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退潮是从英国“脱欧开始。英国“脱欧”，除了给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无法准确预估的不确定性外，它还意味着已艰难维持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了一次不可逆的重大挫折。英国“退欧”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泛滥，是“反全球化”潮流和势力的胜利，是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倒退。
环顾今日全球，“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力量在急速上升。在美国，两党候选人在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说“不”，偏好孤立与保护主义的曼哈顿房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得势并受到普遍欢迎，其鲜明的“反全球化”立场不禁让世人担忧。
美国及更多国家的案例在强化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均是相关各方利益驱动的产物，其损益变化和失衡之时，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此消彼长之日。
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决非偶然，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实力和意愿均明显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超级经济强国，在享有经济和金融霸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帮助世界市场出清和维持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结构性失业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民粹主义泛滥。面对这样的困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退出TPP谈判和“巴黎气候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甚至多次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从多边主义立场的节节后退，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制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的本质是追求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终极目标是没有错的。现在的情况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所谓的全球化只搞了一半，各大国就开始互相使阴招。
从发展趋势看，“反全球化”现象将长期存在，但各种力量将出现分化和重组，其前景是否乐观也并不明朗。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尽管全球化遇到了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无疑是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是有助于改善全体民众的福祉水平的。那种认为必须摆脱全球化、走民族主义道路的观点，是行不通的，把已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与社会倒退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源点，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是它们的实力正在衰退，原因不在于他们市场经济的退化。而是他们在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正在减少，原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来源于全球资本对全球资源的横扫与掠夺，特别是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由此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正逐步下降。
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应积极推动并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理性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是：对内，尽力改善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体制机制，对内向人民开放所有的行业，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可能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对外，积极广泛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尽可能降低全球化游戏规则中不平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核心是对内向人民开放所有的行业，打破行业垄断，所有的行业向人民开放，资源交给市场配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国人民创新创造的积极性，通过全国人民的创新创造对我国的产业进行升级，只有中国的所有产业升级后，追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才有能力推动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