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傅雷，在中国外国文学译界的大名可说是首屈一指，特别是在上世纪法国文学翻译方面是功推第一。因为傅雷，我们才知道了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诸如《欧叶尼.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都是他介译进来的，应该说大多数人在上个世纪对法国的了解，或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傅雷的译著开启的。
傅雷的留学生活以及恋爱婚姻都挺传奇，有空可以多讲讲，今天就说说他最后的遭遇。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就要来了，傅雷对共产党不亲也不远，持中立态度，但是他还是将祖田全部卖掉，躲到了云南昆明，想看看形势发展。半年后他又飞到香港，总认为自己靠自己挣饭，共产党来后不会对他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于是又拖家带口又回到上海。
果然共产党对他们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是需要的，一切都比国民党时要好，他被邀出席各种政治活动。他还出席了北京的政治协商会议，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客，他被毛泽东的魅力所折服，对新的社会充满了希望，也对政治突然热爱起来。
后来公私合营轰轰烈烈，文化界都成了公家的人，拿工资了。傅雷不想得嗟来之食，主动不要工资，靠稿费糊口。中国当时只有两人靠稿费糊口的，还有一个就是巴金。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他也积极参加，认为这是历史的前进，他要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为新中国而高兴。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但他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学人，凭感性做事，遇事实话实说，绝不懂什么新的政治是包含着新的游戏规则一事，他赤膊跳进去游泳，感觉不错。
都说傅雷解放后真是心情舒畅脾气变了样。但是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应接不暇，时间到了一九五七年，党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邀请他去了北京又一次聆听了毛主席有关讲话，要广大知识分子大胆向党提意见，不提是消极因素。他回到上海后是信心满满，一下写七千字的意见稿发言，在他认为是提了不少好东西，就等着受表扬吧。
哪知不出个把月，风向忽转，人民日报发出坚决打退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连篇累牍，汹涌澎湃，一子下把傅雷这帮人搞晕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不是党叫大伙提意见的吗？白纸黑字啊，怎么说变就变？这时他成了黑典型，要深度作出检查，必须承认自己是有意替反动分子张目。傅雷哪能受得了这个冤枉，他不承认。
但所有人都劝他低下头来就承认吧，不然连口饭吃都成了问题。果然他的译稿没有出版社敢接活，没活就没生活费，自己当初不要工资，说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已，这下断了炊，还真没想到会落到这个地步。低头还是不低头这是个问题。使天下人跪舔容易，但让傅雷违心低头难，宁折不弯，于是右派帽子就戴到了他头上。
他天天被叫去开会做检查，夫人在门上望眼欲穿，担惊受怕。这天傅雷低着脑袋脚步软得一摇一摇往回走，其夫人守在门口巴望着，当看见他时急不可待地叫：老傅，你怎么样了？忙上去扶住他……傅雷摇摇头说：哎，要不是小儿子敏还在读书，我就不活了……意思他就自绝走了。之后他就象变了一个人，才五十岁，完全衰落了。那种当年意气昂昂的精神一下子就被抽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译著者为什么在上世纪文革之初便自杀了呢？着实可惜，个中原因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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