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一）七夕
七夕，是鹊桥相会的日子。这个夜晚看起来有些喜庆，但是，这是一整年的凄凉等待换来的。
爱情的神话，只适合于在文学作品中演绎，一旦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旦成了吃喝拉撒睡的现实生活，一切的浪漫都会黯然失色。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想过情人节的人们，如果你天天给他情人节过，按照人的通常表现猜想，一来呢，他会腻歪；二来呢，习以为常会蚀掉所有的激动与热情。
“七月七”，在我的印象中，有两点曾在乡村的记忆中留存。第一点，以前的乡下人，从相亲到成亲，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像现在，快餐式的闪电婚配。过去，对准备婚嫁的人家来说，农历的“六月六”与“七月七”都是约定俗成的好日子，都会有一些与成亲准备有关的动作。比如，“六月六”如果是好天气，就会“晒嫁妆”〔家乡方言叫“晒陪纺”，我是按读音写的，实际没见过那三个字。〕，估计一是怕嫁妆经过三四月份的潮湿在柜子里发霉变味；二来呢，也是在向乡亲们“秀”自家姑娘的手巧——那时的嫁妆有许多是由姑娘自己制作的。第二点，是先祖母说的，“七月七”是“乞巧节”，是姑娘们的节日，据说有一定的仪式，要引天上的仙女下凡。因为只有朦胧的记忆，详情都遗忘了。
七夕鹊桥会的概念，来自于语文课本。就是讲牛郎织女的那篇，记忆犹深。将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选入语文课本，对这个故事的宣传效应可想而知。许多七夕的概念都发源於此。
（二）牛郎
牛郎，原本是神话故事里的一个普通人物。不知道什么时候，“牛郎”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成了“男公关”的代名词。就像当初“小姐”是对高门富户里未出嫁的女孩子的尊称，现在却成了“失足妇女”的特殊代号一样。
牛郎和武大郎，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仅从字面看，要找相似点，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他们都是“郎”。从文学深层次看，牛郎和武大郎其实是有相通、相似之处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相通与相似，不是字面的，也不是表面的。牛郎和武大郎的相通与相似，在于牛郎有个织女老婆，武大郎有个武松弟弟。这种境况的产生，实际是创作者对于民众“补偿心理”的一种利用。说好听点，这叫心理满足；说不好听点，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意淫。武大郎是弱势的市民，会被各种官方、无赖或者官方与无赖相勾结的势力任意践踏、欺侮。这样的社会身份，使得武大郎根本没有任何释放怨恨的机会和出口，所以，作者给他一个英武神勇的弟弟，可以打死、杀死那些恶人、坏人。通过武松，为武大郎一类的人，塑造一个情绪的出口，不至于压抑至死。牛郎是个放牛的穷小子，说实在的，他个人的吃穿用度可能都是个巨大的难题，更不要说娶媳妇了。再者，在门当户对理念的背景下，牛郎的通常命运，大约也就是娶个村姑了其一生吧。故事里的牛郎，却得到了一位下凡的仙女。这对许多穷小子来说，一个放牛娃都可以娶仙女，那么自己对高楼绣户里的大家闺秀有点想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吧。牛郎的出现，给无数穷小子未来的婚恋有了巨大的幻想空间。
（三）情人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有了一种能耐，就是可以把一切事体完全娱乐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专制枷锁下的灵魂，大约会有两个结局，要么沉默至死，要么娱乐至死。国人今天的全面娱乐，猜想或许是所谓“二千年封建统治的遗毒”没有廓清，猜想归猜想，实情如何，我不想深究。
上述这种能耐，其表现之一就是：除了清明节，凡一切进口的“洋节、本族的“土节”，国人都可以把它过成“情人节”。
西方的“情人节”，严格意义上说，是基督徒对“正义”和“爱情”的纪念，是对因“正义”和“爱情”而牺牲生命的某个人的敬仰和尊重。这里面有宗教、有斗争、有爱情、有死亡。当“情人节”在基督徒以外的民众中流行的时候，这个节日已经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完全世俗化，没有了血腥，满含了浪漫。
在中国众多的节日中，没有明目张胆以“情人”二字来为一个节日命名的。这是中国人含蓄、男女大防、传统礼教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
在“情人”这两个字泛滥之后，“情人节”的内涵也变得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