就因为在皇权制度下，只存在单一的信息渠道，皇帝无从获取真实的信息。为什么明知皇帝裸身的人，不敢说出真相？因为制度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皇帝的判断与威严。于是，“皇帝的新衣”这种天下最荒唐的事情，就能完成它的各个环节；将所有环节串起来的链条，正是制度。
可见，要避免“皇帝的新衣”这种荒唐事，从根本上说，除了更新制度之外，别无良法。简言之，关键在于终结专制制度，更不必说终结绝对专制的皇权制度。
在民主制度下，谁会产生“希望有人献上新衣”这种疯狂想法？谁又会整天琢磨着给某人“献上新衣”以换取好处？且不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法网，在普遍的法治、文明的氛围下，也会为全社会所不齿，乃至身败名裂。
在民主制度下，社会进入多元开放之境，公共生活几乎透明，公众人物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玩“无形的新衣”这种把戏，不仅绝无可能，也超出公众的想象力。在民主制度下未必没有骗局；但那种长久的、让国家掌舵者掉入陷阱的大骗局，绝对不可想象。访问北京的斯诺听到的“他们骗了我”之叹，绝不可能出自罗斯福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