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的故事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案例。但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代。当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杰姆斯斯宾塞（James Spencer）威胁了三年，要求关闭已广泛使用的黑莓通讯网络，这是一场专利纠纷。而黑莓本身也是有原罪的，2001年黑莓起诉建利尔电子公司（Glenayre Electronics）侵犯其一项专利，一项从主机推送信息至移动数据通信设备上的技术。
类似的战争也发生在版权方面，Napster（一款p2p共享MP3的软件）在2000年7月因为版权文件的共享而引起纠纷，最终被一名联邦法官勒令关闭服务器。两边的支持者都情绪高涨。一些公民自由主义者们打出反版权的口号“信息也需要自由（information just wants to be free）”。另一方面，大型音乐和软件公司认为，一个没有知识产权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创新的世界。
斯蒂芬 摩尼斯（Stephen Manes）对劳伦斯 雷席格（Lawrence Lessig）的抨击，反映了那次版权争论的激烈程度：
“根据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媒体红人劳伦斯雷席格所说，打击腐败的国会、过分的媒体和一个高代价的法律制度，这些运动都必须在街头开始。...和雷席格的说辞相反，不受版权法限制的所谓‘合理使用’的行为一直在扩张，复制粘贴的搬运工们直接从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中复制一大部分，这显然是不合法的。”
很明显，雷席格不是现行版权法的支持者。然而，斯蒂芬 摩尼斯的主张与其针锋相对，他相信在创造者的权利与使用者的权利之间有一种平衡，他的书《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中，反复提到这种平衡是如何在现代法律中迷失的。
像雷席格一样，有许多经济学家质疑现行的法律。有十七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包括了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简要声明，以支持雷席格质的诉讼案件，质疑越管越宽的版权。同时像雷席格，经济学家也承认知识产权有一定的作用：律师们说是平衡发明者和使用者的权利，经济学家们说是激励创新。从教科书中引用两名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沙维尔（Xavier Sala-i-Martin）的话：
“所有生产者们能自由的生产已发明的物品，那看上去很好。但是这种做法不能为进一步的发明创造提供动机。是限制使用现成创意，还是奖励创造性活动，两者之间需要权衡。”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自由的享受互联网上下载的音乐，同时也担心音乐家们如何谋生，如果他们的音乐一生产出来就立马免费。
虽然专利和版权的争议十分激烈，但人们普遍认为某些保护是必要的，以保全发明者和创造者的劳动成果。“信息需要自由”的说法又表明没有人应该从他的创造思路中获利。尽管这样，这也似乎不是一个强大的理由证明发明者和创造者必须靠其他人的施舍而生存，而我们其他人都是自食其力。
对于所有争论，为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和自由的利用现成想法，知识产权相关法律需要寻求这两者间的平衡。换种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若要培育创新，则知识产权是“必要的恶”。而双方分歧的地方是，知识产权的界线该如何定。对于知识产权的支持者来说，目前垄断的利润勉强够；而对于反对者来说，目前的垄断利润太高了。
我们的分析推论出了双方的分歧点。接下来的推理要沿着以下思路进行。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垄断。没有人愿意和别人竞争，无论是和自己的客户还是模仿者。目前专利权和著作权将垄断授予某些有特定思想的生产者。那么必将会有一些人付出了努力，但因为垄断的存在，努力付诸东流。创造新产品的人有一点不同于生产老产品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努力得到补偿。但是，从创新者的努力需要被补偿这一主张，到得出结论，专利和版权的垄断是最好的且唯一的提供补偿的途径，这中间是一个超长且危险的逻辑跳跃。“专利是一种奖励方式，奖励那些提出一种有价值的商业想法的人”这种观点在商界、法律界和经济新闻中比比皆是。但我们将看到有很多其他的方式能给予创新者们补偿，甚至都是实质可行的，而且相对于当下专利和版权所带来的垄断权力，其中大部分都要更加有利于社会。如果创新者们能够不通过专利和版权也能获得补偿，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知识产权实现了预期的目的，为创新创造提供了激励措施，那么能否就抵消了它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呢？
这本书探讨了双方的证据和理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创作者的财产权可以被很好的保护，即使在没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而后者并没有使创新创造增加。知识产权是不必要的邪恶。（现在还是全书的简介部分，此结论的推导过程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