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打，贸易战的喧嚣总会过去，中美还是得回到生产力的竞争上。中国科技产业量变到质变，以中国制造2025的成功为标志，会进入科技拉动经济发展的美好时代。或许，到时美国人连战意都会消退——这样的中国会是碾压一切的存在。
一、副总理的新分工
两会后新一届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分别是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从几位副总理参与的事务来看，常务副总理韩正分管发展改革与财政，孙春兰分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胡春华分管三农与扶贫，刘鹤分管商务、金融和科技。
其中引人关注的变化是，科技与教育这次分了家，由两位副总理分管。之前一直有“教科文卫”的说法，科技与教育似乎天然就关系密切。上届副总理刘延东就是分管“教科文卫”，经常对科技相关事务做出批示，如2017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揭牌。
但是这次的分工，却将科技独立出来，交由经济思想深刻的刘鹤主管，背后的意义绝不可小视。一些线索在刘鹤10年前论述19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就已经隐约显现，该文中提出了十个重要观察可谓“草蛇灰线”：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在中美竞争显性化、白热化，全球多国民粹主义日益兴起，货币政策支持的金融泡沫频频袭来的今天，这些有前瞻性的观察说明，全球危机可能并没有过去。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了后来被称为“史上最蠢”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数千种进口商品关税提高50%以上，而特朗普正在重复这种愚蠢行为。中国应抓住时机，沉着应对，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实现“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从原理上说，现代与古代经济最大区别就在于引入了“科技”和“金融”这两个关键变量。现代社会之所以能以超出古人想象的速度高速发展，并且迈向全球化，核心驱动力正是科技与金融，其中科技的作用更大，可以说是长时段内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科技探索自然规律，将物质世界蕴含的伟力向人类社会释放出来，而金融发掘人性本能，让人类特有的“信用”概念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科技与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耀眼的两个主题。
美国的世界霸权，核心要素也无非是科技与金融。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超群优势可以看成科技的延伸，但是在当前武装冲突成本高昂、大国之间存在核恐怖平衡的背景下，这种优势受到掣肘，可以直接使用的场合有限。虽然贸易战很吸引眼球，但在中美的竞争已经摆上了台面无法掩盖的条件下，两国竞争的主线仍被科技与金融牢牢占据，而科技又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角逐领域。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实践表明，许多领域的数量型扩张已经基本到了尽头。金融领域乱象丛生、“妖孽”横行，说明金融需要厘清本质，回归经济本原，正面发挥金融的巨大作用。可以把过去10年看成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探索期，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吃了一些苦头，也做了不少压力测试，更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有说法是“各种经济调控方法都试过一遍了”。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似乎已经具备条件以科技为经济发展主线，而且已经开始了大动作。
科技与金融是发展经济的“大杀器”世人皆知，但是能做好的国家不多。科技实践很难，容易变成空喊口号。金融模仿成熟办法看似操练起来不难，时不时还有人出奇招创新，但实际上很容易因为社会与管理者人性的弱点走歪。中国在科技与金融实践上，已经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让全球多国艳羡。例如，印度想在国内搞基建就没制度没钱，非常羡慕中国银行系统创造信用的本事。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科技与金融的发展目标已然指向了美国。
在美国已经公布将要加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名单中，明显可以看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意图。这并非如坊间所述是“农业国美国对抗工业国中国”，而是美国已经清楚了中国的科技发展目标，并对此十分警惕。中国多年来经常有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公布出来，但是这次《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让美国人觉得非常可怕。这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对世界顶尖科技水平发起全面挑战，并有可能取而代之。无论是中国自己还是被挑战者都对这一时刻的来临感到了肃杀之气。
特朗普的“国师”班农2017年11月在东京发表了一个在中国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演讲，提醒世人关注中国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5G技术——美国真正关注的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中长期推进计划。过去美国人总以为中国离西方集团差距还很大，包括中国自己也一直坚持狠狠“自我批评”。但自2008年以来的10年中，中国虽然在经济模式切换中碰到困难，出了一些乱象，同样有巨大的进步。在科技领域，中国呈现出“全面追赶，重点突破，局部领先”的势头，从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并列第二集团，到逐渐从第二集团中脱颖而出，跟单独构成第一集团的美国虽然仍有巨大差距，但追赶速度惊人，越来越多的领域在呈现出中美双雄竞争的局面（参见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的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 | 袁岚峰）。过去10年金融领域的乱象多一些，但是金融有其特殊性，并非有什么需要破解的技术秘密，而是需要实体经济的稳固基础、正确的方向选择、坚实的推进实施。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产业基础已经颇为强大，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根本优势，如果以金融为加速器，实现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硬实力差距将会加速拉近。
其实美国从未放松在真正关注的领域对中国的警惕，一直都是带着恶意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严加防范，出于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压制本能。《瓦森纳协定》一直在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这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最重要原因。前段时间，美国以泄露技术为由对几位在美工作的中国学者判刑，防范限制措施已经疯狂了。而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政审”甚至使相关领域面临人才短缺，“根正苗红”的美国技术人员工作能力低下态度恶劣也管不了。
但即使面对这样的打压，中国仍然对美国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进步速度出乎预料。这才是美国焦虑的根源。正因为中国科技的进步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实践，而非美国的放松警惕，所以美国也无力再多做些什么。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不惜在互惠领域发起攻击互相伤害，折射出的正是美国无力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无奈。
二、权威人士的往事
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人民日报罕见地三次头版二版专访了一个叫“权威人士”的人。他是谁后来也清楚了。
在第一次专访中，权威人士坚决否定了“强刺激”的意见，为此还提出了要接受经济增速回落的“新常态”，关注风险。2015年中，股市大涨、创业板股票疯涨，确实有借势为科技企业融资，科技大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再上台阶的说法，但是不久A股发生了期货融资爆仓式的暴跌，一切臆测随风飘逝。
在第二次专访中，权威人士深度解读了“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其中的核心工作是房地产去库存。从2016年初开始，一场精妙的操作在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全面铺开，房地产去库存成功得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居民们高涨的购房热情将多地房地产库存几乎清空，以至于不得不限购限贷，甚至要摇号买房。二线城市心气高涨，对未来充满信心，发展动力十足。资金从居民部门向企业部门的大挪移极大缓解了企业压力，也为清理产能过剩部门的“僵尸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企业杠杆率随即下降。
在第三次专访中，权威人士指出长期经济走势会是L型，再次确认了“新常态”。要正确看待一些经济向好的势头，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要关注一些局部的风险，如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
现在回头看，权威人士的核心观点就是不要靠刺激强托经济增长，要降低杠杆率，关注金融风险。房地产去库存的主要作用可以理解为企业降杠杆，而居民部门杠杆本就不高，升高一些之后就受到了限购限贷的严控，还有不少安全空间。所以这两年来中国经济的指导思维就降杠杆，化解金融风险。降杠杆的标志性数据是M2增长率，已经从过去常规的13-14%降到了个位数，2017年底M2增长率低至8.2%。而且经济增长率也稳住了，甚至有了些回升势头，远好于悲观预期。
中国从2012年起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反腐运动，近两年又开始对金融领域重手整顿。2017年，中国对“金融妖孽”进行了清理。以虚假出资、循环注资等手法控制安邦集团的吴小晖，2018年3月因集资诈骗、职务侵占被公开审判。正如银保监主席郭树清指出的，不法分子利用金融的巨大威力，违规构建了庞大的金融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进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态势下，科技发展更多发挥了辅助功能——打基础、补短板、谋发展，为制造业与基建进行短期配合与长期配套。在金融方面，中国进行了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构建，将传统计划式低价经济活动货币化。相当长时间，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增发的主要手段，银行体系内的巨额新增贷款信贷创造，为各级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提供了金融推动力。房地产成为从民间回收货币的主要渠道，也被民间视为主要的财富存储手段。
中国的这种独特发展路径，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显著地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不少领域赶上了发达国家。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体量，科技真正的巨大潜力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格局并未明朗的时期，就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路线是错误的，应该直接象发达国家那样，靠科技创新，格调高雅地发展。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条件不够，科技水平差距较大，无法以这种看似正确的办法发展。
过去10年，中国旧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碰到了相当大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一些领域的产能已经到了中国市场或者地球意义上的极限，必须转型，而且接受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回头看这很清楚，但是在当时面对一些企业运营和社会就业的困难，面对各地维持经济增长的压力，先用信贷扩张的办法稳住大势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就算有僵尸企业也先拖着。在维持住基本的增长数字以及企业正常运行状态的同时，中国政府又试了多种增量的办法。
在过去，这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大招”。存量的问题，永远都会有，问题复杂一时也解决不了。存量需要稳住，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在增量上想办法，当增量取得的成绩足够多，存量问题就不大了，例如就业可以转移过来。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经济计划，中国人这么多，民间蕴含了巨大的力量，如果发动起来看来会是不错的增量。所以我们看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用意良好的增量办法。中国既出现了互联网经济的火爆，也出现了P2P金融、区块链ICO的野蛮生长。如果成功，中国经济将摆脱困境，再创奇迹，达到8%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然而权威人士说，这种靠发展增量解决存量问题的思路，是不对的。和以前不一样，存量实在太大了，量变引发质变，经济增长率下滑变成L型是必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存量问题，要“供给侧改革”，坚决去产能。而搞增量的时候，也不能反而搞成了金融风险。在这种转型期，还特别要注意金融风险，不仅对P2P金融、ICO之类的乱象要整顿，甚至要下决心对过去多年违规形成的“庞大金融集团”动手。不能回避问题，不能靠增量成绩掩盖存量问题，而是要扎实化解存量问题。要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而这两年，中国正是这样做的。虽然经济增长率不如过去那样耀眼，时不时被善于造势的印度超过，但是应对风险以及国内外挑战的能力，有不小的提高。我们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操作。一线城市的限购限贷，让房地产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转折，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交易的锁死。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快速降至3万亿后重新稳住，资金的流动受到了限制。当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中国的准备显得十分必要。相比之下美国的内部问题更多，股市在历史高点对风吹草动很敏感，政府与居民负债都极高。
人民日报对权威人士的三次专访中，科技这个词出现的很少。在当时的背景下，科技更多带有跨越式发展的意味，在金融的撮合下与创业、创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想象力最大的增量。很多情况下，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科技的美好前景，让不少人热血沸腾，进行了风险很大的冲动投资。而泡沫或者骗局破灭后的乱象，又反过头来让人们对科技、生态之类的词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甚至“幻灭感”。其实，不妨把这一波科技和金融混乱而又急促的结合看作一次全周期、全要素、全方位的压力测试，从兴起、膨胀到泡沫、破灭，测出了底线和实况，更好的为真正起飞获取必要的参数和预备。
压力测试已经初步完成，在副总理的分工中，科技被独立了出来，科技和金融真正的大结合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在过去10年的实践中，许多中国经济的亮点，靠的是科技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茅台式的消费增长不好找，但10倍速增长的科技公司却一大堆。在稳住了增长，化解了风险之后，如果要发力，科技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当前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内部准备，会转向以科技拉动经济发展。而美国经济最根本的优势也是科技，所谓“制造业回归”并非主流，是美国内部贫富分化，经济发生问题时因政治压力产生的权宜之计。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核心，并非是中低端制造业，那些因为资源优势向美国回流的领域，而是高科技制造业。
三、科技拉动增长的路径
对手的恐慌，说明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正确性。十大关键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如果2025年这些领域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经济格局会如何？
其实看看美国就知道了。虽然说美国碰到了各种经济问题，主要是贫富分化，中下层收入不高日子难过。但高科技研发一直高歌猛进，在大部分科技领域都保有较大的领先优势。美国科研机构和科技公司数量很多分布很广，人才需求量极大。因此但凡有一定理工学历的人才找工作都不是问题，而且收入不错，还得从国外引进人才弥补技术人力资源的不足。
从2017年中开始，多个二线城市忽然爆发了抢人大战。全国找工作投简历累得吐血的大学生发现，自己这看上去既不稀缺也不值钱的学历，居然被这些省会城市看上了。落户直接办，买房有优惠。常规的理解是，这是为房子找接盘侠。不可否认，人口流入对城市的发展十分关键。但是为什么以前不抢人，到2017年却开始抢？还加上学历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关键就是增长路径的明晰化。
科技产业有自身的规律，困难的时候会觉得希望渺茫差距比天还大，偶尔有个突破宝贝得不行。有时又产生急躁情绪，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也给所谓有技术的“牛人”大笔投资，最后发现是大忽悠，产生大笔银行坏账。因此，科技拉动这条路，人人都知道好，做起来却非常难。其实就是大势不好，努力起来很难，缺这缺那，不知道哪里一个短板就把你的几十亿投资整黄了。所以，过去只有一线城市可以猛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未来”，也只有一线城市才能真正向科技领域猛投钱，砸出了几个优势突出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其中，深圳就是典型例子——以超大力度扶植科技产业，而且也产出不错正向循环了。
然而，到二、三线城市这种“科技流”却常常沦为嘴炮，他们往往只能喊喊科技口号，碰运气搞一些中低科技产业慢慢积蓄科技实力。这些城市想要获得真正的经济增长，还得招商引资房地产，凶猛投资搞基建、上工业产能。在这些地方，一个大钢铁厂或者汽车厂能顶几百个“高科技”公司。但是，前些年很多二、三线城市又偏偏时运不济，碰上产能过剩，遭遇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这个角度看起来，一线和二线的差距，主要就是高科技行业的差距。是真高科技还是假高科技，看普通员工收入基本能清楚了，一线有大批技术人员月入几万的，比二线多得多。
对于有些二三线城市来说，大学生有时还不如农民工好使，能进富士康的才是好劳力。确实有一段时间，说大学生过剩，农民工短缺，甚至收入都比大学生高了。月薪3000只能招到大学生，招不到农民工。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符合邓公当年“两个不行”的判断——“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不行”。随着中国科技产业整体越来越强大，慢慢就会“量变到质变”。不用等到2025年，就能看明白科技产业的整体突破，最艰难的时期其实已经过去了。如果2017年还看不清楚中国科技的大势，那就真是瞎了，连美国人都感觉到真实的威胁抓狂了。
科技产业的整体突破了会如何？可以说是神仙一样的感觉。例如，以前钢铁厂是高科技，建个厂子不容易，钢铁产量增长不易还要搞大炼钢铁。等中国钢铁生产设备制造取得突破，一切都不一样了。前两年，河北有个胜芳镇，找中国一重低价买了1420mm酸洗冷轧联合机组就投产了，随便就是120万吨的产能。一个小镇的书记，就能做到以前要国家领导人出面的大事，当然产能过剩是另一回事。
现在二线城市艳羡无比的“高科技”产业，以后可能只要给钱就能上马。这种情势的变化不管某个城市如何努力，时机没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达成的，必须等国家整体实力突破成功。真到了突破的时候，那就说来就来了，咣一下就遍地开花了。
但是，科技产业也不是给钱就行，要不然其他发展中国家砸锅卖铁即可，但是也没见到他们成功。科技发展还得有各种配套条件，首先一条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才。不是说能搞高精尖研发的高级人才，就是仅仅把生产线跑起来，把科技产业运营起来，也需要相当数量素质足够的人，大学生是基本要求。大学生有时是不如农民工管用，但那是产业层次水平决定的。等以后产业升级了，就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不是空话。
中国制造2025很可能会成功，还有很多中长期规划也会成功，现在就能看清楚。各地不早作准备，难道等2025年人家吃肉自己喝汤？所以抢人大战是必然的。为什么多个二线城市信心好象一下就起来了，各种国际级城市规划都推出来，并不是光造势就能弄出来的。各种发展规划，需要发改委批，产业基地不能画饼。正因为各种条件真的具备了，可行性真有了，才能把势造起来，把群众的热情也带起来。
不管怎么打，贸易战的喧嚣总会过去，中美还是得回到生产力的竞争上。这是堂堂正正的竞争，美国人高科技产业固然优秀，但带领中国的是一个“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执政党。就算美国封锁，不卖技术，也无所谓，也要进行社会动员全面导向科技发展——每年千万级别的理工科毕业生，为的就是这个时刻的到来。中国科技产业量变到质变，以中国制造2025的成功为标志，会进入科技拉动经济发展的美好时代。或许，到时美国人连战意都会消退——这样的中国会是碾压一切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