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母亲有许多心爱之物，她视之为珍宝，走到哪里带到那里，一件也舍不得扔。那哪里是珍宝，在我眼里就是一文不值的破烂。88年以前，我在平楼教书，母亲住在老家龙观；88年，我调往昆池陶成中学，她随我到陶成中学住。搬家的时候，我说没什么东西可搬的，直接走人就是。母亲知道我住的地方不大，全家五口人住在不到15平的空间里，不可能塞进很多东西，那些破家具她舍不得扔，也只好不要了。但她自己的那些东西，衣服啊、棉絮啊、旧被面旧床单啊、小本本啊、父亲给她的信件啊、破麻袋啊，甚至连塑料袋她都要带走。我叫她扔了，她就是不扔，说以后会用到的。这些东西就这样一直伴随她的一生。后来我到了宣汉县城工作，她又带着这些宝贝随我到县城居住。
那时候，父亲与母亲闹离婚闹得更凶。母亲不愿离婚，数次到父亲单位去找父亲。每次去，都要大包小包带上她的全部家当：她的衣服、被盖、棉絮、水杯、毛巾、申诉材料。身上背一大包，一只手还要提两三个小包，两只手要提五六个小包。她身体又不好，风湿病，全身痛，行走都不便，硬要带这么多东西。叫她不带，总不听。回来的时候，又得把这么多的东西全部带回来。看到她满脸的汗水和疲惫的身影，每次我的心都在滴血。
有一年，母亲又要到南宁去，又是大包小包的带上她的全部珍宝：两蛇皮袋衣服，一蛇皮袋棉被，一麻袋日常用品：水杯、毛巾、牙刷、牙膏、纸巾、塑料袋、各种小本本和申诉材料，一麻袋吃的：米、面、饼子、水果、腊肉、香肠等等，还有一个小口袋里装着一尊毛主席的半身磁像。这么多的东西怎么能带走！我劝她不要带那么多衣服，不要带棉被，把磁像留下，她硬是不听，非带走不可，就像搬家一样。我只好送她。
到达县上火车，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都挤不进，何况这么多的东西！那时还是绿皮火车，我看见车门被堵死了，不少人从车窗翻进去，甚至还有人从人群头顶上爬进去。这坐个火车就像打仗一样。母亲满脸绯红，豆大的汗水挂在脸上，头发已经乱成一团，眼睛里满是焦急与无助。她肩扛两个麻袋，手里还提一个，我手提两个袋子，根本无法从车窗上翻进去。我只好把她往车门里拼命推。好不容易推进去了，她却没办法接过我从人缝中递给她的袋子。结果那两个袋子她只抓住了一个，另一个在人流中不知去了哪儿了。
后来听妹妹说，母亲到了南宁，总是念叨那一麻袋东西。每次说起，她都是十分心痛的神情。到后来，她越来越觉得那一麻袋东西是她最宝贵的东西。92年，法院强行裁判母亲与父亲离婚，她就怪罪是因为那一麻袋东西丢了，因为有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倘若那份材料不丢，法院是不会判决离婚的。
二
零三年三月，母亲去世了，她所有的宝贝，包括无数皱巴巴的塑料袋，全都火化了送给她。想必她在天堂会用到它们的。
空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母亲不管到哪儿，总要带上她的全部家当？我妹妹说，那是因为母亲觉得一切来之不易，那怕是一个塑料袋，也是需要花钱买的。母亲穷怕了，一分钱都很难挣到，自然尽可能不用钱，节省钱。所以，只要她用得着的东西，她都要带着，免得花钱买。妹妹的说法有道理，但我觉得还不够。
从根本上说，母亲缺乏安全感。她生了六个孩子，年轻的时候，还能依靠父亲，尽管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一家人衣食不缺。还可以放心。可是后来，父亲不给母亲寄钱了，母亲断了经济来源，又带着几个小孩子，整天为衣食忧心，吃了上顿没下顿，那种深深的焦虑霸占了她的全部心身。能节省的一定要节省，能不用钱就绝不用钱。即使我后来参工了，代替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把我的工资绝大部分给了母亲，她仍然没有安全感。她担心我不孝顺，担心我攆她走。如果我不管她了，她怎么办？所以，她不管到哪里，都要带着她的那些珍宝似的家当。
很不幸的是，我那时对待母亲的态度恰恰应证了母亲的担忧：我尽管十分明白母亲吃了一辈子苦，要孝顺母亲，都因为工资低——两千年初的时候，我的工资只有七八百元；家庭人口多——我们夫妻二人加一个小孩，母亲、小弟弟，有时大妹一家也常住我家，经济十分拮据；再加上婆媳关系紧张，我总是对母亲没有好声气，有时甚至还喝斥她。有一回母亲对我说：我去算命了，说我要饿死下场。我的眼泪一涌就出来了。我发誓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养活一家人都不够。母亲有时想要点零花钱，我拿不出，心情不好，就吼她。她渐渐的就不怎么说话了，见了我也特别的拘束、不自在。
零二年的冬天，我到成都去了，母亲在家煤气中毒，人就有点痴呆了。她见了我，总是说：儿子啊，我啷凯住（怎么办）哦。我那时也没意识到她是老年痴呆，只是不耐烦，叫她别闹。妻带她到医院去检查，做了CT，医生说没事。后来母亲吃饭就没有控制了，锅里有多少饭就吃多少饭，不吃完不罢休。有次她一人到饭店吃稀饭，一连吃了十多碗，把饭店老板吓坏了。母亲大概记起了那个算命人说的话：你要饿死下场。
不久，正是春天刚到的时候，母亲去了。我们几姊妹在后河边把她生前带来带去的那些珍宝全部火化了，她在天堂拥有这些她自己的珍宝也许会放心一些、安心一些。
三
母亲常年带着那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她当成宝贝似的，我却以为是包袱。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生了七个孩子，带了六个，养大了五个，身体早就累垮了，哪里有力气带那些包裹嘛，对她来说，也应该是包袱，可她就是当它是宝贝。
我想，生活在极度不安全的环境中，母亲用她那些不值钱的破烂为自己编织了一层保护壳，就像蜗牛一样，那容易受伤的部份蜷缩在硬壳之中。母亲依靠不了别人，甚至也依靠不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她要自己保护自己。她没有钱，无法走到哪儿就在那儿购买自己的必须品，她只能像蜗牛一般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珍宝，不必花钱就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使用，她如此保护自己。
这层硬壳不仅在母亲的身上，也内化到她的心里，她的思维里，以至于只要一说到要去某个地方，她就会习惯性地去收拾她的全部东西（不需要“想起”）。这是母亲的悲剧，因为她已经无意识地做出不安全的反应行为。这也是我的悲剧，我没有给母亲提供一个可以让她放心的安全的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努力了，并非不想让母亲安全，但我没做到。因为我没条件做到。假若母亲熬过了那个春天，我会给母亲一个放心的生存环境。因为零三年后，我的工资大幅度上涨，我可以给母亲买新衣服，新棉絮，新被盖。
仔细想想，其实我也有一层壳，那也是包袱，想甩都甩不了。母亲去世后，由于深深的内疚、自责，我痛苦不堪。只要一想到母亲，说话就哽咽了，眼泪就滚落下来。而且脑子里随时都会想到母亲，想到她去世前那一晚的情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学会了不再去想，我把自己包裹起来，更准确地说，我把那些有关母亲的伤心事封装起来，藏在心灵的某个角落，小心翼翼的避免去碰触。但我知道，它就像《百年孤独》中的殖骨袋，不管我走到哪里，我也不会扔掉它。即便它无比的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会扔掉它。它不止在我的心里，它已经成了我的一部份，我必须背负着它，走完我的一生。
我知道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也知道凡是包袱，都是可以扔的，也是应该扔的。但是我不能扔。对母亲的欠疚是这个包袱的核心内容，如果我把它扔了，我就割断了与母亲的联系，母亲就真的在另一个世界了，真的与我隔绝了。
为了避免痛苦，十多年来我不再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我为何想起这些。我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不见我写的文字，但我仍要把那些伤感的事情写出来。我猜这是春天来了的缘故。
四
春天来了，到处鸟语花香，万物蓬勃生长。但这样美好的时光，也最容易引起伤感。每当我想到“要是母亲还在”的时候，即便百花盛开，我也会泪流满面。何况我还想的更多更远。
我一向认为，孝顺母亲是做人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要学会超越血缘关系，超越地缘关系，达到一种同情人类的境界。
我觉得母亲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我和绝大多数人也背负了自己的包袱，我们这个民族同样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同我的母亲一样，凡是我们这个民族传承下来的东西，即便是八仙桌、太师椅，都是好的。以前我们“砸烂孔家店”的时候，把它们通通砸烂了，拥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现在我们突然暴发了，土豪的豪迈气概被激发出来，想起过去曾被我们扔掉的东西，认为它们全都是珍宝，就算是太师椅的一支断腿也是珍宝，因为它是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丢掉，必须全部传承下去。否则，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调子唱得这么高，它已经把珍宝变成包袱了。
历史就象是一条长河，有不少的小溪流入，同时又有不少的流水被引流、蒸发或渗漏。我们接收到的东西不可能与祖先拥有的东西完全一样。如果要求不能改变，要完全一样，并且把它升华为历史责任，这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了。
母亲并不认为她那些东西是包袱，她不会扔掉它们；我虽然意识到对母亲的欠疚是包袱，但我不愿扔掉它们。我们的民族不会承认五千年历史是沉重的包袱，因此，也不会扔掉它。但我们都知道，带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黄金，也会拖慢前进的步伐。除非我们根本不在乎速度与效率，即便如此，也还有一个问题存在：我们无法预知前方的国度，在他们那儿，或许黄金一文不值。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眼里的珍宝，在未来或许真的毫无价值，果真如此，它就真的成为了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