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珊竹、小田
北极熊靠在葱郁的针叶林里，旁边的雪山上标着摄氏度标志，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融化。另一边，太阳在水面上映出半圆形的金色倒影，逆光下的大象高昂着头，身旁的长颈鹿却陷入了沉思。
鸿芷咖啡馆的壁画 拍摄：珊竹
自称是“视觉动物”的程琳，就职于北京一家国际环保公益机构；第一次来鸿芷咖啡馆的她，就被这两幅壁画所吸引。尽管本职工作繁重、经常加班，她依然挤出业余时间在鸿芷帮忙，也听咖啡馆创始人霍伟亚和张小柔讲壁画的寓意。
鸿芷咖啡馆的壁画中，融合了根与芽、壹基金、红树林、自然大学、银杏基金会、地球一小时等众多公益组织的标志。而鸿芷咖啡馆自开业以来，一直被评价为公益跨界的创新实践，商业和公益结合的成功“案例”。
然而，鸿芷在2018年3月发出公开信，宣布要在5月20日结业。随后《北京青年报》采访了鸿芷，报道在平台“今日头条”发布后，获得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却是：“活着才是硬道理。公益只能说是一件衣服。如果连活着都没有办法做到，谈公益就是给一个没有呼吸能力的玩偶披上华丽的衣裳。”
一下子，鸿芷咖啡馆便成了又一个不堪经济重负而倒闭的公共空间。
四月的北京，突然下起了雪，雪中的鸿芷咖啡馆 拍摄：小田
2014年，鸿芷空间从住宅楼搬到现在的银河SOHO，转变成一家咖啡馆。“压力确实大，但当时没有那么敏感，知道大到哪种程度”，鸿芷团队最初的想法是先去试一下。鸿芷咖啡馆最终落脚的银河SOHO在北京东二环地段，朝阳门地铁站旁，但银河SOHO的客流量一直不高。
霍伟亚说，把咖啡馆定在这里，主要是考虑交通方便和周边公益组织多，而且银河SOHO也算是一个地标。他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资源来看，这里固然不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地点了，但选了并不后悔；在四年前，这也的确是最合适的选择。
在闭店倒计时的第四十一天，鸿芷有了一款新的特饮：“如何改变世界”。它是一杯大致可分成三层的“苏打美式”，从第一层高透明度的淡黄色，渐变至第三层的深棕色，透过光线，杯子的中上部像一团火。张小柔在朋友圈里介绍这杯新品：浓缩咖啡和苏打水结合，就像公益和商业的结合，前者产生了这款饮品，后者产生了社会企业。
“如何改变世界”源自一个书名，一本介绍社会企业的书。这杯只能续存四十一天的饮品，以此“冠名”，也透露出鸿芷创办人的野心，抑或是不甘心。
咖啡馆门口的倒计时牌 拍摄：小田
从朝阳门地铁站走到鸿芷咖啡馆，路上会经过五家咖啡馆，其中三家属于大型连锁品牌。2016年一份咖啡行业报告显示，北京的咖啡馆数量排名在全国第二，共有3722家，但已是负增长趋势。这一报告的总结语是：“这是咖啡最坏的时代，这是咖啡最好的时代。”
把这句话中的“咖啡”换成“公益”或“公共空间”，也完全适用。
开间小小的咖啡馆，一直是众多文青的梦想，市面上甚至有这方面教程式的图书。戴着黑框眼镜、高瘦的霍伟亚不是要过“小确幸”的文青，他所着迷的是更“古典”的咖啡馆——公共空间。
创办鸿芷之前，霍伟亚去过不少公共空间，但他觉得，很难说有哪一个地方，直接令他产生了办一个类似空间的冲动，反而是《理念人》这本书给他启发最多。《理念人》是社会学学者刘易斯的作品，书中追溯了不同年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把知识分子比作理念的守门人。
“咖啡馆就这样铲平了等级，同时它也导致了新的整合形式。它有助于用建立在相同观点上的团结，取代建立在共同生活方式或相同出身上的团结。如果人们没有机会互相讨论，没有从独自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在与他人的讨论中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共同的观点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咖啡馆有助于众多的个人观点凝结成一种共同的观点，赋予它形式与稳定性。报纸还未能做到的事，在很大程度上由咖啡馆完成。”
——《理念人》
《理念人》中有一节专门讲述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这些论述吸引着霍伟亚。当他在2018年的下午，说起18世纪咖啡馆沙龙时，他的目光似乎随着思绪飘远了，脸上是一种期待美好降临的表情。
霍伟亚在鸿芷咖啡馆 拍摄：小田
鸿芷咖啡馆在银河SOHO经过的四年，也是公益行业剧变的四年。在2014年，北京市登记的社会组织有9091家，同年北京市开始实行“直接登记”的新办法，简化了组织登记的流程。到今年年初，在北京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了3.5万家。
活动空间是鸿芷的核心功能，在咖啡吧台旁边，贴着一份“课程表”，那是活动的公告板。根据其豆瓣小站的介绍，每年的活动量能超过200场。
在这四年间，鸿芷活动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一方面是话题越来越多元，鸿芷从一个环保为主的空间演变成真正多元的公益空间；另一方面是公益人的关注点越来越“技术”。霍伟亚谈起自己的观察：“可能也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大家更多地在讨论筹款啊、传播啊，这种跟机构生存相关的，技术层面的......还有的是公益人来这边聚会交流，可能聊的是99（公益日）、钱啊、生存啊，感觉大家在一起探讨的（内容），跟2010年前后感觉，其实已经不一样。”
以前都聊些什么？“谈赋权啊，谈参与式，还有谈公民社会。”霍伟亚回忆道。
公益人关注点的变化，与环境的变化、筹款和传播工具的兴起有关，而憧憬18世纪咖啡馆沙龙的霍伟亚，对这些技术讨论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作为场地提供方，鸿芷甚少会审查或限制活动内容。霍伟亚把鸿芷比作菜市场，有人卖青菜，有人卖胡萝卜，不同的话题和观点都自由流淌。
开鸿芷咖啡馆之前，霍伟亚做着一本环保杂志《青年环境评论》，这是一本没有刊号也不赚钱的内部交流杂志，基本只在环保圈内传阅。杂志和咖啡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被他理解成公共空间的不同载体，杂志通过铅字促成交流，咖啡馆更直接，人们能面对面地聊起来。
当然，两者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鸿芷咖啡馆从未曾靠经营达到收支平衡，更不要谈盈余了。鸿芷咖啡馆的收入一直由两部分组成：公益资助和经营收入。几年来，鸿芷的业务也日渐多元，增加了卖书展架，开办了公益产品店“鸿选益品”，还试过在附近办起青旅“鸿人会馆”。尽管如此，霍伟亚坦言，即使在比较理想的时候，鸿芷的经营也只能覆盖70%多一点的成本，“再往上我们就觉得很难。”
鸿芷经营的最后一天，一名儿童公益创业者购买了很多“鸿选益品”，包括笔记本、纸胶带、上面彩绘着花朵和奶牛的名片插，还有一盒环保铅笔——每支笔的里面都埋藏了种子。她和其他到场者分享道，最好的支持不是讲什么情怀，而是切切实实地买他们的东西；因为只有消费者变多了，公益组织才有动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自我造血，真正活下去。
这位创业者所购买的“鸿选益品” 拍摄：珊竹
在北京，随着社会组织数量增加的，还有公益空间、活动场地，同时线上分享会也日渐兴盛。鸿芷办活动的场地费是1000元，这比商业咖啡馆包场要便宜不少，但和免费空间比，吸引力就少了。
同时，张小柔也感受到公益政策环境对鸿芷活动的冲击。过去两年，《慈善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相继出台，很多国内草根公益机构处于学习法律法规的过渡期，国际公益组织也在寻求国内新身份，张小柔觉得，公益组织都忙于适应新环境，办活动的热度也会降低。
创立以来，鸿芷的活动数量呈现为一道抛物线，2016年是活动数量的顶峰，随后便出现滑坡。
鸿芷的活动告示牌 拍摄：小田
2017年，鸿芷减少了对公益资金的申请，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经营上。霍伟亚说，过去一直把鸿芷定位为社会企业，认为一定要完全靠经营收入来运作，但后来也会反思自己期望过高，例如欧洲的一些社会企业同样是“两条腿走”——同时依靠公益资助和经营收入。张小柔反思道，鸿芷此前并未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放开咖啡馆的所有权（类似于股权），让更多人能参与进去，在商业视角与数字化运营方式上也有待提升。
鸿芷的业务拓展，并未能实现其愿望。2017年底，团队决定将“鸿人会馆”转让出去，鸿芷的“轻量化运营”也被提上议程。
关闭咖啡馆的决定，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定下来的。3月1日公告发出后，霍伟亚和张小柔也没完全下定决心：“虽然提出来也没铁板钉钉，就是各种想，各种开脑洞。”
闭店晚会上，张小柔告诉在场的超过80位到场者，3月1日以后，她和霍伟亚又“至少看了31个场地”，“谈了几种投资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合作是在继续谈的”。
张小柔在闭店晚会现场 拍摄：珊竹
至少从经济层面看来，鸿芷虽困难，但也绝非真的“走投无路”；倘若想要继续，无论是众筹一笔资金，还是申请新的公益项目，都是有可能的。
从3月1日到5月20日，整整81天里，鸿芷咖啡馆门口都挂着猩红的倒计时牌，数字一天天地缩小。在鸿芷闭店纪录片中，张小柔说，她认为81天的闭店倒计时是一种“社会实验”，“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看看是不是大家真的需要恢复经营，大家会不会要为这一空间做出一种什么样的行动；如果大家只是哀鸿遍野、一片唏嘘，最后并没有什么行动，就要反思，这五年大家这样形成的一个机制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大家更多还是在观望。”
霍伟亚却表示，不用81天倒计时，一天告别就够了：“81天还蛮长的，天天心里头就是倒计时，门口那个东西我看了很纠结。”一方面，闭店让霍伟亚有了一种解放感，另一方面，他始终认同鸿芷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些年也办得不错，关闭实在是可惜。
到底是“解放”，还是“纠结”？霍伟亚说不清楚；但他知道，闭店与否，这决定着实很难做。
最初，霍伟亚“特别焦虑”，因为找不到下决定的“依据”。在作出决定以后，霍伟亚这样叙述自己发现的道理：“就像一面茫茫银湖上一片光芒的白色，你无所依据，但是呢，因为你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你依然能够前行。”
玻璃窗上，写着“我们依然相信公共空间的价值” 拍摄：珊竹
“我做公益这么多年，我以为我相信公平正义，相信这个社会需要一些有正义性的东西，需要一些信仰，但是我真的相信吗？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相信的时候，那些决定是不会很难做，其实有时候那个决定难做，是因为有些相信的东西可能都在飘，或者在游移。”
闭店晚会的现场，身着白裙的李欣田，淹没在挤挤挨挨的到场者中，仔细听着霍伟亚的这番话。李欣田在深圳一家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草根NGO工作，这天正好在北京办事，也来送别鸿芷。
“伟亚说的信仰危机，是很多公益人的困惑，” 李欣田告诉NGOCN，“世界观不是一个所见多了就自然形成的过程，好像一座图书馆不能只有书没有书架一样。” “书架”，指的是人们通过对意义的不断寻找和追问，主动建立起来的判断；在李欣田看来，正是因为没有牢固的“书架”，很多公益人才会被信仰危机困扰。
咖啡馆里有一件文化衫，上面全是公益组织的徽章 拍摄：珊竹
“很多人选择随机去碰，去期待未知将带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答案；不会的。交给缘分，那就是顺从了内心深处的惰性。更何况，往往公益事业做到更深层次，触及到社会层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李欣田继续说道。
鸿芷进入第五年，霍伟亚也将近而立之年，他也开始考虑“平衡问题”。回忆起过去“全身心投入”环保公益的日子，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把“父母、妻子、孩子，健康和友情”都可能忽略掉，于是担心起这种状态是否“可持续”。在为闭店晚会到场者朗读的原创诗歌《相信》里，他写道：“我相信我可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父母过得起有尊严的生活。”
《相信》这首诗写于2017年，正是霍伟亚很焦虑的时候——他怀疑自己“连家都养不活”。
张小柔的朋友圈里，有一位带着孩子来鸿芷的母亲。母亲把鸿芷设定为寻宝游戏的终点，当作一份具足仪式感的礼物，送给他的十岁生日。她说，孩子瞬间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倒计时的通告。睁着明亮的眼睛，孩子对她说：“妈妈，你们这些大人真的很笨，很不团结，不但保护不了你们想要的，还有很多人连自己想要什么都搞不清楚。”
在鸿芷和鸿人会馆，会遇到很多犹豫的人，焦虑的人，反思的人。
毕业生来鸿芷找霍伟亚聊天，说自己想做公益，却因家长的反对感到困惑，不敢为自己的未来作选择。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问全职公益人，你觉得做公益有前途吗，跟在企业做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学的专业能不能匹配啊。千里迢迢赶来交流的扶贫工作者，关了灯躺在鸿人会馆的床上讨论，你为什么要做公益，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你做了这么久，让你坚持下去的是什么。
犹豫、焦虑与反思，都要有安放的地方，要有“公益人在北京的港湾”。这也是张小柔创办鸿人会馆的深层原因。
咖啡馆的一角 拍摄：小田
2015年10月，程琳在北京找房子，一进鸿人会馆，就很果断地告诉张小柔：只要不嫌弃她东西多，她就来。张小柔爽快地说：“不嫌弃，你就住吧，反正到时候随便塞呗！”彼时，程琳每晚11点才能结束加班回来，她笑称自己“租的就是仓库”。
两点一线的日子，在又一个加班后的冬夜被打破。那一夜，程琳在鸿人会馆客厅，看到一个躺在坐垫上休息的陌生人，“当时我特别冷，又特别累，然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程琳回忆道，“他是一个非常擅长观察人的人，分分钟都能感受到我是否开心。”
这位陌生人，就是程琳后来的伴侣方思恒。方思恒在一家公益基金会工作。在相识相知的日子里，他们经常串门一起加班，身体不适时也会彼此照顾。
程琳说，鸿人会馆是她“在北京的一个家”，正是因为她对这个空间特别信任，所以她和方思恒的关系才能进展很快。确定关系后，他们同样惦记着会馆的公共性，照顾到其他居住者的感受，“都不会在会馆里的公共区域表现自己是恋人，拉手啊都是在外面。”
令程琳印象深刻的，是和一屋子的居住者一起拼饭，一起看《奇葩说》，讨论单亲妈妈的话题，方思恒也觉得这种讨论“蛮有意义的”；在这样的讨论中，二人的关系逐渐从最开始单纯的吸引，深入到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层面：“我们俩在价值观上非常相似，人生观上我现在看，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是两个人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鸿芷的告别活动上，人们在交流 拍摄：珊竹
“置业，置友，置爱”，于这对公益伴侣的亲密关系而言，鸿人会馆带来的，既是一种筛选，也是一种凝聚。筛选是因为，鸿人会馆在一开始并没有做广泛的宣传，知道的都是公益“圈内人”，这令程琳得以确证对方的品行，更轻松地找到与对方相处的模式；凝聚是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都是比较自然、相对自主的状态，你会更容易被别人感动，那个场让你觉得很舒服。真实的自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你会真实地表达，也容易吸引到真实的彼此。”
张小柔认为，虽然她所接触的公益人领域不同，但心里头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对公共参与的认同，这是他们“灵魂最闪光的优点”。霍伟亚说，公益能跨越种族、地域、行业、残障、性取向等种种藩篱，和每个人都有“人一样的交流对话”，他把公益的本质归结到：相互尊重，把每个人都当作人。
出生于1998年的陈志，是闭店晚会留到最后的到场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还在读本科二年级的他，已经参加过不少公益活动：在学校，他会服务后勤职工，陪他们聊天，帮助他们；在假期，他去做新工人的社会调研，为工人劳动状况的改善提建议。
“动力其实是来自被帮助者的开心，类似于这样一种反馈，就是会持续不断地让你去做。”陈志与其他到场者围成一圈，这样分享自己践行公益的原因。陈志说，现在的学生生活在“逼仄狭小”的象牙塔中，只有通过公益走出自我，参与公共生活，才能认识到生命是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探寻，从而“有这种力量把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地过完”。
鸿芷的玻璃门上，写着“开启你的公益生活” 拍摄：小田
2018年5月29日，微信公众号“鸿芷”发布文章《倒计时结束，但“鸿芷”还在，请不要走开！》：“未来会做什么，我们尚未确定。不过‘鸿芷’这个品牌还会存在，只是在踏上新的征程之前，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反思、更新，具体业务可能会在7、8月份确定。”
霍伟亚和张小柔在文中表示，他们决定“把感谢留在心里，展现在以后的行动中”。
读到这里，陈志又想起闭店晚会上，李欣田唱《生活就是一场战斗》的情景，唱到“用尽一生燃烧照亮那征程”时，她也几乎是拼尽全力喊出来的。
“一块儿唱，一块儿唱吧！”前面的到场者已把李欣田围成了一圈，听到同行朋友的呼唤，陈志连忙起身，加入到合唱的队伍中。程琳和张小柔坐在陈志身后的圆凳上，有节奏地挥舞着手机闪光灯，灯光恍若一团火，又像满天的星星。
鸿芷的最后一晚 拍摄：珊竹
“星光”朗照下，是鸿芷在银河SOHO的最后一晚；鸿芷所在的位置，也是两座大厦之间的桥梁。2014年签下这里时，张小柔和霍伟亚曾到地下广场，坐在台阶仰望这座桥梁，“当时我们就畅想，这也许未来就是公益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一个桥梁。”
感动之外，也有反思。李欣田认为，鸿芷采用公平贸易咖啡，在理念与细节上都能尊重劳动，很值得称赞，可它所选择的区位、装潢风格与文化内涵，“不管背后的资本意志占据了多大比例”，依然使其“在基因上缺少了一些接地气的因素”。尽管她觉得有不足，她依然认为能做到像鸿芷这样的公共空间，也还是“太少太少了”。李欣田最希望的是，更多公益人愿意放下信仰或门派之争，联起手来，在更多地方推广、建立和倡导更多公民讨论的空间。
5月21日凌晨1时35分，陈志与李欣田相谈甚欢，一同走出鸿芷咖啡馆的大门。
在他们身后，是玻璃窗上的粉色手写字：“今天，我们依然相信公共空间的价值无穷，因为精神之火不灭，因为她总在探寻一个现实世界的栖身之所。我们依然相信，不管形势如何，总有人还会行动起来……”
文中陈志、程琳、方思恒、李欣田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