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芯片战争》的读后感中，我们讲述了冷战的两大主角，美国和苏联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和合作。下一个登上舞台的国家是另一个半导体大国，日本。
半导体工业在日本战后复兴和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这些半导体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和苏联模式非常不同的特点，虽然或多或少芯片产业的发展都有政府的身影，或者因为政治利益或者因为军事用途而参与其中，但美国日本这样的半导体强国在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政府或政府控制的研究部门，而是企业。
而在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先驱就是大名鼎鼎的索尼。索尼刚刚起步的时候经营并不算成功，他们的一个早期产品是电饭煲，结果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索尼很快就抓住了一个技术突破的机会，那就是晶体管。晶体管是一种能够代替电子管的电子元件，它可以缩小体积和降低功耗，从而提高性能和效率。这种技术最早由美国贝尔实验室开发出来，并被授予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索尼立刻从这种技术中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前景，而当时的美国企业都忙于完成美国政府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洲际导弹上的订单，无暇顾及民用市场。于是索尼推出了广受欢迎的晶体管收音机，很快占领了这一市场。后来美国企业也转投商用和民用市场，但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台式计算机和商用计算机上面，而日本企业则将集成电路用于制造轻巧便捷的手持计算器。日本企业也成了这一市场上不可争议的霸主。
日本企业能够在半导体领域独霸一方，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同于苏联的更加市场化的制度和商业氛围。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国际政治。在二战结束之初，为了惩罚日本，美国实际上实行了限制日本科技能力的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爆发，日本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这使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转而对二战时的盟友苏联实行技术禁运和管制。
因为美国意识到了，在冷战的冲突前沿，一个虚弱的日本比一个强大的日本更加危险。因此对日本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持有更加开放和鼓励的态度。这也是索尼能够拿到美国最新的芯片技术生产自己产品的原因。不过一开始，索尼等日本半导体企业所做的和中国的所做的也只是产业的下游，他们本身并不设计和制造芯片，而只是设计生产使用芯片的产品，而芯片则向TI和先鸿等美国公司采购。所以日本公司出售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是要交给美国公司的。这一模式和现在中国的华为等企业非常相似。
后来随着日本企业产品规模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索尼等企业希望美国的芯片巨头TI在日本开设芯片制造厂。这一建议显然会造成美国技术的外流。一开始美国政府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很快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满足日本企业的需求并将他们牢牢地控制在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当中，那么日本就有可能向苏联和中国寻求解决方案，会导致美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所以这一建议很快在政治上就被开了绿灯。
而美国的芯片企业也很快发现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建议，其中的原因就是人工成本。由于半导体市场的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也要相应地扩张，而这种扩张在美国已经遇到了瓶颈，就是人工成本。一开始芯片企业和其他的工厂一样，都是雇佣男性作为现场装配工。到了后来，因为无力承担男性装配工的高工资，又开始大量使用女性进入生产线。后来再接着硅谷地区的女性工人的成本依然太高，又转向了缅因州的印第安人保护地，那里有更低的税收和工资。
更低的成本仍然满足不了美国芯片企业对压缩成本的需求，而去日本甚至去日本设厂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日本女性的工资水平比美国更低。很快，他们又发现了比日本更加完美的人力资源保障，那就是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区。这些华人女装配工的工资水平仅仅只有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而且华人忍受枯燥工作的耐心和工作细致程度还要高于美国工人。
以至于生产线上的女工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版过一本畅销的情色小说，名字就叫《晶体管女孩》，讲述了白天在工厂生产线上装配晶体管的亚洲女孩，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晚上还要从事特殊行业赚取外快的故事。当然这一趋势我们都很熟悉，在改革开放之后继续向中国内地扩散，造就了一群被称为“厂妹”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