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手掌的693天：法不管用，索赔只能靠自己了

今天是“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它由国际劳工组织定立，起源是一个纪念死亡和受伤的工人的纪念日。知道这一日子的人恐怕并不多，但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37852人，而《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6年全年认定（视同）工伤的人数为104万人。

下文是工伤工人受伤后的真实经历：

作者｜三三

“厂方答应赔我46万，我签不签？”

潘永香正在法院，和厂方谈工伤赔偿。她拿不定主意，打电话问工友和几个做法律咨询的人。这46万的赔偿金比法院判决少了七万八千元，有人劝她再坚持一下，争取一分不少。潘永香最后说，“再撑下去我怕我要疯了”。

厂方第二天先赔了20万，剩余款每月赔偿1.5万。潘永香在和解协议上签了名，她忐忑不安，担心未来18个月的执行期内会被拖欠赔款，如此一来，自己又陷入新一轮漫长的维权和等待。

谈判结束的这一天，距离她受伤已经过去快两年了。

潘永香在佛山一家制作吊牌的工厂上班，2016年5月2日那天，她正在操作压塑机时，突然右手手掌被机器压住。治疗期间，她做了截肢手术，右手手掌仅剩拇指大小的组织。那时她在这家工厂工作不到三个月。

根据规定，工人在受伤后需要先做“工伤认定”，潘永香在一开始的环节就遇到问题。认定工伤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工厂并没有跟潘永香签订劳动合同。她说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有很多老乡在这个镇上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也没有没买社保的。”她说的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以下简称《监测报告》）结果相符，《监测报告》写道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5.1%，比2015年下降1.1%，比2014年下降2.9%。

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奔波，潘永香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她被评为五级伤残。（注：伤残等级共分十级，一级最重，十级最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五级伤残赔偿标准，以潘永香工作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她能获得18倍的伤残补助金，10倍的工伤医疗补助金和50倍的伤残就业补助金。

可是在工资数额上，潘永香说她被厂方骗了。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在下个月月底发。潘永香2016年2月24日入职，受伤时，她还没有领四月份的工资。受伤后，有一天老板突然一反常态关心她“还有钱用吗”，并在第二天拿了一些钱给潘永香，让她签了收条。

后来，潘永香在法庭上再次看到这张收条——它成了潘永香的工资签收单：“四月工资2929元”，比她的实际工资要少。她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平均工资是4064元，但是她无法为自己证明，而这张收条却是白纸黑字写着，最后法院并没有支持她的主张。

2017年12月5日，潘永香拿到了终审判决，判决工厂于十日内赔偿53.8万。可是厂方以没钱为由拒不支付。

早在一审期间，潘永香就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工厂的财产，以保证工厂的财产优先用于赔偿。法院查封了工厂十四台立式注塑机和五台自动送料机，并跟潘永香说工厂注册法人名下并没有其它可冻结的财产。

但判决下来后，这家“没钱赔”的工厂却依然在生产，而法院也没有追查厂方是否转移了资产。这次事故让潘永香失去一只手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可是工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潘永香不信老板没钱，她发现老板胡某用他父亲的名字注册了工厂，但是钱都在自己名下。但她也无法向法庭证明这点。

她觉得走投无路了，联系上自己混黑社会的老乡，想跟老板一命换一命。“自己死了不值，要把老板拉上一起死，死都不怕了我还怕啥”。正巧老乡那时被人打成重伤，潘永香就没有问出口。她心里想，可能老天不让她走这条路。

“法不管用，只能靠自己了”

潘永香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拍卖查封的工厂机器，被告知要等待评估机器价值。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她也不想再等了。2018年3月22日，潘永香叫上四个工伤工友，决定去“闹”工厂。

那天覃剑荣刚下夜班，眼球布满血丝。因工伤失去右臂的他现在在一家企业做保安。2015年覃剑荣因工伤从右臂的上臂开始做了截肢，法院判94万多，企业逃避赔偿转移资产，覃建荣经过两年多追偿，最后拿到61万。

“如果见到老板，我们就一起围住他”，覃建荣给潘永香出主意。“重点是要取得证据证明实际经营者是儿子”，唐显贵收起一贯的笑容，面容严肃起来，“针孔摄像头多少钱？需要个针孔摄像头”。唐显贵四十多岁，大家叫他唐哥，平日唐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唐哥2014年因工伤失去左手，现在在佛山一家外资连锁超市做迎宾，一月1600百块，“省着点花够自己用”，唐哥笑着说。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聊出来具体的方案，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紧张，有你们陪我我不怕”，潘永香边揉搓着受伤的手边说。她的右手在截肢之后变得很怕凉，潘永香习惯了不停搓手以保温。

几个人进到厂里时，工厂里机器轰鸣，送料机和注塑机不停吞吐着原料、成品和半成品，工人们的手在机器压板之间来回穿梭。压断潘永香手掌的那台机器已经不见了——那是一台总出毛病的“老家伙”。一位在工厂做了八年的老工人告诉潘永香，她已经是自己在这个工厂里见到的第三个被机器压伤手的人。

“一个十级伤残，工厂的违法成本只有一个工人四个月的工资”，从事工伤工人服务多年的何晓波说，违法成本低是造成工厂不重视生产安全，工伤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给工人购买了工伤保险，治疗工伤的医疗费、赔偿中的伤残补助金、工伤医疗补助金、义肢的安装费和更换费用全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潘永香以找工作为由跟工人搭讪，询问工厂老板是谁，她特意穿了一件袖子上有口袋的衣服，一个开着录音的手机塞在里面。很快，举着手机帮忙录像的覃剑荣引起工人们注意，工人们不再愿意跟潘永香讲话。潘永香提出要见老板胡某，负责工厂人事的胡某表妹说胡某出国联系不上，胡某的母亲则说不出儿子去了哪里。

没有人再理会潘永香。她干脆过去关了工厂电闸，机器停下来，工人没办法继续工作，终于两个自称胡某“姐夫”的人出来了。他们拒绝跟潘永香谈赔偿，让她去找法院，“你要钱的太多了，又不是我们把你推进去的”，其中一人说。

潘永香在工厂门口，门上贴着工厂的招工启示，拍摄：三三

见不到老板，又无法谈赔偿，潘永香想不到其它办法。她站在工厂门口举着准备好的胡某和他父亲的照片大声喊，“无良老板，工伤不赔钱”，引来路过的人驻足围观。僵持之中，工厂已经恢复通电，关上厂门继续生产。两个“姐夫”叫来警察，警察警告潘永香，如果她再拉电闸切段电源或者堵住工厂大门影响出行，他们会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把她带走。

下午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睛，潘永香举着照片在厂门口喊了一个多钟。陪潘永香同去的工伤女工阿萍好声好气跟胡某姐夫商量，“受伤的人的心里不好受，体谅一下，都退一步。”阿萍和潘永香是老乡，两人受伤之后在医院认识。阿萍失去左手，五级伤残，刚拿到鉴定结果的她正开始跟工厂谈赔偿，她希望工厂能跟她好好商量。

软硬兼施之下，“姐夫”同意一周之后跟潘永香去法院谈赔偿。仅过了一个工作日，法院给潘永香打电话，要她过去跟厂商谈赔偿。“闹工厂”之后，法院来封了工厂的机器，这下工厂没法继续开工了。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的赵乙桥律师指出，工伤维权困难在于它程序繁杂，耗时长。很多工厂即使知道自己会败诉，还是想穷尽诉讼程序，把官司打下去。一是为了能拖延支付赔偿款，维持工厂正常生产经营，保证生产经营资金链。二是消耗工伤者，让Ta们感到疲惫，也能增加谈判的筹码。可是对一些工伤者来说，这笔钱关系到Ta们的生存和健康，Ta们拖不起。

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工伤者拿不到《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赔偿数额的钱。“有时候工厂还没开始压价，工友们自己心里就把钱降下来了，ta们觉得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长期关注工伤工友权益的社工阿霞说。

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最重要的

潘永香今年34岁，贵州侗族人，只上过三年小学。两年多的索赔程序走下来，法律文书已经攒了厚厚一叠，可是文书上的字她不是全部都认识，别提去理解晦涩的法律条文。政府工作人员讲的很多话，她也听不太明白，她说面对厂方和法官，她常常讲不清楚心里的想法，她怪自己没文化。她的老乡阿萍今年52岁，没上过学，因为很多字不认识，阿萍用微信多用语音跟别人联系，很少打字。

根据《监测报告》，一百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位跟阿萍一样没上过学，13.2%的农民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不到三成。受教育程度偏低，维权过程中的法律术语和法律流程对知识的要求又比较高。怎么打官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潘永香这样的工伤工人都是靠听其他人的经验来自学的。

今年过年，潘永香没跟老公回老家，她不想见亲戚朋友。亲朋聊起她的伤，总是很关心她能拿到多少赔偿款，跟她的伤相比，潘永香觉得亲朋们更关心她的钱。

阿萍受伤不久回到住处，邻居一见面就问她能拿到多少赔偿款，她气得马上走开了。“谁愿意用一只手换几十万？”回想这事时，她反问道。

另一个工厂女工阿娇是去年8月底受伤，失去左手，目前在等伤残评级结果。回家的时候，亲戚不断念叨着她失去一只手以后生活艰难，觉得她可怜。这种关心让阿娇感到压力，“关心不关心都让人不舒服”。

这些经历令她们干脆不再跟别人谈自己的伤，当然一起藏起来的还有心里无处诉说的压力。

阿娇跟丈夫和婆家人关系不好，夫妻俩在不同地方打工，彼此不多过问对方生活。阿娇得不到想要的关心，一直想离婚，丈夫不同意。受伤之后，她也没有改变离婚的想法。亲朋却劝她，现在残疾了，要收收脾气，对丈夫态度好一点。

甚至有人劝阿娇，等拿到赔偿，拿出点钱把婆家房子修一修，改善一下跟婆家人的关系。阿娇觉得很委屈，“我们就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怎么改脾气。难倒我现在残废了，就要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活着吗？”

没有念过书的阿萍结婚后跟公公学习修车，后来从老家贵州来广州开修车铺，一修就是十几年。进工厂之前，她把修车铺交给老公打理。在老公眼里，阿萍工作很拼，节假日很少休息。受伤后，看到丈夫忙不过来，自己却帮不上忙，阿萍常感到自责。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跟丈夫说气话提离婚，丈夫不答应，“她受伤是为了这个家，不是因为偷抢，我不可能跟她离婚。”

潘永香有一对9岁的双胞胎儿子和一个13岁的女儿，她担心三个孩子会因为自己残障而被人欺负。有一次女儿悄悄跟奶奶说，有人说我妈是残废。潘永香知道了很不好受，她怕自己会影响孩子们成家，“谁愿意跟一个妈妈没手的人结婚，都没法帮忙看孩子”。

儿子们的懂事让潘永香感到一些安慰。受伤之后第一次回家，她怕自己的手吓到孩子，就一直带着手套。有一次，手套不小心在孩子们面前掉下来，潘永香下意识想藏起受伤的手，儿子们却笑着跟潘永香说，“妈妈不用藏了，我们知道你的手，我们不害怕”。有一天潘永香和两个儿子一起出门，一不注意藏在袖口里的受伤的手从露出来了，两个儿子马上把妈妈围住，潘永香问他们为什么，儿子们说我们不想让别人盯着妈妈看。

潘永香会做整套的侗族服饰，上身无领大襟衣，下身短式百褶裙。一个人在广州过年那几天，她很想家，就做起家乡的衣服，做好了两件上衣，只是都没有装扣子。装扣子需要细密的缝纫，她现在只有一只手，没办法把扣子装上去。现在，潘永香老公的侗族头饰是婆婆帮忙扎的，女儿的裙子小了是弟妹帮忙改的，这些以前都是她亲自做的，她说以后再也做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