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业有所值”，不太可能有人喜欢高危职业。但哪些行业属于高危职业呢？秘境探险？林海猎豹？从军厮杀？高空作业？这些固然都颇具风险，但未必让所有人视为畏途。真正让所有人深怀恐惧的高危职业只有一个：君临一个非法治的社会——中国人喜欢将这说成坐天下。但那不是人人可欲的美事吗？那么就看看古今坐天下者命运如何吧。
古代君王
一说到古代君王，你大概会立刻想到那些快活天子，真是其乐何如哉！不能说没有快活天子，今天依然活跃在清宫戏舞台上的乾隆大帝就是一个。无论从什么指标来看，乾隆的幸运都无与伦比，堪称史上之最。他是史上最长寿的皇帝（1711—1799），活了89岁。他在位时间之长，仅仅屈居于其祖父康熙之下，整整做了60年天子。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自愿且安全地退休的皇帝：85岁时将龙椅让给了儿子嘉庆。只是，最后3年并未真正放弃权柄，因而实际上是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自认功德圆满，自称“十全老人”；不仅统治有方，也享受有术，其乐融融，快活无比！否则，他哪能有闲情逸致，给世人留下4万多首诗，其他皇帝即使能诗也是望尘莫及。
但仅仅一个乾隆、甚至十个乾隆，也不足以断言：历来天子洪福无边。史上更多的是苦命天子，而且其苦难远超常人想象。
人生幸福的底线大概应当是得以善终，但就是有接近一半的皇帝上不了底线。有人统计出，中国历史上总计611位皇帝，不得善终者竟高达272人，占了44%！没有人去阴间地府采访这些人，问问他们是否还想做天子；我相信大多数人未必肯再来一次。
在很多情况下，不得善终的皇帝还连累了他的儿孙。争夺皇位时的骨肉相残，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自相残杀。南朝的齐明帝为夺皇位，接连废杀了两个皇帝，而且将被废者的儿孙斩尽杀绝！且慢谴责篡位者穷凶极恶，他们岂敢不如此，这是生存之道啊！倘让对手留下一个后人，坐龙椅者岂能有安全感？这个道理，就连动物都懂得：我看到报道，非洲雄狮赶走老雄狮并占有其配偶之后，一定要杀死原有的所有幼狮！
那些因天下崩塌、惨然自裁的帝王，常常在死前杀死自己的儿女。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先了结亲生女儿，留下的诀别赠言就是：愿你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倘有人录下这幕惨剧，该让多少观者垂泪！
除了这些典型事例之外，更多横遭不测的帝王，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根本进不了后世人的视野。因此，历史所能提供的帝王生活图景，根本不足以表现帝王“职业”的那悲惨的一面。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在历史上创下了频换皇帝的记录：1294—1333的39年间，共历9帝，平均每帝4.3年；1308—1333的26年间，共历8帝，平均每帝3.2年；1329—1333的4年间，历4帝，平均每帝不足1年。没有理由相信，这些短命皇帝都是正常死亡的；他们有什么动人的故事留存于史吗？
如果你目睹了这一切，还能认为当皇帝是一个安全职业吗？坐在龙椅上也许快活无比，所获无限，那确实是无与伦比的高回报。但是正如现代人常说的，高回报总有高风险相随！这难道不公平吗？我不知道，帝王们该如何权衡这种风险与回报；但那些死于非命者，多半连权衡的机会都没有了。
现代领袖
辛亥之后，帝王时代的那一页看来就翻过去了，但旧的故事似乎还在延续。
现代领袖当然不再需要龙椅，那张陈迹斑斑的旧椅子已不再有吸引力。但“权椅”仍然不可缺少，无论它有形还是无形。那么，坐在最高或者“次高”权椅上的人感受如何呢？
说及现代领袖，人们首先想到的无疑是至尊的伟大领袖，以致许多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他至少还有6位前任——自陈独秀至张闻天。正是这些前任在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些引人的故事。
前任中最著名者当然是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中共的真正创建者，在掌管中共的7年中过得极不轻松，主要的经历就是与斯大林的代表吵架，同时也少不了与蒋介石等人争执。这个一生都追求独立且冲动、暴躁的人，从没有驯服的时候。1927年，斯大林因其荒谬指挥而贻误中共，需要一个替罪者，这个人只能是陈独秀！这个最不可能降于任何人的人，被以右倾投降派的罪名遭整肃。此后14年是不间断的苦难：1927之后是蒋介石追捕的在逃犯；1932年被捕并被判刑；1938年兵荒马乱之际，他年届花甲，拖着病弱之躯，流落到四川江津一偏僻之地，但仍然笔耕不断，直至在贫病中惨然离世。
陈独秀之后的十年，是中共频繁换帅的动荡时期，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领袖，且几乎每一任都下场惨烈。瞿秋白（1927—1928），以“左倾机会主义”罪名下台，1935年被蒋介石捕获并遭处决；李立三（1929—1930），以“左倾盲动主义”遭清算，到苏联坐斯大林的牢，文革初因不想再坐牢而自杀；向忠发（1931），唯一一个出身为工人的领袖，被捕后立即变节，但仍然未逃一死；博古（1932—1934），江西苏区失败的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之一，1946年从重庆回延安途中时死于空难；张闻天（1935—1938），在遵义会议后，颇不情愿地接任总书记，他不热衷于权力，因而被毛称为“开明君主”，最后将其职务让给了毛。“开明君主”也未能逃过后来毛的整肃，1959年被作为彭德怀集团的成员遭清算，文革中被流放到广西、江苏等地。1976年，因其心脏病被有意不予治疗而病故。
对于舞台上领袖人物的来来去去，毛有一个著名的总结，叫做“十一次路线斗争”。当然，在毛之前的所有下台领袖，都是路线斗争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其人生际遇，就毫无亮色可言。被谴责者还包括张国焘、罗章龙、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这些人或许一度接近最高职务，但并未真正成为领袖。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中，最具悲剧性的无疑是刘少奇、林彪两人。他们都曾经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不能不说实际上体验到了最高职业的酸甜苦辣。至于这一职业的风险有多大，他们当然比谁都更清楚，因为他们都没有逃过这一职业的魔咒。
刘林两人情谊如何，不得而知。在刘失势之后，林彪不可能不表现出与之势不两立，不管那是出于真心还是表演。但就情理而论，他们二人是最值得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今日他们在另一世界聚首，或许会同舟共济吧。无论刘林在性格、气质、学识上有多大差别，他们的命运却几乎相同：都依靠全力挺毛而崛起，都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都支持毛的每一次整人运动，都在老二的位置上循规蹈矩，但都以“篡党夺权”的罪名而惨遭清算，不得善终，且都使自己的家人同蒙惨祸，只是林家更惨：几乎全家都陪葬了。
那么，“与人斗其乐无穷”、且斗倒了每个对手的伟大领袖呢？他不是独享了全部幸运吗？但你不妨想想，无数（真实的或想象的）对手的威胁、大跃进惨败造成的惊恐与焦虑的煎熬、林彪事件的沉重打击、因过度清洗造成的孤家寡人局面、晚年实际上没有任何朋友的孤寂、以阅读《枯树赋》打发最后时光的凄凉——如果考虑到这一切，你还能说他每天都如沐春风吗？毋宁说，他在消灭所有对手的同时，也击倒了自己。因此内斗没有胜利者。于是，他就让世人明白：
伟大领袖也成了内斗的落难者，只是他是一个最特殊的落难者。
坐天下的高风险，似乎在所有人看来都已明如白昼。但到1980年代，整个国家都处在“解放”后的狂欢中，竟然都真诚地相信，历史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如果说，“身居高位者必遭劫”曾经是一条铁律，那么这条铁律似乎将不再适用了。
但事实很快证明，这种乐观并不足信。新的落难者是胡赵二人。
胡赵二人的落难特别让国人难以释怀，这基于多个都很强烈的理由。首先，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期待盛世降临的梦幻中，难以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唤醒。其次，国人千年不变的倾心期盼，就是明君贤相，而不是什么制度文明。像胡赵这样不可多得的的开明领导人，已经让那时的大多数国人满意，对此两人的突然被废黜，不能不在人们心中唤起对极左年代的恐怖回忆。而且，那些竭尽全力贬斥胡赵并取而代之的人，在人们心中并没有什么好印象，这尤其增加了胡赵落难的悲剧性。此外，开放之后人们接触的文明价值更多，人们不可能将胡赵当作又一轮“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胡赵的落难加强了一个认识：连绵不绝的舞台换主，彰明较著地展示了一种制度性宿命：
在非法治环境下，身居高位者多半没有好结局。
安全源于法治
古代君王之被篡杀与现代领袖之被废黜，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若论其实质，则不妨说都系于一件事：权力得不到安全保障；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权力的更替与维持没有进入法治轨道。
无论是古代的君主专制，还是现代的专政，都不可能有真正有序、稳定、公平的权力继承制度，剩下来的就只能是无止无休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所展示的吞噬生灵、德性、社会理想的恶魔形象，已经举世皆知。正因为如此，官方才特别忌讳谈及它。只要外媒指称某个国内事件为权力斗争，官方必定愤然反驳，直指其为“别有用心的恶意歪曲”。其实，否认一个明如白昼的东西，不过是自曝其短罢了。
正是官方自己频频提及野心家的“篡党夺权”，倘这无涉权力斗争，天下人真是白识字了！正是连绵不绝的权力斗争，使得“坐天下”者没有安全感。
对于任何职业来说，不安全感正比于职业的风险率，而风险率决定于长期统计中落难者的比例。如果前两段所举事实可信，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无论古今的坐天下者，遭遇某种不幸的比例奇高，至少超出了幻想着太平盛世者的天真想象。而这又意味着，“坐天下”者的风险率已经高到绝对不可忽略的地步。事情至此，要大人物们如何能有安全感？
这样一来，在中国，无论身为君王，还是贵为领袖，岂不都成了高危职业？然而，这种职业已经被赋予极端的尊贵与崇高，要将它与“高危”二字连缀起来，岂不大碍观瞻？一个几乎人人垂涎的职位，一个被万众仰视的身份，居然成了“高危职业”，初听起来，确实不免骇人听闻，甚至觉得似乎有点亵渎神圣。
但事实俱在，历史不可欺啊。你不相信吗？或许，你将有机会去天国，在那里面见历代至尊，他们将告诉你宝座后面的所有秘密。
只是，人们不免纳闷：怎么这种稀奇事大多出在中国呢？
非也，西方的君王还不同样战战兢兢地日夜守着自己的头颅！如若不信，不妨去天堂问问英国查理一世、法国路易十六、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还有古罗马的凯撒、卡里古拉、尼禄……。只是，今天西方已是另一番光景了。今天的西方政要，当然无权赖在位子上一坐到底，但至少不存在任何人身安全之忧了。
其中的诀窍何在呢？法治而已！是法治带来了权力交接的程序化，任何不安全因素都消蚀在法律的管控中。
西方政要所能有的那种安全感，正是中国政要渴求而不得的。我们的领袖，固然处于至尊之位，但不能不时刻担心着种种风险：某个赫鲁晓夫进入卧榻之旁；某个胆大妄为的家伙伺机篡党夺权；某个急登大位的权欲熏心者演出逼宫戏；某个篡逆之徒组织小舰队……，那真是防不胜防，岂容你安然入睡？
种种风险，无不归结为一回事：得始终防备着夺权的对手。
觊觎最高权力的对手永远存在，西方也不例外。但在法治秩序下，这种对手面临两道不可突破的防线。其一，在法定程序之外，试图进入最高职位的人根本没门可入；其二，任何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危害最高职务者的安全与尊严，除非依法提起诉讼。总之，安全保障源于法律，而挑战法律无异于挑战国家，唯有自取毁灭。
如果当年伟大领袖建立了法治，让他寝食难安的那些对手，就被法律管着了，何至于日夜担惊受怕，警惕着赫鲁晓夫而寝不安席！然而，他却终身与法治无缘，只能不断去折腾臣下与百姓，同时也将自己折腾到在孤寂中凄然离世。