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爱国

如果有哪个国家自称的爱国者最多,那肯定是中国;如果有什么国家的国民最不在意损害国家利益,那也一定是中国!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我们这里的许多爱国,究竟价值几何?如果仅仅是一种无须担负任何责任的爱国——不妨称之为廉价爱国——,它是国家所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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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奇葩

对祖国投注爱的激情,当然是爱国的极致。于是,就有了对祖国的种种示爱,其中不免参入一些奇葩。最近的一件奇葩,是有人情不自禁地呼喊:祖国啊,你今年70岁了!听听我的祝寿吧。这些人就不想想,70年前你或者你的上辈没有祖国吗?

近年因获圣眷而崛起的爱国标兵周小平,我们已经久仰了;其爱国名言之多,不胜枚举。最近的记录是:对于美国制裁中兴公司,周小平称“这是很大的利好消息,这是自主创业的大好机会。”难道你就不担心,话说过了头,你的老板也会不高兴吗?

我在网上走动不多,孤陋寡闻,以致没有及时见到一种最新发明:吓尿体。据说这种体裁的网文威力超强,能致敌于死地。确实,单单是其标题就会将人吓一大跳:“美国吓尿了:中国空天轰炸机一小时可毁灭地球”、“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中国秘密武器无敌了……美国吓尿了”、“内部人士曝东风26为何会令美国吓尿了裤”、“中国雷达成功追踪F22猛禽美国媒体吓尿”……。已经尿流遍地,不能再举了。

写吓尿体的“爱国者”有两大优势:无知且无耻。因为无知,才敢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传闻搬上网;因为无耻,才敢造爱国谣,吹嘘能吓尿美帝,实际上只能笑尿别人。最近造的一个爱国谣说:中国发明了一种新武器“航公”,排水量10万吨,所载武器是一根100万吨的铁棒,将其直插美国航母,航母就完蛋了。当然,这种谣言吓尿不了美帝,却能使造谣者赢得掌声。

如上的爱国,无论表现如何奇葩,倒也不直接侵犯他人。有一种爱国,需要以破坏或者侵犯为代价,这是一种勇猛的爱国。不过,勇猛的爱国者未必是真正的勇士,因为他通常只是选弱者下手,就如同随手捏一只乖弱的家猫一样。

2012年9月15日,全国神秘地步调一致,爆发了反日大游行。50岁的李建利活该倒霉,恰好这一天在西安大街上开着他的国产日系车,被游行队伍围个正着。21岁的泥瓦工蔡洋岂肯放过他?二话没说,手持U形锁猛砸过去,李建利顿时头脑开花,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对于凶手,他只有一句话:愚昧!愚昧的代价是无辜者的伤残与自己的十年班房。

一个21岁的泥瓦工,大概也没什么文化,“愚昧”二字似乎能交待过去。但一些看来并不愚昧或者不应愚昧的人,干的事情也聪明不到哪里去。在那个比“9.15大游行”规模更大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一群大学生硬是将“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所——一把火烧了!点火者为北师大学生匡互生。这位匡同学虽然读了一肚子书,也不想一下,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该由曹汝霖负责;更一般地,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是否足以改变巴黎和会的结局。

略论爱国

今天尽人皆知的“爱国”一词,其实其历史不早于民国之前。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无爱国观念,但一直被隐藏在重要得多的“忠君”之下,并无自己的独立表述。只有在皇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爱国”才被提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爱国”有关的概念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并不是时下一些单纯的爱国青年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至少,爱国心、爱国表达、爱国行为、爱国主义等等,是一些相互关联却彼此有别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最基本的当然是爱国心。要想表述得正式且严谨一点,不妨说:

爱国心是个人对于祖国所怀有的一种敬畏、崇尚、眷恋、归向与维护之情。

爱国心是个人归属关系与人生经历的自然产物,它不假思索。爱国心的表达可以矫饰、伪装,但爱国心本身却十分纯粹,它与个人的爱国深浅无关,也与个人的修养政见无关。爱国心近于本能,无需思维的提炼与学养的滋润,而且遍及高官大吏与市井小民,因而无所谓高尚可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是德国人;马克思几乎一点也不爱他的祖国,恩格斯则略具爱国之情;没听说他们互相有什么责难。想通过爱国心来展示高尚,纯粹是一种无知;但无爱国心却足以展示人的基本缺陷。爱国心很不同于其他爱心:不像性爱那样缠绵,也不像对父母之爱那样亲昵。爱国心是渺小的个人对庞大国家的爱,是部分对整体的爱,是一种“仰视”的爱,其中多有敬畏的成分,或许因此而更不容易改变。爱国心人人都有,但深浅却各个不同,从几乎毫无爱国心到狂热地爱国。

仅当个人表达出爱国心时,他人才知道,某个人爱国心的多寡深浅。但表达可能虚假,因此真实的爱国心还需要某些真凭实据。表达爱国心有两类情况:自然流露与达到功利目的;后者包括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以自夸,或者以爱国热诚来换取荣耀职务,等等。表达爱国心的方式既可以是言论,也可以是行动。例如,周小平与蔡洋就分别用言论与行动来表达各自的爱国心。至于他们的言行是否真出于爱国心,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们能说,蔡洋砸破李建利的脑袋是爱国行动吗?我们宁可保留爱国行动这个词,将它用于更庄重的场合:

个人或群体出于爱国的动机而进行的、实际上有利于国家的行动,称为爱国行动。

这样,文革中冲击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就算不了爱国行动;而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却是爱国行动。可见,一个行动是否为爱国行动,是需要客观地认定的,而不能由个人或怀有偏见的少数人说了算。当然,无论谁说了算都可能留下争执,以致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难以定性,至今成为悬案。例如,在1929年发生于东北边境的中苏战争期间,国内各地都有谴责苏联侵略的示威抗议活动。对这些活动如何评价,迄今官方都没有明确说法。这就意味着,在官方文献中,那些活动是否为爱国行动仍为悬案。

严格地限定爱国行动的范围,尽可能杜绝那些假爱国之名以售其奸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外无强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在国家的强力保护下,以激进的方式表现爱国,是一件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却往往能收获美名的事,何乐而不为?这样,廉价爱国行动或者伪爱国行动就层出不穷,成为一大祸害。伪爱国行动的制造者行为偏激,居心叵测,祸国祸民,往往在酿成灾难之后在爱国名义下获得保护,甚至被捧为英雄。更严重的是,这类事件屡屡发生而得不到清算,使得社会弥漫着宁左勿右的气氛,贻害少不更事的年轻一代。在抗日游行中,将U形锁朝日系车主头上砸去的那个年轻人,本人也被害得够惨;是谁在害他呢?

爱国者的责任

爱国心本身并不连带责任。责任心不同于爱国心,不完全是一种由归属关系自然决定的禀赋,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修养与生活的磨练,各人的区别可能很大。有些人有极大的责任感,履行责任已近于本能,并不需要意志力的督促;有些人完全无责任心。大多数情况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依据责任心的不同,爱国者相应地区分为两种类型:有责任感的爱国者与不履行任何责任的爱国者。两者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爱国者与廉价爱国者的区别。

真正的爱国者肯定不多。理由在于,完全地履行爱国责任谈何容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为尽爱国责任而须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流汗?流血?丢脑袋?你一旦认定了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只能义无反顾,在所不辞。这样,真正爱国者的故事,就不能不惊世骇俗;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彪炳史册。

至于廉价爱国者,则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下不失豪言壮语,信誓旦旦,要以身报国;但一旦责任真的降临,哪怕伴随着一点风险,也避之唯恐不及。彻底的廉价爱国者或许并不多;但一定程度的廉价爱国者,则所见多矣!

爱国贼

爱国本来是一种好心态,无可厚非。即使因爱国心切而过了头,陷入非理性爱国,只要没有非理性的行为,也不致为害;即使有某些非理性行为,例如盲目抵制外货之类,也不致造成重大危害;即使因无知、盲目而且任性,造成了较大危害,例如在爱国大游行中打砸外商,造成经济损失,只要不是居心叵测、蓄意生事,也还是一个予以规劝、教育或者适当惩戒的问题,未必就是误国奸贼。只有那些借爱国之名,行欺世盗名、谋取名号权力之实,不惜误导民众、危害社会的人,才是应当被社会唾弃的国贼。颇具想象力的人给这类人安了一个头衔,唤作“爱国贼”,实在贴切之至。爱国贼其实并不爱国,只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售其奸而已。在一个爱国口号淹没一切的年代,欲售其奸者不打爱国旗号,难道还打汪精卫的旗号不成?

问题是,真有“爱国贼”这种人吗?岂止有,且不少见,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特产。鼎鼎大名的王立军就是一个。此人善唱高调,争得全国标兵的美誉,爱国旗号还竖的不高?但一溜烟工夫就投奔美国领事馆了,还不算爱国贼?但王立军已经是死老虎了,光说这种爱国贼没意思,不如看点其他货色。

那个自称是孔圣人之后的北大教授,行为乖戾、举止失常,不妨认为是个性使然,不去说也罢。在朝鲜的疯狂举动被举世谴责之后,此人仍然去朝鲜朝圣,且对独夫民贼赞誉有加,虽然令人作呕,但那是他的言论自由,无从计较。薄熙来在重庆谋大事之日,此人机会来临,没有少要研究经费,固然被学界视为不齿,但那时风向如此,别人无可奈何。但单单一件事却难得到宽恕:他竟以不堪入耳的粗话辱骂香港同胞!怎么说香港也有700万人,通过侮辱700万人来表现爱国,这不是贼是什么?

还有那个奇葩媒体人,曾做过电视主播什么的,与孔教授恰成一对。倒没听说此人自称太史公的后裔,不便乱说。但其本事,似乎比孔教授更胜一筹:他一样从薄熙来那里拿到巨额经费,一样在舆论界兴风作浪、名利双收,一样在朝鲜得到特别礼遇、对这个奇葩王国顶礼膜拜,一样靠痛骂美帝浪得爱国大名——但有一样却为孔教授所不及:这个反美斗士居然跑到美国当主播去了。去美国并不犯法,但一个在中国媒体界混了几十年,从来都是一种与美帝不共戴天的姿态,怎么能说走就走了,根本不给国人一个交待?一个公众人物,误导民众几十年,伪装几十年,不是爱国贼是什么?

在中国当鹰派,肯定是最顺当的爱国之路。和平时期的鹰派,尽管张开嘴巴说大话,既不必担心承担应验的责任,也不必赴汤蹈火、身体力行。只是鹰派过了头,也不免惹麻烦。一位将军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突发奇想,对境外媒体宣称:中国已作好与西方对决的准备,一旦有事,将让出西安以东的200个城市,即使半个中国化为灰烬,也能在随后的反击中战胜对手。献如此奇谋异策,也算顶级爱国表现了。只是这样一来,岂不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让举世骂为战争狂徒?个人说说或许挺快活,但从一个现役将领口中说出,岂不让世界误判中国意图,以致危及国家安全?这个祸闖得有多大,稍有常识的人都十分清楚,完全用不着解释。只是据说这位将军是元勋之后,为他准备好的那个“爱国贼”头衔,也就不忍出手了。

没有人将爱国贼与卖国贼作过比较。况且,在和平时期这种比较不免太空泛,显示不出实际结果。不过能够肯定,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好当、更具欺骗性;至少,在尚未听到炮声的时候,情况必定如此。因此,说当下爱国贼危害更大,未必没有道理。

在当下的中国,数落爱国贼肯定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愿听到这类说法的人,不妨让他们听听一些著名西哲的看法,或许能长点见识。

马克·吐温:“说到爱国主义,那简直是骗人;这常常是一个纪念抢掠的词语。”

爱默生:“当整个国家大声叫嚣爱国主义时,我不得不探究他们手掌的洁净与心灵的纯洁。”

塞缪尔·约翰逊:“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如果你觉得这些说法有点骇人听闻,请稍安勿躁,不妨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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