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做一件相同或相似的事情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时，大家就会常常问，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之所以要拍电影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每每有人问我你是如何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一部又一部的拍下来的，这是经常被问的排行前五的问题之一吧，今天把它写在这里，希望未来有人在问起同样的问题时我可以把这个知乎回答发给他，其实我自己以往通常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我之所以一直在拍电影，那是因为我喜欢电影，所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不需要坚持的，我想只有自己在做不喜欢的事情但又必须要做完时才会用到坚持这个词吧。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从事电影编剧和导演的工作，虽然说是编剧但是其实就是专职给自己写剧本而已，除了自己以外也从来没有帮别人写过剧本。我是从2006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2003年我从山西传媒学院（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管理干部学院）毕业，怀揣着电影梦来到了北京，想要寻求拍电影的机会。其实我大学所学专业是影视广告专业，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相当赚钱的职业，当时报考大学时我的高中美术老师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悲催的是毕业至今我都没有拍过一部广告，反而是拍了五部长片电影和一部短片电影，导致自己毕业的前十年基本上是在还账中度过的。这一切拜我的电影梦所赐。而关于我的专业所学，基本上也就是每隔两三年有新电影上映时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发发宣传广告而已。
2006年夏天，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之前已经见过一些制片人和电影公司了，似乎等待别人发掘你然后给你投资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尤其你又是一个刚刚毕业三年的毛头小伙子，而且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生，之前没有任何电影作品和相关从业经验。我从2003年等到了2006年，经常扛着摄像机穿梭在电视台栏目组、政府会议现场、婚礼现场一晃三年过去了，自己倒是可以勉强依靠摄像、节目编导、剪辑的活计存活下去，但是这似乎与自己来北京想要拍电影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如果只是做节目摄像、节目编导、会议摄像、婚礼摄像的话我完全可以留在自己的母校所在地太原，又或者是回到兰州，或者干脆直接回到老家县城电视台上班，干嘛非得留在北京，北京的生活成本、交通时间成本那么大，原因不就是因为拍电影的人大部分都在都在北京吗，只有来了北京才有机会接近电影。反正不能再等下去了，北电、中戏、北广（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一年要毕业那么多学生，优秀的人多了去了，人家为什么要投资让我拍电影，与其等待别人给自己机会不如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关于这方面的实践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比如王小帅导演、贾樟柯导演、娄烨导演等等，他们都是独立制片的先行者。于是在谈了一段时间投资的可能性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决定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拍电影的机会，通过这个拍摄来验证一下自己是否是一个适合做导演的料，如果自己通过实践发现自己完全不是这块料就可以从容的去找一些稳定的工作上班过日子。几经周折该黄的投资都黄了，不该黄的也黄了，于是在父母把自己的一些积蓄拿给了我，外加自己攒的一点点钱就开机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夏至》，当时想的很简单，今年拍了电影，明年卖出去就能收回成本，时年23岁的我完全没有任何剧组实践经验，哥哥李睿琪帮我做制片人，我把报纸上一则发生在新疆石河子的新闻事件改编成了剧本，北京拍了三天后转场去四川眉山，临行前的头天晚上女主演乙在夜里12点多打电话给我说她不去了，之前一个女同学帮忙推荐引荐了这位中戏表演系的毕业生，推荐女主演乙的女同学是我的大学校友，她开拍前悄悄的告诉我女主演乙的男朋友有一个顾虑，我问我同学是什么顾虑，她说女主演乙的男朋友听闻剧组经常有导演会潜规则女演员，女演员为了获得某个心仪的角色也会被导演潜规则，当时听完这个疑虑后我差点笑出声来，我当即告诉我同学，我说你转告女主演乙的男朋友，就说导演是个同性恋，他对女生没兴趣。后来剧组里真的很多人都偷偷议论说导演是个同性恋。各位看客，很抱歉，写到这里我实在是忍不住又笑了一会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尽管如此女主演乙还是毁约说不想演了，于是我站在房顶开始打电话找演员来代替她，当时我住在北大西门对面的胡同里，胡同基本上都改建成了两到三层的小楼，密密麻麻，我半夜站在楼顶翻出电话本里所有跟影视相关朋友的电话挨个拨打一遍，求帮忙找一个女演员，截止到凌晨4点也没有找到，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一个正在学表演的学生，当时她在通宵打游戏，所以接到了我的电话，很快发了剧本给她，很快她也答应出演，最后我告诉她给不了她多少钱，她说没问题，但是她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来拍摄地，原因是她不认识我，怕我是骗子，我犹豫片刻后答应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一晚上没睡觉皮肤出油的原因还是因为被北京凌晨潮湿的空气包裹的原因，我浑身生感觉油腻腻的、黏糊糊的，其实我当时23岁完全没有到中年，为何浑身也油腻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下了楼，在我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制片、美术横七竖八地睡着，呼噜声此起彼伏。我洗了把脸叫他们起床准备转场去四川。
后来剧组到了四川洪雅的一个镇子上拍摄，新加入的女演员后来告诉我，她和她母亲怕我们是骗子，临行时在背包里放了一把水果刀防身，结果机场安检时被没收了。就这样四川部分的戏终于开始拍摄了，但后来每每场记刚刚打板结束隔壁的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就开始放的士高，而且声音开的巨大，因为是同期录音所以完全没法拍摄，剧组制片多次劝说无果，后来反复沟通后问他是不是想要钱，谁知最后的结果是他对钱没兴趣，他需要的是一份体面的尊重，因为他服刑多年刚刚结束回到镇子上，也因为他之前服刑的经历大家都瞧不起他，不尊重他，不和他来往，于是他要求剧组给他用整开的红纸用毛笔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协助这个来自北京的剧组完成电影拍摄，在给他送这封感谢信时要放鞭炮让镇子上的人都能知道、都能看到，于是剧组停工一小时，我用毛笔亲自在红纸上给他写了感谢信，然后按照他的要求在结尾落款：北京《浮屠》电影摄制组，当时拍摄阶段电影的名字还不叫夏至，叫浮屠。写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些难受，一个人为了改变镇上人对他的偏见，他用了这样一个方式来获得这份应有的尊重，想一想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一种荣幸吧，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时我突然间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怀念这位朋友，不知道他如今过的如何，他是否和镇子上的居民融洽。自此之后他和剧组成为了朋友，当我们在街头拍摄时，我总是能够看到他头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戴着圆圆的墨镜穿梭在围观人群中默默地、自发地为我们维持现场秩序。多么善良的人啊，希望你如今一切都好！
后来因为我个人的经验不足，以及资金的窘迫就不断的妥协将就，最后经历了种种不快后算是杀青了。带着几箱大二一HDCAM高清素材带、和DAT数字声音素材带回到了北京，在朋友的鼓励下花了两万二千块钱完成了后期，几乎能借钱的地方都已经借遍了，以至于后来电影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时连需要出一个HDCAM的高清放映拷贝的钱都没有，当时买一盘124分钟的HDCAM高清带需要800块钱，后期机房机时费大概需要600块钱左右，快递到荷兰的快递费大概需要500块钱左右，走投无路时带水果刀准备防身的女演员借给了我2000块钱完成了这个给电影节的放映拷贝。陆续后来欠了近三十万的债务，以至于后来回家过年时面对所有亲戚朋友时都抬不起头来，因为借了他们的钱都还没有还上，这30万块钱直到2013年我拍完第四部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时才还完。
我是不是写的有点长了，人上了岁数就容易唠叨，尤其是干了导演后总是不愿意错过每一个细节，以至于越写越长，这样的习惯真是不太好，毕竟如今是一个快餐加碎片化信息的时代，有耐心读完一篇拉拉杂杂长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如果要继续写下去的话，突然间觉得变成了一个自我回顾与总结了，是不是有一些跑题了？
拍电影是一个容易上瘾的事情，我不知道吸毒是不是这种感觉，显然我是中了电影的毒，且难以自拔，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呀，我只能告诉你我喜欢电影，如果你又要问你到底喜欢电影什么呀，那我肯定没法回答你，这就好比你心仪的女人总会时不时的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当我懒得编谎话骗你时我只能回答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你要非问为什么我真的没法告诉你。
2008年底我回甘肃老家过年，为了省钱我买了一张32小时的硬座火车票，为了省钱我把攒的两万块现金装进了我拍摄婚礼时新郎给的喜糖袋子里，喜糖吃完了，那个巴掌大小的红色丝网袋子刚刚好能够容纳两万多块钱的现金，我把装了现金的喜糖袋子用别针别在了贴身衬衣胸口处，然后再穿上毛衣和外套，确保现金的安全，又避免了回老家取现时银行扣手续费的可能性，没有钱的人总是会想各种办法省钱，这都是拜我拍摄第一部电影《夏至》所赐。一天一夜后我下了火车，从县城火车站乘坐公交车回家的途中想起了《老驴头》的一些情节，于是我掏出口袋里的笔和小笔记本垫在怀里装满衣服的背包上洋洋洒洒地写着，邻座的老乡一直好奇地看着我，但是我无暇和他寒暄，因为我怕一和他说话我会忘记一部分情节。年过的很压抑，因为在亲朋眼里我就是一个不入正业的败家子，其他孩子大学毕业都是在给家里挣钱，只有我是把家人的积蓄和亲友的钱都折腾到了一个极不靠谱的所谓的电影里。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压力也很大。次年2009年我想拍摄第二部电影的想法已经被强压在心里三年了，有一天和我的制片人李睿琪（我的亲哥哥）和杨瑾导演在电影学院四季厅聊天，聊起了《老驴头》的故事，杨瑾导演当即鼓励说这是一个好故事，可以拍，他建议我和我女朋友去打工挣点钱，我们用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它，把我的亲朋好友都训练成我的演员，他可以免费来帮我做摄影师，他的小舅子电影学院录音系即将毕业，可以免费来帮我做录音师，这样摄影和录音都有了，攒点钱咱们就拍。于是我很快完成了剧本，我和女朋友一起去CCTV6的一个真人秀节目打工，她做编导，我做剪辑，我们攒了几万块钱准备开机，当时监制是崔子恩老师，他觉得剧本还不错，可以把剧本翻译成英文邮寄给鹿特丹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有一个HBF剧本发展奖金，每年向全球征集剧本，最后选7个左右，如果被选中每个剧本给1万欧元奖金，我很幸运后来在一个深夜2点钟的时刻无意间看了一下邮箱，我的剧本被选中了，我获得了1万欧元的奖金。起初我告诉父母我要准备回家拍摄第二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心理压力巨大，他们想你第一部电影的钱还没有还上，为什么还要拍摄第二部电影，而且这次你还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拍，还要让我们帮你演。再后来当我得知自己的剧本得到鹿特丹电影节HBF剧本发展奖金时我兴奋不已，天亮后就按耐不住这份喜悦想要分享给家人，当父母在电话的另一头得知我的新剧本得到了10万多人民币的奖金时，我在电话这头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悦。于是我拿了一半奖金去还账，另一半丢进来拍摄《老驴头》，2009年12月，我们拖着另一位监制张献民老师影弟工作室的一台HDV摄像机和一杆森海塞尔416话筒以及两盏红头灯回到了甘肃老家花墙子村拍摄《老驴头》，剧组只有7个人，我身兼编剧、导演、美术，摄影师没有助理，录音师只有一个助理，女演员身兼统筹和场记，制片人身兼制片主任、生活制片，摄影师每天开着我姨父的拖拉机拉着设备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去沙漠里拍电影。拍第一部电影借来的30万等于让我花钱买了一个经验教训，第一次拍摄后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不能随随便便妥协！所以第二部电影《老驴头》后来结果还不错，电影入围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竞赛，釜山电影节闭幕不久便收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入围通知，这顿时让大家兴奋不已，7个人用了不到30万人民币拍摄了一个电影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一切似乎难以想象，但是短暂的兴奋之后很快就又恢复平静了，因为当时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没有钱做后期，于是后来又厚着脸皮申请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HBF后期基金的支持，后来成功入选又获得了鹿特丹电影节2万欧的奖金帮助我们完成了这部电影，如果没有鹿特丹电影节前前后后的3万欧就不可能有这个电影，鹿特丹电影节是一月底开幕，而柏林电影节是2月初开幕，所以出于感恩我们把欧洲首映留给了鹿特丹拒绝了柏林电影节。毕竟完成了电影最重要，柏林电影节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再去。
2011年有一家叫天画画天的公司在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看到了《老驴头》他们想和更多青年导演合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当时村子里很多村民来报名要参与演出，这跟我三年前拍摄《老驴头》时完全相反，那时候村民都不相信我能拍电影，而且他们更不能相信的是他们也可以演电影，后来我只能从我的亲友中间下手，把他们都训练成我的演员，这些演员之后陆续参与了我后面几部电影的拍摄。拍这些电影的过程就像你迈进泥潭后花了很长时间迈出泥潭的过程，但是没多久你又会再次迈进新的泥潭，然后再迈出、再迈进、再迈出，一步一步、一部一部，后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我人生中第一部获得投资的电影，2012年电影入围了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这个消息在我的老家炸开了锅，参与表演的村民们成为了村子里的焦点，后来他们在CCTV6看到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也看见了自己、看见了乡亲、看见了熟悉的街道和田野，他们第一次认为自己所在的村庄原来也很美。我用前面几部电影摸索出的省钱经验完成了从2009年就想拍摄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后来电影入围了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当2015年抵达柏林国际电影节时，突然想起了当年没能成行柏林电影节的《老驴头》，电影就像人一样，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错过了就过了无所谓好与坏。2017年我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第五部长片《路过未来》，之前的一年里我每天背着书包在咖啡厅里“孕育孩子”，妻子在家里挺着大肚子张罗日月，后来我和挺着大肚子的的妻子在金多宝餐厅和江志强先生有过20分钟的短暂交流，我清楚的记得当我和江老板喝完我们各自碗里的皮蛋瘦肉粥时我们各自散去了，去准备《路过未来》合作的细节流程。那年我和妻子各自生了一个孩子，妻子是第一次生，我是第五次“生”，我的老五《路过未来》命最好，筹备融资都很顺利，拍摄的也很顺利，如今《路过未来》在5月17日就要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了，该片一年前也入围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戛纳电影节公布消息后我收到的第一封祝贺邮件时来自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Gerwin Tamsma先生发来的，我第一次见他是《夏至》在鹿特丹电影节放映后的观众交流环节，他负责主持《夏至》的映后交流。2017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参加釜山电影节选片人金智奭先生在戛纳的追悼会现场碰到了Gerwin Tamsma先生，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我在手机的有道翻译软件里录入了两句中文：谢谢鹿特丹电影节支持了我两部电影，非常感谢！然后用软件翻译成了英文，把手机递给他看，他看完后笑着和我握了手，之后我们参加完追悼会各自消失在了人海里。对于鹿特丹电影节我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当年完成度巨差的《夏至》居然入围了，他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后来《老驴头》前后获得共计3万欧元的奖金帮助我完成了电影，再后来《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剧本也获得了鹿特丹电影节一万欧元的奖金支持。话说回《路过未来》，2017年10月我和妻子带着我们刚满两月的孩子回到甘肃拍摄《路过未来》，然后又带着他转场到深圳，我记得有一天是场记的生日，我说给她买一个蛋糕吧，后来吹蜡烛的时候妻子把孩子抱进来了，我问她抱孩子进来干什么，妻子说今天是孩子百日，我说那就蹭一下场记的蛋糕算是给他过百天了。有一天在深圳火车站拍摄，所有的人都要帮忙维持车站人流秩序，我抱着自己的孩子坐在监视器前，他不哭不闹，只是很好奇我手里的对讲机，一直不停地摆弄着我手里的对讲机。我心想，孩子啊，你长大能干别的就别干电影，尤其是艺术电影。因为电影人会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电影中去，但是生活中还有更多值得你去爱的事物和亲人。就我而言，我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因为你本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因为自己的电影喜好选择了一个并不讨好市场的题材和拍摄方式，这种选择是极为自私的，也因为自己的爱好让更多人陪着吃了不少苦，此刻我只想告诉你，前方“危险”请减速慢行！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拍到今天，相对于千千万万想要拍电影的人而言，我并非比他们有才华，那是因为我运气好，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愿意帮助我的结果，这和才华无关，只是我运气够好而已，所以感谢借给过我钱的亲戚朋友们，感谢给我投资拍电影的投资人们，感谢每一次并肩作战的剧组成员们，是他们让我依旧还能行走在通往下一部电影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