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多个省份，特别是比特币矿场集中的四川地区已经在清查中，清查工作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领导工作小组牵头。一位四川地区的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该地的一些矿场已经进入停机的状态，正在等待政府的下一步监管政策。
这一政策在各地的推动步调有所区别。山东、江苏省内两城市地方金融办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网表示，目前，两地均未接到相关的通知。其中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表示，此次清理主要是针对中、西部一些矿场集中的区域。
一位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比特币矿池的监管，早在2017年9月ICO政策落地时就已经进入了监管层的视野中。该人士同时表示，目前监管层对于比特币采取了“内紧外松”的监管策略，对于矿场的监管只是整个监管链条中的一环。
经济观察报也从三个独立信源处了解到，目前包括湖南、黑龙江、河北、广东等多个省均出现了对涉及虚拟货币投资、虚拟货币矿机投资银行账户的冻结，其中两地已知的冻结总金额超过6亿元。
目前，全球70%的比特币矿池算力集中在中国，对于比特币矿场监管政策的趋严，预计将会对比特币挖矿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1月12日，全球第四大比特币矿池ViaBTC发布公告，其中表示“由于政策原因，国内矿场资源十分紧张，部分与ViaBTC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比特币矿场甚至面临关闭的危机，矿池的云合约维护成本也突然骤增。因此将一款矿机的管理费由6%临时调整至50%。
一位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政策的落地还在延续之中，预计未来影响将会逐步放大，因此，一些大型矿场已经开始在海外布局。但是中小型矿场，“出海”的成本恐难以负担。“无论是资金层面，或者资源层面，‘出海’对于我们而言，并非一个可选择的道路”，该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矿场迎来监管潮
2018年年初，一份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互金整治办”）牵头的文件陆续下发至各地的金融办。在这份文件中提及要积极引导辖内企业退出“挖矿”业务，并要求各地统计从事“挖矿”企业有关情况，其中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营收情况、享受优惠情况等，自此始，一些省份对于比特币矿场的监管开始日益趋严。
比特币“挖矿”实际上是对比特币交易“打包”的过程，一定量的比特币交易需要进行打包，成为一个区块，在被确认后，与此前的区块进行链接，形成所谓的“区块链”。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打包的“矿主”可以获得系统产生的比特币奖励，这也是比特币“发行”的过程。
由于有奖励的存在，会形成对于“打包权”的竞争。竞争采用了工作量证明机制，其中决定性因素是计算能力。在比特币挖矿设备趋于标准化的情况下，增加算力投入的主要渠道是投放更多的“挖矿”机器，因此动辄上千台的大型矿场不断出现。这些矿场需要大量电力，因此多部署在中国四川、内蒙、云南等电力丰富的区域。
一位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自2017年比特币价格开始攀升以来，矿场成为了一项高利润行业，一台矿机一天可以产生200元以上的净利润，因此比特币矿场的数量开始不断增加。
在监管政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某些矿主已经感觉到了“恐慌”。一位四川地区的比特币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近期已经由政府部门来了解情况，为了应对检查，一些矿主已经关停了自己的矿场。
电力“原罪”
由于比特币“挖矿”的难度会随着整体网络算力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这种正相关关系会导致各家矿场持续投入巨大的算力。
算力的投入意味着电力耗费的不断增加，实际上，电力成本也已经成为比特币矿场的主要成本。根据行业网站Digiconomist的数据显示，挖矿产业已经占全球电力消耗总量的0.17%。
巨大的耗电量成为了监管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下发各地金融办的文件中，即提及目前存在的一些生产“虚拟货币”的所谓挖矿企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助长了“虚拟货币”投机炒作之风。
上述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因此获得更廉价的电力成为了比特币矿场运营的核心所在。鉴于此，一些矿场布局在了电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甚至有矿场依托建立在水电站或者火电站的附近。
“有些矿场在入驻的时候获得了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相当于招商引资的项目。他们往往会以大数据中心的名义进行建设，然后享受一些电力方面的优惠政策”，该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根据经济观察报此前采访的信息，有一些矿场为了节省成本，用了一些非正常渠道的“廉价电”——电力产生后，会统一输送入国家电网，再由国家电网进行分配，但这些矿场会绕开国家电网，直接与一些水电站、火电站进行协议，以极低的价格使用电力。
“比如一些矿场有1万台矿机，其中5000台用正规的国家电网价，工业用电是1元左右；另外5000台就用一些协议电，价格可能只有3毛左右，整个成本就会降低。”此前，一位矿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这些协议让一部分电厂选择优先供应比特币矿场，从而导致入冬后一些居民用电不足的问题暴露。
“内紧外松”的监管链
进入2018年，多个针对比特币市场的监管消息不断传出，其真实性也各有不同，这些传言涉及比特币场外交易、比特币矿场等各个领域。
一位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监管层对于比特币监管采用了一种“内紧外松”的策略，尽管在2017年9月监管政策落地后，在新一轮的币价上涨潮中，监管层始终没有动作，但是对于这一市场，监管层一直保持着关注和警惕。
在对比特币矿场监管的同时，经济观察报也从多处信源获悉，2018年年初以来，黑龙江、湖南、河北、广东等多个省份均出现了比特币场外交易、比特币矿机交易相关联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一位刚刚进入比特币投资领域的人士在第一天购买了比特币后，第二天账户即被冻结。
2017年12月初，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曾经发布了一份比特币场外交易监控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及自10月来，比特币场外交易平台加速上线，其中一些平台“通过打通C2C场外交易与币币场内交易资金账户之间的虚拟划转通道，部分该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民币与比特币的变相场内交易。”而按照2017年9月，由央行等部门颁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曾经明确表示“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
上述知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此次对于比特币矿场的监管也是对于比特币监管中的一环。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对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手段较多的运用了“堵”的方式，但是鉴于虚拟货币本身的特性，“堵”的方式在长期恐难有较好的效果，因此黄震认为，下一步应该采用“疏导”的方式，比如建立中国自己的数字货币体系。
2017年7月，央行挂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用以从事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应用可能。该所所长姚前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及数字货币理念，他将数字货币分为“（类）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并提及“货币的数字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不断演进的东西。有些属性有可能我们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些属性很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需要完全展开，这就是我的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