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颇离奇的新闻是：有人竟跑到联合国告状去了！他们肯定是将联合国当作升堂断案的世界政府了。稍明事理的人当然知道，这远非事实。不过，你还是得承认，今天的世界虽无统一政府，也并非毫无章法，它已高度组织化，以致被许多人称为地球村了。任何组织都由一定的规则维系，地球村这样庞大的组织自然更不例外。那么，是谁以及用什么方式制定了地球村的“村规”呢？
近年来流行一个词：顶层设计。最高层的衮衮诸公，正在通过顶层设计来为我们谋划未来。最顶层的设计，无疑就是为整个地球村的未来绘出蓝图了。这并非空想家的浪漫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篇章，它就是二战期间世界巨头们为战后国际格局所作的规划。
说来似乎有点奇怪：战争期间烽火连天，巨头们对付战事尚且应接不暇，哪里还有心思想到规划地球村的未来呢？其实不然。正因为在战争中，人们对于地球村的混乱不堪才感触良深。试想，如果你目睹村子里居然有人杀人放火、无法无天，竟然没有任何规则加以管束，你最紧迫的想法，不是“赶快制定村规民约”吗？二战中，地球村的头头们岂不正作如是想！
1945年2月，在德国境内与太平洋上空都还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但苏联境内的雅尔塔——克里木半岛上仙境般的风光胜地——却平静异常，它是斯大林特别选来会晤罗斯福、丘吉尔的地方。眼看大战即将结束，这些肩负着世界责任的巨头，必须一起制定未来的蓝图。三巨头并非亲密无间的朋友，但经过四年战争血与火的洗礼，怎么说也有了点患难与共的投合，能坐到一起共商大计了。或许，斯大林与丘吉尔尚不失本能的狡狤，不时互相做点小动作。至于罗斯福，则完全显得是一位仁厚长者；况且他几乎已病入膏肓、行将宾天，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就是被斯大林占去许多便宜，似乎也浑然无觉。
巨头们的目的，就是要对战后的世界秩序作出安排。这种安排后来被称为雅尔塔体系，它就是人们期待中的地球村村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至今都生活在这一体系中。雅尔塔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二者统属于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因此，作出成立联合国的决定，乃是雅尔塔会议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成立某种“世界政府”的想法，早就存在于一些国际活动家的头脑中。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摆脱惨烈战争破坏的渴望。一战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成立国际联盟或者国联。吊诡的是，他自己国家的国会就不批准加入国联。这个没有美国的国联哪来效力？在二战开始时就停止了活动。还是由一位美国总统继承了威尔逊的遗志，他正是罗斯福。
罗斯福早就有建立联合国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43年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上，确认了成立联合国的目标。雅尔塔会议则重申这一目标，并就主要事项达成了协议。这一世界机构的诞生，就差挂牌了，而这件事就在1946年1月于伦敦举行的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完成。
至于更具体的世界政治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顶层设计”，则是更专门的事情，只能从三巨头之手移到专家们手中。这件工作由1945年前后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完成。
战后世界政治体系的灵魂集中体现于《联合国宪章》。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中国参加了后一半），就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达成了协议，这就解决了建立联合国的主要问题。宪章草案在1945年6月的国际会议上获通过；10月《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
由联合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涉及更复杂的事项，是在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是世界货币体系与世界贸易体系，它们都涉及许多专门问题，而且有赖于积累多年的经济金融方面的理论与实践。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44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确定了所谓布林顿森林体系。依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在1945年12月27日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二者于1947年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布林顿森林会议实际上也确定了贸易自由化的原则。1947年在“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关贸总协定》，这成为后来世贸组织的奠基石。
战后的世界体系或者世界秩序，并不是什么一开始就完全定型且凝固不变的东西，它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经历了逐渐演化的过程。不过，其原则框架大体上就是战后初期所确立的世界政治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它们都源于雅尔塔体系，可以看作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基本规则与权力架构；其主要原则，应当成为每个地球村村民的常识，因为它们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世界政治体系包括其原则方面与实际的国际政治运作方面，后者密切联系于联合国的权力架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原则方面，它体现于几个主要的联合国文件：《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
据说由中国第一个签字的《联合国宪章》，今天多半被当作官样文章而无人关心。它共19章111条，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成员国的权利、义务及主要机构的职权范围等。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宣言》共计30条，其中，3—21条规定了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22—27条则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粗而言之，这两类人权可分别称之为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前者可清晰界定，具有可操作性；后者冠冕堂皇，但大而无当，没有可操作性。这种区别注定了在国际社会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往往东西方各执一词。为满足上述两方面颇异其趣的要求，联合国后来通过了两个平行的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者都于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1976年正式生效。
世界经济体系由布林顿森林体系演变而来，主要体现于三个从属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中尤以世贸组织最为重要。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组织。在布林顿森林会议期间甚至实际上已确定《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贸易自由化原则，它包括更细化的如下原则：平等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等等。
布林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由当时的美国助理财长怀特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由于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一体系于1970年代被废除。但紧随布林顿森林体系而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却存在至今。
如果说，战后的世界政治体系同时反映了东西方的政治现实、理念、主张与行为逻辑，那么，世界经济体系则基本上是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这反映了战后西方经济的压倒性优势，也反映了固守封闭经济的前苏联，对于一种制度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兴趣。
曾因各行其是而茫无头绪的地球村，有赖于战后的制度性安排，总算有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大体上维持至今。今天，对于旧秩序的愤懑与抵制，几乎同时从东西方发起。新崛起的东方大国不满意于地球村的老大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权，声称要获得制定规则的平等权利；特朗普掌控下的美国，则抱怨地球村的旧秩序让美国付出太多，从此要改弦易辙，坚持美国第一！如此一来，维持了70多年的战后世界体系的去留就成了问题。
首先不妨清点一下：该体系的得失如何？
● 三巨头几次会晤筹划未来秩序安排的初衷，主要就是要避免二战那样的惨祸。应该说，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人类战后享受了长达近80年的和平，正是这种和平环境，培育了空前持久且高水平的经济繁荣。只是，人们可能会心存疑问：战后和平究竟得益于超级大国的强势主控，还是真正受惠于战后体系的积极作用？
● 在苏联参与的情况下，三巨头绝不可能讨论对未来制度选择的建议。而现实的世界潮流显然是：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主导的那半个世界，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致使政治哲学家福山，在上世纪末不禁欢呼历史的终结！这一结局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后国际体系，可能是一个不易看清的问题。但和平的环境、市场化取向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等，肯定大大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热情。
● 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具有全球参与规模的多种国际项目，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有这些，都让今日之地球村，达到了当年三巨头在雅尔塔不曾梦想到的境地。但仍然有来自各地的大声抗议与低声嘀咕，这表明胜利与成功中伴随着失败与挫折。
● 最大的怨恨来自穷困者，这表明这个世界两极分化严重。几乎每次大型国际会议，都引来了抗议人群，他们倒不见得是穷人——穷人多半到不了那些场所——而是打抱不平者，他们使劲地为那些不幸饥肠辘辘的人大声疾呼，谴责全球化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 地球村的阔人们也并非全都那么发善心想着穷人，多半为自己抱怨环境恶化：空气变差、雾霾频现、气候反常、疾病流行……。这些，可是当年战后体系的设计者绝对想不到的。
● 地球村少了希特勒式的大恶魔，却多了行凶作恶的小恶棍，即四处出现的恐怖分子。这与雅尔塔体系看似无关，实则有缘：谁叫你让一部分人太成功，让另一部分人太悲惨，以致悲愤难平、决意捣乱！
如此说来，对于战后世界体系的评价或者观感就好坏参半。那么，会来一次新的“顶层设计”吗？确实有一些人在翘首以待，还有一些人则在跃跃欲试。地球村又到了一个“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吗？这正是自命不凡的人搬嘴弄舌的时候。
我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绝不轻信任何欺世盗名的救世主传播的新福音。我也不认为今日地球村之村规无可挑剔，但换一套新规或许更坏！福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当然不免太高估了现实，他自己后来也修改了看法。但如果地球村原有的一套规矩仍然具有合理性，或者其生命力尚未耗尽，就没有理由盲目地改弦更张、自找麻烦。
战后的世界体系中，至少有两件宝物仍然值得珍惜。
其一是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联合国至今都不是特别权威的机构，今后也难指望它会很快变成一个令行禁止的世界政府。但它毕竟在其权力可及的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当然对付不了蛮横大国；但对于触犯众怒的小恶棍还是起作用的。例如，对于公然侵犯科威特的萨达姆、敢炸民航机的卡扎菲、敢造核弹威胁邻邦的金正恩，联合国所主导的国际制裁，或许仁慈了点，但毕竟见了效果。
其二是市场导向的国际贸易体系。它给世界带来了繁荣，多受益者自然欢欣鼓舞，而少受益者则怨声载道。这种局面任何时候都免不了。但自由与繁荣宿命般的永久搭档，终于成了人类的清晰认知。
现有国际秩序的以上两方面，简单说来就是秩序与自由。我们能摈弃秩序与自由吗？但因此断定它们就是世界的未来，则无说服力；那是错将应有的东西当作必有的东西了。不过，我断言它们势将成为必有，其理由很简单：“应有”的东西已在地球村造就一大批强势居民，他们将决意且有能力争取并维持“应有”东西的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