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爱哲学的人，不太可能崇拜萨特：此人竟用整整一卷书来谈论“虚无”。只是，读了他的这卷书之后，你对于“虚无”的认识多半仍然很虚无！这似乎注定了，任何人谈论“无”都难以成功；现在我却选择“无”作为论题，就有点自不量力了。不过，此论题所固有的吸引力，还是足以令人克服心中的畏惧。
谈无，真是选错了时间地点：要么在一千年前，找坐床的禅师；要么在印度，找一个佛学大师。这些人可以坐谈竟日，由空至空，指空说空，空空如也。一个俗人，哪有那种本事？
就说无量，凡物岂能无量？古印度的思想大师们最爱谈无量，但恰恰是他们最先创立了量的文化；他们推出了那些不可名状的超级巨量，让刚刚脱离蒙昧的古人吓个半死！例如，“恒河沙般的多”，究竟是怎么个多法，你能想象吗？在这样的巨量面前谈无量，究竟是彷徨还是滑稽，就只有请教佛门高人了。
如果真的受高人指点，那么就会知道，无量在何处了。
身居大国而说“国家无量”，肯定非常不合时宜。恰恰相反，国人最爱提到的就是大国的体量：多少亿人的大国、地大物博、多少项世界排名第一……。最具有艺术性的，莫过于在忽略量的时候，突出其量之大：“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从来就不对小国说三道四！”这不明明告诉你对国家大小的首要关切吗？大国对小国说三道四，肯定有失雅量；小国对大国说三道四如何，就没有下文了。如果有人旁白一句：“说三道四的权利无关乎国家大小”，境界的高下就判然有别了。在这种情况下，无量何在呢？
在德高望重的老者面前，说什么“资历无量”，其无礼之甚、失敬之甚，就更不必说了。在我们的文化中，在品评一个人的资质、德望时，一个年头、半个等级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的等级制严格规定了各等级的房屋尺寸、车马规格、行礼次数、磕头响度，谁敢大意？不知这些是否失传，反正今天的规则更细密了。我就听到一些热衷于宫廷文化的人津津乐道：在重大场合，总理总是严格掌握自己的位置，在第一号人物后面5步，在第二号人物后面三步，误差绝不超过半步！这种政治智慧岂不是世界之最？没有在礼仪之邦历练过十年八载的人，不仅自己做不到这些，也不能理解东方人何以如此缜密。一句“人格上人人平等”，固然凸显了主张“资历无量”的坚定，但文化品味似乎就没了。你想要哪一个呢？
在佛学界，或者一般地在宗教界，无形绝对是第一高超境界！佛祖、上帝等等，都是无形的；谁见过上帝，知道他是啥模样？
就个人而言，最高贵的东西，莫过于灵魂了；灵魂就是无形的！此话可真？我没有看到过灵魂，不敢妄断。如果某人居然说“美丽的灵魂”，肯定就很无知了：你根本看不到灵魂，何以知其美丑？
当然，无形的东西还多着，非仅灵魂而已。
精神就应当是完全无形的东西。但就实际感受而言，恐怕精神还是多少有形可循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是要一点精神的。这岂不意味着，“一点精神”与“多点精神”有别？我没有看到过“一点精神”形象如何，更别说“多点精神”了，因而无从区别。也经常听说“要吃透精神”。吃透一个完全无形的东西，肯定是人世间最可观的奇迹，能否有一睹其胜的机会呢？倒是很值得期待的。至于“雷锋精神”，则不仅有形，而且几乎伸手可触了。“雷锋精神”岂不就是帮扶老人过马路、每周有一次拾金不昧、每天写一篇记载好事的日记、每次做好事时一定不失时机地请人拍一张照片吗？再没有比这更有形的了，还说无形，那就有点言不由衷了。
倒是没有人说过，物质也是无形的；至少，俗人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物质都非常有形；至于像引力场那一类的物质，且另当别论，普通人并没有这种物质概念。倘若物质终归有形，那么“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岂不意味着“无形变有形，有形变无形”？这不失为很中听的哲学命题，但总不免有点匪夷所思。
如果完全无形的东西，突然变得有形了，这固然是很有趣的一幕，但你就不会发问：突然有形的东西所从何来？现代科学最讨厌之处，就在于它有点较真，不像“天人合一”之类中国智慧那样圆通，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胜。一定会有科学怪人追问：那个从无形变有形的“变”，是如何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吗？如果经历了一段时间，无论多么短，它总会有一个中点，那么在那个中点处是无形还是有形？如果你觉得这种人难缠，就再也不要挂什么科学招牌了！
就“什么是质”这一问题，如果你请教某位老先生，他一定会告诉你：质就是与形相对的东西。对于那些同样不知道“形是什么”的人来说，上述回答当然不起作用。就是知道形是什么，也未必知道与之相对的东西是什么。这就陷入僵局了。
真的，我就承认，自己不知道质是什么。在很多时候，干脆承认不知道是最省事的；若进而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那就彻底轻松了，只是那样脸面也损失得太多了。
最不能承认“自己对质一无所知”的人，当然是质量监督局的人了。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负的，在这种问题上，未必比你我知道得更多。
其实，不要忘了，除了形之外，质还有另一个对立物，它就是量。于是，不妨将老先生的回答改为：质就是与量相对的东西。前面已经说过量了，不管你对它是否依然不甚了了，都不妨依据你所知的量来想象质。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凡根本无需提及量的东西，想必就是质了。但这样一来，质岂不就是无量？至少，前面提到的那个质量管理员是不会同意的。
因此，在“质是什么”这件事上，所取得的进展甚少。
尽管如此，还是不妨谈及无质。为此，只需要将质理解为某种内涵，它完全不涉及形、量等等。至于此中尚未明晰的一切，完全不必介意。那么无质呢？岂不就是：对其内涵谈不上任何东西的东西吗？
问题是，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吗？当然有，社会主义就是！它曾经是有质的，而且是“本质”——根本的或者核心的质。凡考过政治課的都知道，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答案，只是没有人记得罢了。或许至少能记起一条：计划经济；但这一条后来被邓公取消了，已代之以市场经济。那么“按劳分配”呢？则被彻底矫正了，变成了“按劳分配加按资分配”。“公有制”呢？就到荣智健、马云、任正非那里去看看好了。“共同富裕”呢？这种东西似乎只有北欧那些奇葩国家，才当一回事。如果这许多东西全都没有了，那么你还能说，社会主义有质吗？
也并非只有社会主义才如此；什么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人民当家作主、核心价值观等等，岂不都是如此？可见，找出一件无质的东西，实在易如反掌。
“无用”的意义一望而知，完全没有“无量”、“无形”等等那样虚玄，不仅无需请教什么佛学大师，甚至不必请教任何人。
不过，稍有阅历的人就不会如此乐观。
经历过文革的人肯定还记得：“读书无用”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甚至成了我们的“国家格言”！与此相反，说什么“不可不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有点危险了，至少得举目四顾，看是否被人听见。“读书无用”需要证明吗？多此一举！只要看看当时的读书人大都去哪里就够了。
岂止是读书无用，无用的东西还多着呢：个人兴趣无用、爱好无用、探险无用、旅游无用、娱乐无用、逻辑学无用、心理学无用、社会学无用、技术无用、外语无用、大学无用、社会无用、现代化无用……总之一句话：
凡是领袖不知道、不感冒、不欣赏、不相信、未经历的东西，一概无用！
这类无用，也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例如，说“心理学无用”，就关系到一大批人的生计与出路，许多心理学专家，无论如何学富五车，就只有改行或者投闲置散了。在那个火红年代，就有不少心理学、美学、社会学、法学、刑侦学、政治学、逻辑学、遗传学、人类学、宪法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教授，包括一些大师级人物，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岁月成了“处理品”，被人拉去充当各种杂役。如果能改行当图书管理员，就已属万幸了，中国毕竟出了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
判定一件东西“无用”，真的很简单吗？你一定会听到铿锵的回答：很简单！但这个自行其是的世界不赞成。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即使最不足道的东西，要裁定其有用无用，有时都不容易。例如，50年前，没有任何人将某些杂草——例如野生稻——当一回事；而今天被当作宝贝了。而对于那些高深得多、精致得多、美妙得多的东西，例如心理学，却只需要一个早上就可以宣布其无用，岂不太匪夷所思了吗？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纯属专业领域的问题，该由谁说了算呢？如果哈佛大学要决定是否保留“东方学”，或者要决定东方学是否有用，我想特朗普是绝对插不上嘴的，无论他如何跋扈、如何牛气冲天。因为这既不属于他的熟悉领域，更不属于他的权限之内。东方领袖就不这样想。首先，他们从不认为世界上有“权限”这种东西，普天之下没有什么管不着的！其次，他们实际上也不承认，竟然有哪个知识领域对之关门！心理学算什么，难道就能将无产阶级——当然关切的是自己而非整个阶级——关在门外？
数理经济学无用，是由马克思亲自宣布的；由摩尔根开创的现代遗传学无用，是由斯大林裁定的，这一裁定使俄罗斯的遗传学至少落后30年。但如前面提到的，将整整一系列学科划入废物之内，就只有气魄更大、眼界更高的人才能做到！于是，中国大地上就有了一个“无用学科”的百草园。也是造化颐人，今天该园又百花盛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