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过激”或者“激进”都是一种给人观感不佳的东西，在酷爱稳健的人看来，简直近于邪恶；但在性好弃旧图新的人看来，则多少值得肯定，至多给以一种最温和的批评：或许有点矫枉过正吧。更激烈的人则干脆主张：就是要矫枉过正！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无知狂徒的信口胡言，约50年之前，这完全是标准的革命豪言！那么，在崇尚理性的时代，矫枉过正可乎？抑不可乎？
曾经在甲午海战与1937年打败庞大邻国的小日本，借以崛起的，是一件神秘武器，它叫做“脱亚入欧”，也就是完全放弃它所归属的东亚文明，接受并汇入欧洲文明。
在近代，走上脱离传统、倾向西方的亚洲国家，其实也并非日本一家。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那匪夷所思的激进与超常，乃至近乎狂热，不近常理。就是“脱亚入欧”这一口号，在任何其他亚洲人看来，都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你日本人的黄皮肤也要漂白吗？
引领日本人转向西方的启蒙学者福泽谕吉，曾这样谈论日本与欧洲的差距：“（与欧洲比较）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到今天……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福泽谕吉时代迅速兴起的崇洋热，来势如此凶猛，乃至在那些似乎无关文明优劣的事情上，新起的潮流也触目惊心。幕府时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时却认定牛肉是“文明的药剂”，牛肉火锅店生意火爆，不吃牛肉成了不开化的表现。
在更激进的人看来，日本人种也应在改造之列。福泽谕吉的弟子高桥义雄就认为，西洋人在身高、体重、头脑等方面都强于日本人，主张日本人与西洋人“杂婚”。外交官兼学者森有礼，在1872年发表《英语国语化论》，主张停止汉字教育，废除日语，以英语取而代之。
凡此种种，似乎颇为可笑，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行。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属过激主张或者过激行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矫枉过正。
但这一类的矫枉过正，是否仅有消极后果呢？这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值得仔细的分析。
可以肯定，就是在明治时代，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激进主张，就不乏反对与抵制的声音。更有甚者，对于旧传统的维护，仍然有强大的势力在。已经固守近两千年的旧传统，毕竟是人们驾轻就熟的，拥有不可胜数的拥护者。这些不能不构成“明治维新”的重大阻力。在这种情势下，伴随脱亚入欧论而来的种种激进主张与举措，至少在人们心理上平衡了旧势力的顽固守旧，从而有助于克服对维新的抵制。
在这种意义上，矫枉过正多少抵消了那个有害的“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因向左偏得太多，眼看要掉入左側的悬崖，此时唯有右打方向盘，而且宁可稍过一点点，才能摆脱危势。
上述意义的矫枉过正，其作用总不免显得被动消极，纯粹为应对“枉”而设。那么，是否也可能有一点点独立的积极作用呢？恐怕只能就事论事。例如在明治时代，“人种改造”确是不经之论；而日语的改造即使不是当务之急，也未必没有意义。
近代国人颇爱鼓吹：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强调这一点或许意在鼓吹“中日亲善”；但也可以引申出：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应做到。可惜，历史并没有证实后一结论。例如，中国就没有如同日本一样脱亚入欧。但若说中国完全没有步日本之后尘，则不是事实。中国也有自己版本的脱亚入欧，那就是民国年间部分国人鼓吹的“全盘西化”。只是，不同于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我们的全盘西化远远谈不上成功。
“全盘西化”一词，在当代中国早已成了禁语，年青人想必都没听说过了。就是那些在外观上已全盘西化的中国人——供职于跨国公司的白领已近乎此——也未必听说或认同全盘西化。
今天，是一个热衷于西化却不能谈西化的年代。
但若回到1930年前后，“西化”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种时髦。也不能不是这样。不妨想想：在衣食住行、风尚礼俗、思想观念、教育、文化、艺术等等方面，民国距离晚清——后者代表传统中国——已有多远！民国之所以不同于晚清的那些东西，包括洋货、洋装、汽车、电信、新式婚姻、新学堂、新文学、新戏、新时尚，哪一样不是来自西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坚决拒绝西化，甚至根本不承认有西化这回事，那就是将头埋进沙子里头了。
话虽如此，但在一个傲然矗立了几千年的泱泱大国，将西化说出口，却仍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或许，这正是中日之所以不同。
清末士人中最开明的那一部分——张之洞是其主要代表——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无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洋务官僚们也能做到。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深入西学之境的伟大学者严复，也做不到啊。
只是最开化的少数民国知识界精英，才不惮于直面西化的口号。胡适未必是现代中国最西化的知识人，但他确是“西化论”的最著名的代表；而且，他所主张的西化，正是“全盘西化”！这种主张首先出现于胡适在1929年的言论中；1935年，胡适又重申这一主张。更多的民国人埋头于实际的西化工作，并不在意“西化”这个招惹是非的口号。1929年致力于废除中医的南京政府卫生部官员，他们所推行的，不是西化又是什么呢？
在大众看来，传统中国再不行，还不至于每一点都该被西方化去。从根本上说，全盘西化是不能被大众接受的；今天，也看不出有望实现的可能。因此，不能不认为，全盘西化是一种过激的主张，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矫枉过正！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替胡适辩护。就是胡适本人，也不能不从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上稍稍后退，以回应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猛烈攻击。胡适的自我辩护颇有意思，他申明：他所说的“全盘”，不过是“充分”而已，并非“数量上的百分之百”。不再那么锋芒毕露的全盘西化，究竟能被多少人接受，不得而知。反正此后不再有知名人士鼓吹全盘西化了。
如果全盘西化是某种矫枉过正，那么是否如其他矫枉过正一样，它也包含某些正面元素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不妨审视一下，在鼓吹全盘西化的年代，代表传统中国的旧势力，何等顽固不化地维护老朽的制度文化，抵制任何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在这种让人绝望的环境中，任何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声音，都有助于打破沉闷的局面，推动社会的更新。而全盘西化的口号，就正是这样一种声音。全盘西化也不仅是用来“矫枉”的一块平衡物，它亦造就许多有独立价值的东西。
久未去过深圳，不知今天那里是否还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在1980年代，这可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我自认并不保守，但在那个年代，还是不免揣揣不安：如此激进的口号能被大多保守的国人所接受吗？难道不会被保守派据为口实阻扰改革吗？
那时，刺激人们神经的激进口号何止这一条。诸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头致富”等等，都很抢眼；至于“闷声发大财”，就简直不能列入1949年之后的合法语言了。在实际行动方面，几乎能想到的事情，都有人敢做或已经做了。最极端者，甚至提出了借鉴国外“无烟工业”的问题。这些都已远远突破许多人的承受能力。
无疑，这又是一种矫枉过正。
其所以如此，主要恐怕要归因于极左年代左得太极端了，人们久久地处于诚惶诚恐之中，即使上方三番五次地强调：现在改革开放了，得思想解放了，在许多方面脑筋要开窍了，路子得拐弯了，但许多人就是拐不过弯来。那些急于见到改革成果的人，你说该怎么办？有魄力的领导人就拣狠话说：凡没有法律规定禁止的事，都可以干！在民间社会，率意而为的人就更多了。这样一来，思想解放岂能不陡然升温？在一些地方已“解放”得一塌糊涂了！
那么，“过正”何在呢？经历多年极左之后，人们眼中只是一片左，突然改换了点色调，许多人不免看不顺眼，总觉得太右了；有些事情，稍晚一点再干，实在平常不过，但干早了就不免吓尿许多人，例如出租土地招商引资就是如此；有些做法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那时叫做“打擦边球”，例如沿海地区自辟外贸渠道就是如此；有些在很开放的人看来，也属邪门歪道，例如利用色情诱饵吸引外资就是如此。不同的“过正”，性质与效果都不一样。老左们哪管这些，一概斥之为“姓资”。但恰恰是这些“姓资”的东西，冲破了当年的极左禁锢，迎来了自由宽松的一片蓝天。倘非如此，或许今天还在许多“凡是”的管束下徘徊。由此看来，“矫枉过正”的解放思想，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至少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步骤。
作为一个词，“矫枉过正”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用于褒，也可以用于贬。只是因为大人物曾频频强调“就是要矫枉过正”，用以推动大跃进一类的 “新生事物”，人们才习惯于正面地使用“矫枉过正”。那么，站在理性的立场上，“矫枉过正”是可接受的吗？此问题并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
恰恰是力主“矫枉过正”的极左年代，绝顶荒谬的“创新”之举盛行，它们得到的最有力的辩护就是必须“矫枉过正”，而任何批评都止步于提倡“矫枉过正”之前。这种“矫枉过正”带来了惨祸，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鉴于此，要人们接受甚至鼓吹“矫枉过正”，在心理上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这样一来，“矫枉过正”可乎？抑不可乎？就不免犯糊涂了。
为走出眼前迷雾，下面或许是一个可取的思考角度。
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两点：一、“过正”之“正”，是否具有合符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合符道义的正当性？二、“矫枉”之“枉”，是否真正强势，足以成为压抑或者阻滞“正”的罗网？在以上两点都获肯定的前提下，采用适度的过激思想与过激行为来“纠枉为正”，应当可以接受，有时甚至不可避免。在这种意义上的“矫枉过正”，确实具有正面价值。如果所奉的“正”本身就没有所需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过正”更可能是值得警惕的过激行为。
无论对于世界的文明进程，还是对于日本自身的现代化，“脱亚入欧”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道义上也谈不上什么非正当性。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未免太狂热了，步伐太急促了，以致成了不折不扣的矫枉过正。这种矫枉过正，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谴责的。至于后来日本走上了侵略道路，那是军国主义的错，而不是“脱亚入欧”之误。
在极度没落的王朝制度下，中国颟顸腐朽久矣。在清末民初，有志于救亡图存的人们，除了走学习西方（那时人们并不认为俄国在西方之外）之路以外，别无选择。因此，不能说“全盘西化”——至少是西化——没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与西化有关的矫枉过正，就不是什么“旁门歪道”。实际上，那时的西化几乎还来不及有什么“过正”之处。
邓小平说过的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主要危险是左！冲着纠左而来的解放思想，不能不说是中国在文革之后的命运之搏；在这一伟大自救中出现的“矫枉过正”，实在自然不过，没必要吹毛求疵。
那么大跃进中的种种荒诞行为呢？大跃进也是一种“矫枉”，它要矫邓子恢等“小脚女人”之“枉”，实际上是矫科学、理性之“枉”。然而，无论邓子恢还是科学理性都不算枉，要矫这样的“枉”本身就很枉。因此，大跃进年代的“矫枉过正”毫无合理性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