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斯曼色情作品看性多元主义

文/İrvin Cemil Schick 译/议题社

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性爱场景。图片来自苏富比。

对于那些不假思索地就认为原生性别身份和异性恋乃是唯一自然情况的人来说，历史也许是最好的解毒剂。因为当我们面对事实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都没有用一种僵化的、二分的方式来认识人类的性。了解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去想象一种自由和多元的未来。

在古希腊，成年男子和年轻男孩之间的关系是半合法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性道德样本。当有学者说，“同性恋”是一种现代构建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是说，同性之间在过去没有浪漫或性爱的关系；而是说，同性关系在前现代时期仅仅被当作一种偏好或做法，直到十九世纪它们才开始被视为一种天性和一种身份。

德语中的“Homosexualität”一词直到1868年左右才被奥匈帝国的作家和记者Károly Mária Kertbeny提出。那么，在这个词出现之前，人们又是如何言说今日之所谓“同性恋”的呢？这也就是为什么Robert Beachy建议我们应该转而讨论，十九世纪末欧洲对同性恋的“发明”。在这一语境下，思想史学家Khaled El-Rouayheb所发表的关于同性关系的前卫文集——《前同性恋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1500-1800》（Before Homosexuality in the Arab-Islamic World，2005年）显得格外重要。

十九世纪末，在受到西方影响的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到来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性道德观念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情形。因而，更加仔细地研究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性关系的经验将是大有补益的。与芝加哥大学的奥斯曼学者Helga Anetshofer和İpek Hüner-Cora一道，我整理了跨越五个世纪的奥斯曼文学典籍，以搜寻和性别相关的术语。这项研究的结果——目前有超过600个词——即使不能告诉我们人们实际是如何生活的，也至少让我们得以了解生活在奥斯曼语地区（主要是现代土耳其及其临近地区）的人们是如何认识性的。

虽然，目前得到的这些词汇肯定还远不完整，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清晰的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料所提到的三种性别和两种性取向。首先，资料没有使用男性/女性的二分，而是明确地将男性、女性和男孩视作三种区分开来的性别。确实，男孩并不被视同“女性化”，也不仅仅是女性的替代；虽然他们确实有些特征与女性相同，比如没有须发，但男孩显然被认为是另一种性别。此外，既然他们终会长大成为男人，性别也因此成了一种流动的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成年男性都曾是一个男孩，也都是“跨性别”的。

其次，资料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性取向。但是这两种取向不是二分为同性恋/异性恋，而是按照插入/被插入来区分。对于插入的男人来说，他插入的对象是谁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也主要是一种个人品味而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那些用来形容一个“主动”男人性取向的词语并没有附加价值判断：比如，matlab（要求、愿望、欲望），meşreb （性情、品格、气质），mezheb （礼仪、行为模式、宗派），tarîk （路径、道路、方法、手段）和tercîh（选择、偏好）。而作为被插入的对象，男孩和女人被认为没有男人高贵。然而，作为性伙伴，女人和男孩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简而言之，文献显示当时并没有一种意义明确的性身份，在奥斯曼社会中，一个男人对性伙伴的选择仅仅被视作是一种个人品味，与今日人们对红酒或啤酒的偏好无异。

El-Rouayheb的研究表明，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中东和北非地区表面上重视和接收同性恋这一现象的研究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因为他们总是以当下的假定作为分析的基础，认为“同性恋”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单一的概念。而El-Rouayheb则认为，前现代和早期现代阿拉伯资料显示，当时存在一种更加细致的同性恋概念，可以区分不同的角色和年龄。索邦大学阿拉伯文学学者Frédéric Lagrange在《伊斯兰的性》（Islamicate Sexualities，2008）中所言：“一个当代的西方读者可能从未质疑过‘同性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想法，但却在这里发现这一概念被切割成了许多不同的特定角色，因为中世纪作家们认为在交媾的主动和被动两方之间不存在一种‘欲望的共同体’”

奥斯曼时期的文献中所使用的有关性的术语告诉我们，无所不包的“同性恋”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也即，不存在一个词汇，可以涵盖男性和女性、年轻和年老、主动和被动的伴侣。相反，奥斯曼语拥有丰富的语汇来形容特定情形中特定的参与者。

到了十九世纪末，男人和男孩之间的关系受到冷遇。在呈现给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间的苏丹）的一份文件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Ahmed Cevdet Pasha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